[摘要]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史表明，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是不同的，资源与财富注定由后者向前者转移，外围国家承担不同程度的福利损失。持续逆差将导致外围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和贫困的境地，进而打断经济发展进程；持续顺差将为一国开放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条件，但其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必将伴随着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及其福利损失，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刻不容缓。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收支；资源与财富；出口导向战略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6-0207-05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极，在为全球经济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备受指责。而由于国际收支失衡，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冲突愈加严重，导致巨大的福利损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围绕全球经济失衡，学界提出了诸多理论，如各国储蓄率差异论、美元霸权论、基于金融市场发展差距的金融中介论、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论以及新兴经济体汇率低估、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给予了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心外围关系出发，解析中心和外围国家国际收支结构的逻辑，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史中探寻国际收支结构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意义，形成对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正确认识，并为破解我国所面临的困境找出对策。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与国际收支结构
世界经济形成后，外部均衡一直是各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之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史看，外围国家作为中心国家的原材料来源地、商品和资本输出的目的地，其经济增长与发展严重依赖于中心国家的资本和投资活动，因而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明显不同。这种差异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具体体现，其结果是资源和财富由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转移。
（一）金本位下不同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
在1870-1913年金本位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货币与黄金挂钩，成为国际货币的中心国家。当时英镑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伦敦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法郎、马克以及后来的美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因而这一时代实际上是英镑、法郎和美元三大货币区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以英国、法国和美国为中心，相应的各自的殖民地、附属国成为外围。在各个货币区，外围国家的经济体系和货币制度严重依赖于中心国家，大都采用类似于金汇兑本位的货币制度。很多殖民地国家甚至没有本国货币，即使存在本国通货的国家里，也基本上把殖民者国家的货币视为官方认可的硬通货。
1 中心与外围国家呈现不同的国际收支结构。中心国家由于要维持黄金平价，避免黄金的流失，确保中心国家发行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国际收支结构呈现为：经常账户（CA）顺差+资本金融账户（KA）逆差≥0（本文中“资本金融账户”不包括储备资产变动项目。“+”“-”分别表示顺、逆差）；外围国家总体上一般呈现为：-CA+KA≤0。中心国家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为持续的资本金融账户融资，以支持向外围国家的巨额投资；外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以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借助外资的流入，从而获得技术和资金，因而经常账户之逆差借助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来融资。事实上，一战之前的50年间资本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流动，主要投向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并为当地财政赤字提供融资。高峰的时候，英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达到了GDP的9%，法国、德国基本如此。到19世纪后期，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经常账户赤字平均超过GDP的5%。美国19世纪早期也经历了同样的资本流入，但到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经常账户由逆转顺。到1914年，英国占有世界海外投资的最大份额（50%），其次是法国（22%）、德国（17%）、美国（6.5%）和荷兰（3%），海外资金的流入占到当时主要债务国阿根廷资本存量的50%，接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资本存量的1/5。
2 资源由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净流入。以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为例，英国通过进口殖民地的原材料和初等工业品，向殖民地进行投资，将英镑输出到外围国家，同时通过向外围国家输出工业制成品、提供航运、保险等服务实现英镑的回流（如图-1所示）。尽管英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逆差，但英国巨额对外投资收入和航运、保险等服务收入使经常账户一直呈现顺差状态（法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也都保持了持续性顺差），并完全弥补资本金融账户之逆差。然而，这种结果与英镑输出并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地位相矛盾，因而必然的结果是英国通过从外围国家净输入黄金以实现英镑的净输出。因此，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以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黄金持续不断累积为特征，外围国家则以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黄金不断流失为特征，黄金越来越集中于中心国家。到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世界黄金存量的2/3。金本位下的黄金是财富和资源的一般代表，黄金的净流入是资源和财富由外围向中心转移的具体表现。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944—1971年）中心与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国在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黄金储备方面的绝对优势，实行美元与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制度。美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成为主要的外围国家。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国际金汇兑本位体系，和一战前各货币区的货币安排类似，美国保持美元和黄金之间平价是货币体系稳定的前提，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和足够的黄金储备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保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期间，美国和其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了动态演化（见表-1），美国国际收支结构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相容，美国国际收支由顺转逆并持续恶化，黄金不断流失，最终在1971年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
1 1944-1949年美国持续顺差，而外围国家持续逆差。欧洲和日本等国为重建经济大力进口美国的商品和物资，尽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力输出美元，美国仍呈现+CA-KA>0，即国际收支总差额呈顺差，使世界3/4的黄金储备集中到美国。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至247.71美元，约为全世界的70%。而外围国家由于美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出现了经常性的国际收支逆差，普遍存在“美元荒”，外汇管制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1947-1949年，仅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十几个西欧国家，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就高达116亿美元、他们的国际收支结构为：-CA+KA0，黄金不断流入。伴随着美国的大规模对外投资，欧洲和日本不断积累美元储备，并通过冲销性干预措施，阻止本币升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1960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为215.83亿美元，黄金储备降至178.04亿美元，战后初期的“美元荒”演变成了“美元灾”。实际上，1959年美国的货币性黄金存量就降到了其对外美元负债的水平，到1964年仅外围国家官方持有的美元债权就已超过美国货币性黄金存量。其间，尽管黄金的外流体现了资源从美国向外围国家的输出，但考虑到美元当时的高估以及美国通过种种手段阻止外围国家兑换黄金、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利特别提款权以及美国巨额的私人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等情况，美国通过输出美元仍旧获得了外围国家巨额实体资源和股权资产（广义上讲，对外直接投资实质上是资源和财富向中心国家转移的表现）。
1971年，美国贸易账户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逆差，其国际收支结构变为-CA-KA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转轨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也不断扩展和深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围国家已由欧洲和日本扩大到东亚新兴经济体以及产油国，外围国家总体上呈现为+CA±KA>0。外围国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欧洲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另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日本和产油国等。第一类国家经过20世纪260-70年代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围国家的命运，但并没有完全替代美国而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欧盟/欧元区的经常账户虽有起伏，但是在大多数年份总体大致平衡。其对东亚等国家呈现逆差，而对美国则呈现顺差，因而国际收支大体是-CA+KA=0，储备资产基本不变。而另一类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软或硬钉住美元，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危机后，这些国家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形式再向美国进行资本输出，而这些回流的美元往往通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又流入到这些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呈现为+CA±KA>0，尤其是中国呈现+CA+KA>0的局面。
从信用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看，以封闭条件下的国际收支统计为分-析框架、以国际收支失衡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要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这种所谓的国际收支失衡将不会发生根本逆转，而中心外围国家之间资源财富的转移将持续存在下去。
二、国际收支结构与外围国家的命运
国际收支结构既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增强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制约。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表明，外围国家从中心国家引进长期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本国外债以中心国家的货币计值。为了维持本币信用，外围国家的货币要么钉住黄金（金本位下），要么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本币升值将直接打击出口，贬值将加重债务负担。对于外围国家来说要么保持汇率浮动的同时严格限制外债，要么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与中心国家的货币的硬钉住。中心一外围关系不断演进，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支配和依附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外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初期，国际收支结构必定为-CA+KA≥或≤0。但长远来看，外围国家的经常账户由逆转顺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经常账户/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必将给外围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持续顺差下的外围国家
经常账户顺差将为一国汇率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推动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鼓励外资流入，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有的国家还得以摆脱外围国家之命运，从而在适宜的条件下成为中心国家。19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还是金本位下的外围国家，但自1874-1970年中有93年贸易顺差，是美国金本位得以建立并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为战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和美元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的欧洲主要大国和日本，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虽然给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国际收支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对外经济，并使德国、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摆脱外围国家的命运，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70年代后通过发展出口替代，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也是伴随着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而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但持续国际收支顺差下的外围国家，除非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其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必将面临本币升值压力，在钉住中心国家货币的情况下，必将遭受巨大的福利损失，经济难免受到中心国家的掣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二）持续逆差下的外围国家
外围国家如果不能扭转经常账户逆差，长期依赖资本金融账户之顺差，一定会引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打断一国现代化进程，甚至陷入债务泥潭难以自拔。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负有巨大的外债，可能有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历史方面的原因，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导致经常账户恶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世纪80、9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等，虽然与全球金融一体化下资本流动性的加强有关，但危机国家的国际收支尤其是经常账户恶化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三、国际货币体系视角下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解读
国际货币体系是一国对外经济最重要的约束条件，探究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不能无视这个大背景。前述分析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实施开放战略推动经济腾飞和增长，在既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收支顺差式的失衡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福利损失不可避免。如果将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及其福利损失作为初期启动经济增长而付出的合理代价的话，在经济已经实现腾飞之后，仍旧维持国际收支失衡状态并承受其带来的巨大福利损失显然不具有合理I生。
（一）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特点及其带来的福利损失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深深卷入全球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经济呈现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和外围关系理所当然地演变为最大的中心国家和最大的外围国家，即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由此而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1985年以来，除1985年、1986年和1992年以外，我国国际收支都呈现顺差，到2007年达到4617亿美元，导致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到2010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达2.6483万亿美元，国际储备的保值和增值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
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点。它与其他类型的失衡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体现为持久性（惯性）和规模性，具有路径锁定效应，对失衡的调节往往对国内就业、物价和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冲击。按照经济学逻辑，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必然通过本币的名义升值进而实际汇率升值来纠正。但是，受制于出口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中的重要性，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我们始终缩手缩脚，不仅招致国际压力，而且既没有阻止人民币汇率的重估，也没有阻止外部失衡的恶化，反而导致国内通胀压力不减，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这很好地说明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结构性特点。
持续而严重的外部失衡已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损失。不仅体现为资源和财富向中心国家的输出，而且还导致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内资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加剧地区、产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失衡，恶化内外均衡冲突，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人否认，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无不给我国带来较大冲击。可以断言，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使我国摆脱外围国家的地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之前，只要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仍然维持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将本国产业基本锁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一个环节，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由此导致的巨大的福利损失将持续下去。
（二）对我国开放战略的反思
自1978年起实施的开放战略直接促进了我国体制转轨、贸易发展和外资流入，30多年来我国基本上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对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毋庸讳言，以往的开放战略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进行及时的调整，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不能否认，原有的粗放型的开放战略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没有协调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度依赖外部经济，外资外贸政策服务于GDP目标，是外部失衡的最重要的根源。二是某种程度上的过度开放是长期以来优惠性的外贸和外资政策的根源。三是对经济安全重视不够，国际接轨、国际规则等约束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开放之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形成越来越大的制约。四是忽视国家整体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追逐导致外资外贸领域的恶性竞争。五是回避国内深层次矛盾，在经济增长压力面前，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又使我们难于对原有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一再拖延，外部失衡长期得不到调整，中国面临落入全球化陷阱的危险。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必须调整以往的开放战略。要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为宗旨，协调内外经济关系，降低对外经济依存度；必须以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点，让开放服务于提高国内技术和管理水平、调节国内产品和资源余缺的目的，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以利益交换为原则，坚持有序开放、主动开放、平等开放，不能损害国家经济安全；要以国家利益的原则对以往的外资、外贸、外汇等政策进行梳理，查漏补缺并进行调整。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带来的福利损失问题，关键是实施以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地通过人民币汇率的重估、放松资本和外汇管制以及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等措施，不仅收效甚微，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而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内也不具有可行性。具体而言，应当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启动内需，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二是消除不合理的外资外贸优惠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甚至汇率政策淘汰以资源、环境和劳工福利为代价的出口产业，实现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即使从牺牲一定的短期经济增长为代价；三是利用转移支付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转换带来的冲击。长期来看，仍要继续深化内部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投融资体制，尤其是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