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是诗的万里碧空中一颗璀璨的巨星，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诚然，杜诗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中国近体诗之集大成者。大凡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美的创造，自然蕴蓄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因此，我们在鉴赏杜诗的过程中，不但得到美的享受，同时也往往引发某些审美思考，给文学艺术的创作有益的启示。
文学美学表明：文学作品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上。然而，精美的语言文字又是为创造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服务的。因此在整个审美创造过程中，对于语言千万不能突出，而应予以隐蔽。正如罗丹所说：“真正好的素描，好的文体，就是那些我们想不到去赞美的素描与文体。因为我们完全为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所吸引。”（《艺术论·素描与色彩》）这是艺术形式美的一条重要规律。实现了这一规律，艺术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杜甫的诗歌包括湖湘诗都比较完美地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对此，清代文论家刘熙载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杜诗只“有”“无”两字可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艺概·诗概》）那么，杜诗此种境界是如何形成的？窃以为以下三点值得密切关注。
一、“为情而造文”。刘勰总结了《诗经》和《汉赋》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归纳为两种情况：“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并且提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心雕龙·情采》）。杜甫正是继承了《诗经》、《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诗歌都是有感而发，都是真情的宣泄，是“为情而造文”。这在流寓湖湘所写的诗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湖湘是诗人生命旅途中最后一个驿站。是他人生悲剧的“高潮”和“尾声”。他流泻在诗篇的衷情悲慨，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深沉和真切。这些诗篇中矗立着一位忧国忧民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表现出他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请看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也就是诗人去世前一年逃臧玠之乱所写的《逃难》：“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一幅多么令人伤心惨目的乱离图！诗人不光传达了乱世中人民的心声，对人民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强有力地表现了儒家“仁政爱民”的光辉思想。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幸福和痛苦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时代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是的，诗人通过自己的歌唱，抒人民之情，吐时代之声。这正是杜甫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文学传统，也是杜甫“性情”、“气骨”中闪闪发光之处。可是，时下某些诗人却把这宝贵传统置诸脑后：他们蜷缩在时代大潮的一角，玩味身边琐事，咀嚼一己悲欢，“躲避崇高”，孤芳自赏。这与杜甫高尚的“性情”“气骨”恰成鲜明对比。
二、“只把寻常话作诗”。文学作品要达到“但见性情气骨，不见语言文字”的高妙境界，除了审美主体必须具有充沛的感情和崇高的人格以外，作为文学作品载体的语言，还必须自然清新、简洁、朴素。朴素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就是主张行文朴素晓畅。杜甫的语言基本上是朴素的。前人早就认识到这点：“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房嗥《读杜诗》）“寻常话”乃是“朴素”的代名词。空气越清洁，阳光就越灿烂；作品越朴素，作品的美就越完善，它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力就越强烈，审美主体的“性情”、“气骨”就表现得越充分。杜甫是意识到这一道理的。因而具备了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就是诗人防止诗歌语言堕入“靡丽浮华”（朴素的反面）的自警。杜甫湖湘诗都是极为朴素的。那首广为传诵的《江南逢李龟年》自不必说了。且看这几首诗的开头：“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逃难》）；“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发潭州》）；“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燕子来舟中作》；语言清新、淡雅、明白如话。一开篇，就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读者进入诗人营造的审美情境，从而有力地展示了其“性情”、“气骨”。
三、“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的语言是朴素的。不过，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杜甫在语言上少下工夫。恰恰相反，杜甫是一位具有清醒的语言意识的极为严肃和严格的修辞家。“清词丽句必为邻”，“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他苦心锤炼推敲、献身语言艺术的庄重宣言。不过这种锤炼绝不是“朝花夕拾杯中酒……”（《中华民谣》）那样的艳抹浓妆、镂金错采（按：这样的修辞是“但见语言文字，不见性情气骨”），而是尽量使表达准确、洗练、辞警意丰、笔无虚设。旨在有力地展示和突出“性情”、“气骨”。例如《登岳阳楼》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尽管也运用了诗歌语言技巧中的“夸张”、“变形”，然而却是非常自然的直觉与想象。所以唐诗专家胡应麟说这两句“但见其宏大而不觉其新奇”（《诗薮》）。是的，这两句确乎恰到好处地再现了洞庭雄浑的气势，也水到渠成地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性情”、“气骨”）。其中“坼”、“浮”两字实在是不同凡响，然而又是那样贴切、自然，了无痕迹。故而薛雪说杜甫炼字“若不经意，粗心读之，了不可得，所以独超千古”（《一瓢诗话》）。是的，杜甫炼字的审美追求正是了无痕迹，浑然一体。纵现中国文学史，从质朴无华的“有篇无句”（先秦两汉）到华美醒目的“有句无篇”（“六朝”），是文学发展中一次否定，而炼字炼句达到浑然一体，则应是否定之否定它标志着文学形式美的更加成熟，巧夺天工，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杜甫则正是雄踞在后一个环节上的语言巨匠和伟大诗人。总之，由于诗人情感力度的强大，人格魅力的动人，更兼遣词造句的自然质朴，因此，人们在鉴赏杜诗时便“但见性情气骨，不见语言文字”。这种“但见”“不见”的辩证，非常难能可贵！它是一切诗人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必须毕生追求然而未必都能企及的一种最高艺术境界。而杜甫则正是飘扬在这座艺术高峰上一面鲜红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