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甘南纪事》都是以“纪实”为主的系列小说，都采用了与“当事人”“访谈”的结构形式，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人生不幸及其原因进行了揭示，进而对“人性之恶”的浮现和“人生抗争力”的消退进行了审视，从而在社会批判视域中，在“历史总体性”中反思了国家“主人”的“人性”与“权力”。
关键词：纪实小说 人性之恶 人生抗争 主人 权力
杨显惠在2007年至2011年出版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甘南纪事》三部“纪事”系列小说，均以“纪实”为特质，顺应了当下学人所重视的从学术角度对“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等重大“事件”的重估与审视，是对中国文明进程的一种爬梳，如怀特海说：“文明通过扩展我们不假思索就能采取的重要行为的数量而进步。”①杨显惠的三部小说把人放在“特定时代”来审视“人性”、“文化”、“文明”，我们可以“双向”地看待这三部作品的特质：一方面，杨显惠是抓住“人性”来投射“时代文学”，通过“文学”来观照“国家文化”，通过“文化”来体察“社会文明”；另一方面是，杨显惠把“社会文明”具体到“国家文化”来考察，把“国家文化”集中于“时代文学”来表现，把“时代文学”专注于“人性”来创造。钱谷融在论及文学与人性的关系时说：“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通人性作为共同的表现的，但尽管如此，仍不排除纵的方面的继承性，横的方面的普遍性。没有这种继承性和普遍性，人类的一切交往便都不可能存在，也就不可能组合社会，不可能有历史。而这种继承性与普遍性的基础就是共同的人性。”②杨显惠的“纪事”系列小说本着“用事实说话”、“让当事人讲述”的宗旨，以“人性解析”与“社会批判”为基点，开掘着小说反映生活的维度，可谓匠心独具，将当代文学的“纪事文学”和“‘纪实性’批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诚如雷达先生所说：“杨显惠的创作是怀抱着深刻揭示历史之谜和人性之谜的激情写作。”③
《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是以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为大背景，都采用了让“当事人”回忆、自述的结构方式。《定西孤儿院纪事》主要采访了当年在灾害中没被饿死、在孤儿院幸存下来的“遗孤”，讲述了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这些孤儿“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夹边沟记事》也采用了与当年的经历者“访谈”的方式，讲述了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政治制度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下，“右派”在甘肃酒泉接受“劳教”和“劳改”的残酷生活与精神状况。《甘南纪事》是作者到甘南采访时，听到、看到了现代藏族人民的生活实况，讲述了许多凄厉故事。三部小说都表现了中国某些制度的不健全、不成熟带给人的压制，表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暴露出来的贪财好利、欺软怕硬、营私舞弊、乘人之危、狭隘自私、武断偏执、猥琐求全、卑鄙黑暗等人性之恶。
杨显惠的小说除了批判历史、反思文化，批判人的某种带有盲目性的优越感，审视人的精神支柱的脆弱与黑暗，还指涉了环境意识和生态批判理念，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人存在的“异度空间”，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献上了一面“人性镜子”。所以说《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甘南纪事》是当代作家“采访”真人真事进行“艺术加工”的成功之作，也是作家以“独立人格”审视“人格之独立”的成功之作，正如凤群所说：“杨显惠是一个有着独立艺术人格卓尔不群的作家，独立的人格，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衡量作家艺术良知和成就的标尺。”④杨显惠通过“纪实”性叙事，阐释了“人性危机”就是“社会危机”，是我们必须深思和警醒的。可以说，“人性”是杨显惠作品中解剖社会文化、解析社会制度的“解码”，也是我们解读其作品内涵的“解码”。下面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人性之恶是什么情况下浮现的
自孟子与荀子的“人性善”与“人性恶”争论开始，如何协调人性的两面性，就成了知识人共同探究的一个社会命题。虽说人性之恶常常被“道德理性”和“诗性诉求”束缚着、压制着，但当人长时间困在黑暗中，或者长久地经受抑郁和伤痛，非要通过破坏才能超越困境时；抑或生命遭到了威胁而又不放弃生命时，诗性诉求就消失了，道德也会掉下来，人性的“恶浊面”就会上升，人就有可能以“恶”抗“恶”进行本能的自卫——《定西孤儿院纪事》和《夹边沟记事》反映的正是这样的人生状况。这两部小说诉说了众多生命在饥饿困顿中无声地殒殁，一些“卑微”的“幸存者”经历了决痛的“苟活”坚持到了今天，才小心翼翼地道出当年的挣扎与磨砺。事实上，《夹边沟记事》中的“反右”和“劳教”与《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孤立的场景，都关联着如下几重社会背景：一是为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紧抓政权建设，搞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二是大力发展经济以提升国力，从1953年开始，一百五十多项苏联援建大型工业项目同时上马，一时间集中了大规模的物力和人力投资。三是搞经济建设把许多农民都抽调到工程项目上去了，长时间回不了家，家中没了劳动力，误了春种秋收，农业收入失去了保证。四是国家按章征收“公粮”，还大量征购“余粮”。这场手忙脚乱的“激进运动”将“专政”抬升到大于一切、压倒一切的程度。但是，这“权力”由于“高于一切”也就淹没了一切，导致人们将人性中的自私与狭隘也被混溶在“权力”中，对“生命之失”处之漠然。
在《夹边沟记事》中，“集体奔向共产主义”的狂热说明在当时社会制度尚不完善、人们过度偏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在“个人权力”被演绎成“国家权力”的时候，单方面强调主观愿望势必会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甚至违背人性。当时一些设想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在农民面前时，来不及甄别、顾不上选择的人们只有奉行，致其结果是：农民的库房空了，铁锅、铁器没了，农民从事劳动的自由和主动性被“没收”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没了，打乱了农民自给自足的节律。加之搞工程项目砍伐树木严重，遭遇了天旱等自然灾害，各种极端因素叠合在一起，像从天而降的利凿，把农民的生存基础给“凿空”了，农民困入“空巢”，发生了吃草籽、剥树皮、磨棉籽、煮谷衣、捣干柴等现象，甚至在垃圾、粪便中找吃的，进而发生了偷盗、卖人、杀人、人吃人、狗吃人等现象。 人性之恶的浮现，不仅是制度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甘南纪事》就典型地揭示了一种现象：注解和呵护甘南人民生命的，不是法律，而是固有的观念，法律就像“贴上的春联”，只是附贴在他们的生活表面，而没有渗入到骨血中形成一把标尺，因此说，《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和《甘南纪事》都揭示了“文化缺氧”的生存状态。当文化还未完善到足以保障每个人的理性时，政权危机就会强化权力危机，被忽视的“缺氧文化”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强势文化一旦缺失了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便会催生极端维护眼前利益、片面强调“权力”的思维惯性，滋生单向度的思维逻辑，导致审美价值失范、人格失衡、人性泛恶。这是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不幸。文明在于社会合力提升人的生存质量，而不是膨胀一部分人的意志、泯灭另一部分人的理想。当代文学虽不乏这种理性，但是杨显惠通过连续的小说创作强调了这种思辨，将其提升到文明的理性高度，是值得肯定和深思的。
二、人的抗争力为何会消退
《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表面上说的是“利益受损群体”与“底层”的吃饭问题，实质上是从“生死问题”来探究人的“良知”问题，“良知作为近期作家急需的精神支柱被提示出来，是平衡我们文学对社会失去的感觉，让作家从不关心和漠视人转而重新审视人激奋人。只有拥有良知，作家方能对抗世俗的浊流，在人道主义高度恪守人文主义精神，在社会抛弃某种正义的理性时作出必要的纠偏。”⑤在夹边沟系列小说里，把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累加到了一些弱势群体的头上，不仅没有及时解决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滋生了新的矛盾。小说写到了一些官员谎报灾情、虚报产量，浮夸“硬指标”。实际上，在这些官员看来，不做“表面工作”、“形象工程”，不“浮夸”，就无“政绩”，就会“政权不保”；不“好大喜功”就迎合不了新中国的召唤和希望，正如有人总结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不同立场和不同地位的人相互较劲时，就会借助“权力”来平衡和协调，就会“牺牲”“良知”。
干部挨户搜粮，强行足额完成“公粮”和“征购粮”，致使农民家中无粮、成了“空巢”。供应粮只能充饥，无从谈饱，而且标准每每下降。许多人起身扶墙、走路摇晃、浑身浮肿、时不时“晕眩”，导致饿殍遍野。杨显惠调查到：“1958年秋天，定西饿死人的现象就出现了。1959年的11至12月份最严重，人员大规模死亡……定西‘抢救人命’时，通渭是重点，全县28万人，饿死7万多，逃亡2万多，占三分之一。1961年，通渭的人口下降到18万。”⑥
《夹边沟记事》中大多数“右派”有受教育的背景，而且来自不同的地方，家属们有的不知他们被“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详情。有的家属本身也是“右派”，身不由己。还有的距离太远，无法及时探望提供一点生活补给。所以陷入“孤立无援”中的“右派”最终的结局是比拼谁的抗争力更强一些。生命抗争是与思想“同化”绞在一起的，“右派”们坚信自己是无辜的，默认了“劳教”和“劳改”是“暂时的”，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摘帽，还他们以“清白”，有一天成为自由的人，所以就在期盼中等待，忍受降临到头上的各种“待遇”。《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右派”李祥年的实心话很有代表性：“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有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夹边沟记事》63页）但事实是，即便“劳教”期满，也不让回家，而是就地在劳改农场就业，“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夹边沟记事》63页）
由于这种忍耐和等待累积了更多的无望，当他们的所有欲念变为“活下来”时，当饥饿使他们觉得“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时，就不得不苟延残喘、为活着而活着。如《一号病房》中，病房里接二连三地往外抬死人，又接二连三地往里塞病危病重之人。同来夹边沟的赵庭基死了，张永伟为之哭泣，张继信开导他要想活下去就不要伤心，不要想死的问题，他告诫张永伟：“精神跨了人就活不成了！”（《夹边沟记事》297页）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宽慰与鼓励，才使一部分人坚持活了下来，可活下来仍需忍受艰难无助地抗争，作者要让读者看到这种无望中挣扎的残酷。《定西孤儿院纪事》和《夹边沟记事》说明，人的希望和抗争力是无法对接的。我们知道：抗争力是人面对压力和阻力、面对挑战时的一种超越自我、与外界对抗竞争的心理力量，生命力的强与弱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有多大希望。当人失去抗争力的时候，生命就成了烛端的残光，随时都可能归于黑暗。
杨显惠小说虽然与“伤痕文学”中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不同，但在情节、基调、主题上颇为相似，都有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批判，关键是对“制定制度者”的批判——“权力阶层”是“权力的主人”，虽说和老百姓同是权力的享有者，但会恣意将权力凌驾于“国家主人”之上，使得普通民众形式上有权力、实质上无权力。在历史的总体性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中国革命挣来的“权力”，“被损害者”和“底层”是“国家主人”——这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拟定的宗旨。然而，杨显惠小说给我们揭示了一种真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民众却没能充分享受到“主人”的“权力”。杨显惠表现这些，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的这种状况和今天的社会状况“形异神似”，甚至说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杨显惠批判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其实也是针对今天国家“主人”的“权力”感发的哀怨与担忧。
很显然，杨显惠通过采访得来的真实性，就是要在当下时代语境中还原和重申“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在当下这个没有英雄、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世俗时代里，杨显惠深切感受到每一个“个体的人”在没有真正享有人的“权力”时是孤独的、渺小的，小说提醒人们：发展经济、发展国力是重要的，但人是“生产力”，人是发展一切的关键；发展文化、发展国力的关键是要提升人的生命品质。杨显惠小说中的苦难诉求和生命展示本质在于呼告社会体制停止“绑架”人的生命，呼唤生命的光亮在历史主流中获得认同，获得主导文化的同情和赦免，进而在人性健康、珍视生命的基调中建构新的主导文化，使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在历史的总体中得到庇护，张扬人存在的志趣和意义。
①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②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③ 雷达：《雷达专栏：长篇小说笔记之十六》，《小说评论》2003年2期。
④ 凤群：《历史的还原与超越——读杨显惠“夹边沟”系列小说》，《文艺争鸣》2004年6期。
⑤ 洪治纲：《沉沦与超越》，《整合与阐释》，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⑥ 石破：《这时的灾，那时的难》，《南风窗》2008年14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河西当代文学研究”（编号：1109-10）的成果之一
作 者：哈建军，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2010级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编者手记：杜碧媛
如果“权力”是政治社会的语码，“人性”便是文学内在的关键词，从“人性”角度切入，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进行“解码”，无疑是文学向宏大思考渗入的一条路径，但由社会而人，尤其是走入历史中微小地存着的个体，才是文学的旨归。哈建军博士的文章带着历史的伤痛感分解着杨显惠小说“纪实”背后所彰显的人性沉浮、所思考的政治文化对人的挤压以及所隐藏于文本中的作家的良知，其实，这样的解码同样也是一种“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