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五昌：江西永新人。2004年6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编著有《中国新诗300首》、《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21世纪诗歌排行榜》、《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海子诗歌精品》、《谭五昌的诗》等近20种。其诗学专著《秩序的生长――后朦胧诗文化诗学研究》(合著)被列为“第五代学人丛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被中国作家网列为“新锐评论家”。2007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评论家”。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的当下，广西当代诗歌一直以一种沉静的姿态在参与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性发展。广西当代诗歌这种沉静的艺术姿态，其实是与广西当代诗人整体上沉静、踏实、不事张扬的文化性格存在紧密内在关联的。我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在国内诗歌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广西当代诗人，但是，广西当代诗人以其沉静而纯粹的艺术态度长期执着所从事的诗歌创作，依然是中国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广西当代诗歌的存在价值，在于其维护了中国当代诗歌版图的完整性。因为身处中国南方的广西当代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总会程度不同地传达出本土化的南方经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广西当代诗歌比喻性的视为在南方大地沉静生长的诗歌，在广西当代诗人当中，由于他(她)们在艺术创造上的执着与韧性态度，其中的部分成员总会存在创造自身诗艺辉煌或奇迹的可能性。因而，此次广西《红豆》杂志集中展示“广西诗歌十家”，以获得人们对广西当代诗歌的强烈关注，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依照自己的阅读顺序，分别对非亚、盘妙彬、刘频、汤松波、刘春、戈洛、石才夫、黄芳、许雪萍、陆辉艳等入选的十位广西当代诗人的作品，进行印象式的精要点评。
在广西当代诗歌界，非亚称得上是颇具资历的人物，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杨克等人一起创办民间先锋诗刊《自行车》而为国内诗界人士所知晓。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非亚就确立了口语化、日常生活叙事的写作方向，在迄今近20年的时间里，其确立的写作方向与艺术风格日趋强化与固化。整体上讲，非亚的诗歌写作风格较为稳健，诗作的艺术水准也较为均衡，但他一直以来也是一位不温不火的诗人，在国内诗歌界少有“抢眼”的表现(这一点基本上为诗歌圈内人士所公认)。近些年来，非亚的诗歌写作更是完全向日常生活敞开，他的诗歌写作似乎满足于对生活形而下的原生态式叙述，非亚自己在一篇名为《生活与写作》的“创作谈”中如此坦白：“我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有赖于一种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就是说，生活，或者我个人的生活，是我写作的来源、灵感、内容与素材，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我无法去写那种虚假的、和自己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那种类似于观光客似的、走马观花式的诗歌，我也很难去写，原因很简单，生活它需要一种沉淀，一种和你身体、心灵、习惯密切相关的沉淀……”，然而从其作品来观察，诗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似乎过于忠诚，绝少有对日常生活具形而上意味的提升或升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亚的诗歌文本流于表面现象的描叙，缺少对于审美意味与意义的双重性深入挖掘和拓展。在他的《我以后的……老年生活》等20首近作中，前面提及的非亚诗歌写作特点有着颇为明显的表征，虽然在《夜晚的星光》、《赠友人》等少数诗作中我们能够明确感知诗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传达诗意的艺术能力，但是毋庸讳言，在非亚的大多数诗作中(比如《我以后的……老年生活》、《在北京》、《在上海》、《你开车去哪》等)，其诗意的感受、发现与表达能力是有所缺失的，甚至称得上是较为匮乏的。对于非亚这样有抱负的广西诗人来说，打破对生活表象的迷恋与迷信，保持诗歌与生活的必要对称与对抗，重新调整与更新自己的诗歌艺术理念，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更为丰富、深刻、厚重，更具活力，这样也许是有必要的。
盘妙彬可以说是广西当代诗人中艺术特色最为鲜明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作品打上了强烈的个人美学趣味的印记。盘妙彬的诗歌美学趣味可以用典型的古典主义来加以概括。他诗歌的取材基本上与其日常生活经历无关，更多的来自他对自然景象、天气变化及其与诗词阅读有关的文化记忆，常常是一种微妙的情绪、意念、遐思，有时是一个有着审美文化意味的词语，触发了他写诗的灵感与动机。盘妙彬诗歌作品的内容主要由对自然风物的书写、古代人物行为举止的想象式描叙、诗人个体的乌托邦心灵冥想等构成，所运用的词语与意象具有浓郁的古典气息与韵味(比如诗人偏好运用“白云”、“月亮”、“美人”等传统性的词语与意象)，词与词的搭配、句与句的并置之间充满古典诗歌的空灵与机智，具有“无理而妙”的传统美学韵味，例如他在《爬坡向上的波浪》一诗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一远再远。从此离开三步，离开十步／觉悟到最后一班车不会来，我的衬衣留着白”，令人回味再三。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诗人似乎有意追求某种禅诗的美学境界，《山楂树开花》一诗可作为例证，该诗从语言表述、意象运用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均透出浓厚的“禅味”，请看该诗的结尾：“爱在今天，明天，第五天，以后的时间交给佛／以后长出的叶子会有自己的主张”，由此可见，盘妙彬在传统诗词美学趣味中已沉浸太深，他的诗歌作品用词考究，追求精致(从他诗歌的标题也可见一斑)，富有清新、悠远、优美的意境，显示出诗人颇为厚实的艺术修养与功底。但是，盘妙彬的诗歌写得过于干净，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缺少地气。简言之，盘妙彬诗歌的最大不足是缺乏当代性，现代性经验严重匮乏，因而在当代诗歌界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诗人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
长期以来，刘频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一个诗歌边缘人的姿态出现在广西诗坛，他的边缘人姿态恰恰是其对于诗歌艺术的纯粹态度及其纯粹诗人身份的有力表征。实际上，刘频的诗歌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起步，出道较早，只是由于他一贯的低调和对诗坛浮躁之气的内在抵触(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坚持默默写诗但很少发表作品)，刘频在国内诗歌界几乎是个湮没无闻的诗人，但是就刘频本人的诗歌艺术功底而论，他绝对是实力派诗人，他甚至称得上是当代广西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刘频的诗歌写作有个集中性的主题方向，那就是对自身的灵魂状态与精神境遇的高度关注与严肃揭示。刘频本人对诗歌精神的严肃持守态度是令人称道的。他在诗歌随笔《在汉语诗歌中保持神性的光芒》中这样表白自己的诗歌写作动机：“在写作的黑暗里，在灵魂的灵光被长期遮蔽的日子里，我渴望这种神性的光芒穿透我的诗歌，――它是我诗歌强大的动力，也是我写作不竭的源泉。”由此看来，刘频倾慕于一种宗教性的诗歌写作。我们可名之为“神性写作”，虽然，刘频的诗歌文本在我看来，目前尚未完全抵达神性写作之境 界，但是，在局部的意义上，刘频的诗歌文本的确显露了某种夺目的神性之光或精神的光辉。比如，《今夜，鹰王在闪电中现身》、《万物都成了我们的抒情对象》等诗作，以其无比阔大的精神视野和异常超迈的胸襟、气度，令读者鲜明有力的感受到敬畏与赞美的神性情感体验。但是，读者更多的是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了诗人追慕理想的灵魂与庸常生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关系(如《我们一直过着一种庸俗的生活》等诗作)，以及诗人对于人性之美的深刻体悟和艺术化呈现(如诗作《整理一个人的遗物》等)，诗人把理想主义情怀当成了他最为内在的精神立场与写作姿态。在艺术上，诗人的整体表现也是值得赞赏的，他善于掌控节奏及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具有较为娴熟的修辞能力，技艺手法比较丰富多样(如《磨制铜镜的人》、《两座村庄，在赞美对方的美》、《两个焚尸工人》等)，在他个人建构的诗歌世界里，能够有效串联与融汇叙事、抒情、经验、超验、幽默、反讽等元素，同时，刘频本人具有优异的艺术想象力，比如在《土豆土豆》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土豆把脑袋扎下去，把一颗粗暴的心扎下去／扎在中产阶级幽暗的肺部。”类似这样的精妙诗句，在其诗歌文本中可经常见到。当然，对刘频来说，如何避免写作姿态的绝对化、如何做到避免经验的重复传达、如何进一步提高作品思想情感与艺术表达的独特性与震撼力，仍是其今后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汤松波算得上当代广西诗坛的一个“异数”。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与感觉中，他是广西一个年轻有为的地方行政长官，但是他“突然”以诗人的身份与面目崛起于广西诗坛。他前年出版的国内第一部民族题材的诗集《东方星座》引起了国内诗坛的相当关注。该诗集以其题材的独特、厚重大气的美学品格而受到国内不少著名诗评家与诗人的肯定与好评，为汤松波本人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汤松波作为实力派诗人的地位也由此奠定。这两年，汤松波与国内诗界人士的诗歌交流与交往日趋活跃，他还被归入新世纪诗坛一批相对年轻的“归来者”的行列。这里所谓的“归来者”，是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为各种原因长时间停止写作的一批年轻诗人，在近几年诗歌逐渐升温的形势下，重新开始创作的一种“回归”现象。实际上，汤松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写诗，在当时与洪烛、周瑟瑟、邱华栋等一批在当下非常活跃的诗人、作家交往密切。只是他在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行政公务繁忙等原因而暂时脱离了诗歌生涯。所以汤松波诗人身份的“回归”，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源于诗人早期的诗歌训练所打下的厚实底子，汤松波近几年“复出诗坛”后的诗歌写作，便有令人称道的表现。整体上看，汤松波的诗歌写作风格稳健，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趣味有机融合，叙事与抒情手法融会贯通，很少雕琢痕迹。他对诗歌的节奏控制自如，节奏的舒展、从容与诗人内在情绪的起伏构成妥帖精妙的对应关系(典型的作品如《台湾恋歌》等)。同时，诗人具有敏锐而丰富的诗意感受力，他能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从自然风物身上觅得灵感，并运用合适的形式与手法恰到好处地将自身的体验与感受传达出来，他的《雪域遐思》、《甘肃走笔》、《黔地之旅》、《大兴安岭》等一系列“记游诗”(或曰“游记诗”)具有较高的审美品味，与一些诗人写下的浮光掠影、毫无精神或思想元素沉淀的“记游诗”相比，其艺术水准与档次的差别高下立现。此外，汤松波诗歌中出色的想象力与幽默感也是其独特的艺术优势。例如，诗人在《长安望月》中这样想象古代的月亮：“唐朝的那一弯冷月／曾戴在诗人李白的头顶／曾凝结玉环与唐明皇／未了的情怨”，对于月亮的这样一种跨时空想象，便把历史人物的一段为时间纠缠不清的个体命运与情感恩怨异常生动的表现出来了。再比如，诗人又在诗作《黔地之旅》中如此表达对“贵阳”这个地名来历的“独到”理解：“今夜很黑／我要牵着你的手去贵／听说那里的阳光很贵／不然他们的核心城市／怎么会叫贵阳”，其“另类”的理解、想象与表达具有令人莞尔的艺术效果，有力的彰显了诗人的过人才情。如果说到诗人汤松波的缺点，那就是他的诗歌作品风格稳健有余而尖锐性不足，传统感厚实而先锋性较为欠缺，这可能是汤松波需要亟待改进之处。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刘春，是广西诗歌界为数不多的具有全国性声誉的青年诗人。他被很多人视为广西当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一方面，这是源于刘春的诗歌创作才华获得国内诗歌界(至少是国内诗歌界高层人士)的认可。刘春曾在前些年获得过诗刊社颁发的华文青年诗人奖，这无疑可以视为是对刘春的诗歌创作才华某种具官方性的权威认定。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刘春近些年在诗歌评论及诗学随笔写作上所表现出的出色状态。事实上，刘春在诗歌评论上所展示的敏锐深刻见解与优异的文本解读能力，为刘春增加了一个优秀青年诗歌批评家的文学身份。他近年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赢得了国内诗歌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即是―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我个人看来，正是刘春身上一种综合性的诗歌修养与能力，成就了刘春在当下广西诗坛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就刘春的诗歌写作而论，他在美学趣味上显示出明显的平民性，就像他一首诗的标题《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所喻示的那样。与此相对应，刘春笔下所表现的几乎均是平凡琐屑的事物，对日常生活与个人生命经历的书写成为他诗歌中具个体标志性的题材与主题。一般说来，几乎可以完全从传记批评的角度去把握刘春诗歌写作的题材线索。换言之，刘春几乎是以诗或诗性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他的日常生活及生命感受，这使得刘春的诗歌文本所提供的审美经验具有生活质感般的亲和力。刘春善于从日常生活细节与场景中捕捉与发现令人感动的诗意(如诗作《月光》结尾处对纯真乡下孩子苦难命运的暗示)，他对节奏的处理能力已达随心所欲的境界，他的诗歌节奏往往显得从容不迫，起伏自然，元气浑成，他诗歌中的说话语调通常也以亲切、温柔为底色，契合一个南方诗人的内在形象，比如，诗人在《一个俗人的早晨》一诗中这样发出自己的心声：“一个俗人无权在这个纯洁的早晨说话／像山里的孩子看到狐仙／发不出一丝声响。”诗人对说话语调的控制可谓恰到好处。而且，刘春还在诗歌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学趣味上习惯于怀旧的诗人形象，这鲜明的体现在他对昔日乡村事物的亲近与对当下都市经验的内在抵触上(典型的作品如《雪渐渐大了》、《过程》等)，诗人在《城里的月光》一诗中这样诉说道：“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间／我看／多少暧昧的灯笼，黄昏的街角／游走着多少长大了的小芳”，由此凸显出诗人的怀旧情绪与乡土情怀。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刘春的诗歌文本中始终隐含着南方的背景，他诗歌中的意象主要由具显明南方特点的景物构成，传达出或隐或现的南方经验，彰显出刘春诗歌写作的本土化经验与艺术特色，其诗学价值值得充分肯定。不过严格来讲， 刘春的诗歌写作目前尚未达到非常理想与完美的状态，诗人的写作似乎温和有余而锐气不足，精致、细腻有余而大气、厚重不足，艺术个性还不是非常醒豁突出。如何让自己的写作变得具有强大冲击力，这是刘春今后写作所要攻克的艺术难关。
在当代广西诗坛上，“戈洛”(“黄平”)这个名字虽然可能还不大为人所熟悉，但戈洛其实不是一位诗歌“新人”，他的诗歌写作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写作上还是颇具资历的。从戈洛的诗歌风格、艺术境界及诗歌理念，予以综合性的考察与判断，整体上来看，他的诗歌写作可以归属于较为典型的“青春写作”。诗人似乎被一种青春的忧伤情绪所席卷，并不自觉的沉浸其中，其作品所运用的词语、句式及意象均颇为传统(比如“爱的种子”、“美好的春天”、“鹅黄的忧伤”、“美丽而苦涩的往事”等等)，具有典型而浓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抒情氛围与格调，所传达的审美情感经验具有怀旧性质，显得较为传统。但是，戈洛的诗歌作品比较注重意境的营造，例如在他的诗作《行走的背影》中这样表现一段错位的情感：“你我仿佛辽阔的／大海中两艘／相隔甚远的航船／只能交汇时闪一闪／例行问候的灯光”，令人联想到徐志摩的爱情诗《偶然》的艺术境界。戈洛虽然展示出了应有的艺术潜力，但整体上而观，他的诗歌理念与美学趣味还显得比较传统。诗人想在以后的诗歌写作中取得更大的突破与进展，还必须在诗歌的写作方式与美学趣味上来一番革命性的自我变革或转型。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和戈洛一样，石才夫也属于一位诗歌理念与美学趣味颇为传统的广西诗人。诗人自己如此明确表达自己的诗歌观：“我开始写诗，是在大学时候。可能是受传统诗词影响比较大，我的诗歌表达也很传统。那些所谓的实验、先锋体，我基本上是看不懂，因此也就不敢涉足，也不愿意尝试。”尽管这样，并不能以此就否认传统的写作方式，实际上，传统手法运用得当也能呈现感人的诗意。石才夫的诗歌通常取材于自身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经历，具有质朴、真诚的艺术品格。他的诗歌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的，充满真情实感，没有无病呻吟，尤其是他对传统事物的怀旧情绪的表达颇为动人，例如他在《青石板路上的时光》一诗的结尾这样写道：“有青石板路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在婺源／我看见天空的倒影／在黄／我听见母亲的脚步声”，诗人的田园情怀被表达得诗意盎然，令人回味。他的《母亲》一诗，语言明白如话，但情感真挚而深沉，诗人有意运用了平静的语调，形成艺术表现的张力，颇具阅读上的感人效果。石才夫的诗作《井冈井冈》应是叙事诗与游记诗的混合体。作者满怀热情的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井冈山的一段红色革命历史进行了叙述，叙述的故事线索较为清晰，语言朴素，情绪饱满，具有可读性。但作品语言有些过于散文化，意象有些流于俗套，新意不多。好在诗人还有充足的时间去训练和提升自身的诗艺。
在我个人的印象中，黄芳是广西诗坛目前为止最具知名度的青年女诗人。说起来黄芳的诗歌创作起步应该算是比较晚的，至少不能算早(且不知她对诗歌的迷恋是否受到了其诗人夫君刘春的潜在影响)，但黄芳的诗歌创作一出手就展示出不俗的才情。大致说来，黄芳的诗歌文本具有某种天然的抒情倾向与某种纯正的女性气质。黄芳不是从某种女性文化或精神立场出发去进行诗歌的书写，而是用一颗女性天然敏感的心灵，去呈现她对这个世界的诗意感觉与体验。她诗歌中充盈着丰富的生命细节，内在情感纹理细密有致，词语与意象背后透着作者灵魂的呼吸，散发着一种神秘而动人的精神气息(如诗作《你站在那里，爱我》、《春风》等)。黄芳诗歌中的想象力优美、空灵，语调迷人，比如，女诗人在《恰好做我魂灵的衣衫》一诗中这样写到：“我把肉身焚烧，／把魂灵送往辽阔的草原。／二月的逃离南北不分／误入了三月。”从本质上说，黄芳诗歌写作的抒情倾向是天然的，是与其本身的生命状态相吻合的。因此，黄芳诗歌中的节奏具有生命呼吸般的起伏与自然感，并给作品本身带来了颇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黄芳可被视为依靠天赋写诗的女诗人，因为她的写作似乎养成了对灵感的某种深刻依赖，她本人在创作谈《一首诗的到来》中对自己的创作过程做过这样的坦白交代与说明：“我的写作从来不需要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可以说，我很少主动去‘写’。于我而言，诗歌总是随着或大或小的风无声地到来，在我眼前或调皮或沉静或悲伤或欢喜地转一转她的身子，扬一扬她的眉毛，眨一眨她的眼睛，轻轻地说：我只停一下下。我很快就走的。”从这段颇为感性化的自述中，我们不难指认出黄芳诗歌中充沛的感性色彩与艺术禀赋，但对于黄芳本人而言，自觉强化其诗歌中的生命哲学(思想分量)应是其今后写作中有待改进的地方。
与广西“70后”女诗人黄芳相比，“许雪萍”这个名字也许对广西诗歌圈外的许多人来说多少显得有些陌生，但是许雪萍并不是一个毫无资历的诗歌新人。相反，许雪萍从事诗歌写作已经多年，称得上训练有素，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作为一名广西女诗人的身份不为人知而已。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她的一些作品，根据我此前对其部分诗作的阅读感受，我个人认为许雪萍堪称广西诗坛的实力派青年女诗人，因为她的作品给了我元气贯注、情感饱满、境界开阔的阅读印象。现在再次读到她的组诗《这个世界的神话》，依然维持住了对她原先的印象与评价。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许雪萍可以说是一位颇为典型的南方女诗人，这不仅在于许雪萍的诗歌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南方特质的风物意象，更在于许雪萍的诗歌作品传达出了作者婉约、古典、浪漫、唯美的具南方柔性文化特征的审美情调。的确，许雪萍在诗歌作品中将自己置身于南方的旷野、山岗、树木、花丛、阳光、雨水和四季分明的景色流变中，她将这一切南方的外在景物与风光转化为对于内心风景与精神世界的诗性呈现。女诗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色调明亮而温暖的爱与美的世界，这个童话般美好的世界透露出南方(文化想象层面)的神秘气息，像女诗人在诗作《这个世界的神话》中所惊奇宣称的那样：“而我，在深夜的灌木丛不停／走啊／常常会捡到父亲留下的／遗物――／小小的勿忘我”。此外，拥有细腻、精致的艺术感觉，是许雪萍非常突出的艺术亮点，例如《傍晚的细雨》一诗开头部分的两句场景描写：“披上雨的灌木丛，有一双明亮而忧伤的眼睛”。然而，严格说来，许雪萍的诗歌内涵还显得比较单纯与单调，所传达的审美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有所欠缺，其诗歌理念也应由传统向现代性倾斜与偏移，技艺方面也应进一步丰富自身。
陆辉艳被诗歌圈内许多人视为广西“80后”女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近几年呈现出比较活跃的态势。日常生活中的陆辉艳给人的是一种温柔、娴淑、羞涩、恪守传统的南方小女子的印象，但诗歌中的陆辉艳却自我塑造了一个挑战传统与规范的先锋女诗人形象。陆辉艳的诗歌几乎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女性诗歌的写作惯例，极为主观性的凸显出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趣味。她的诗歌取材混合着日常生活经历与超验性的虚构与想象，注重感觉的传达、宣泄与解放(如诗作《长成自己的样子》等)，她诗作中的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经常呈现大幅度的跳跃、转换与断裂，对读者造成某种阅读的强度刺激与被迫性的自我联想，其适度的晦涩也常常能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南方来信，“并不是这样……”》、《5号门》等诗作)。陆辉艳自觉追求诗歌的先锋向度，她努力把叙事、抒情、独白、戏剧性等表现手法予以综合性与混杂性的运用，力图在诗作中传达丰富复杂的情感经验，同时她的写作追求感觉的自由无拘，《在丹州》一诗写得意绪奔放，充满写作与阅读的双重审美快感。陆辉艳还拥有童真般可贵的艺术想象力，她在《春天，一大群蚂蚁聚在草地上》一诗中这样描写蚂蚁：“蚂蚁们纷纷站起来，／有两只甚至穿越会场面对面，甩着大脑袋／用我听不懂的语言，用我／听不到的声音／粗鲁地喊着什么”，令人过目难忘。总之，陆辉艳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年轻女诗人，她追求原创性，追求“冒险精神”，以便让“诗歌飞翔”起来并“获得力量”(可参见她本人写的创作谈)，这种诗歌意识是很可贵的。一句话，陆辉艳目前的诗歌文本丰富性与芜杂性并存，她还走在成熟的路途中，我对于她的可能性光明艺术前景当抱有信心，至少对她寄予厚望。
通过对上述十位广西当代诗人创作的简要评论，我们不难体认广西当代诗歌的基本创作风貌。不过我在此还必须提及一下的是，可能由于刊物篇幅与其他原因，在我所熟悉的广西当代诗人当中，谭延桐、董迎春、陈琦、虫儿、朱山坡、莫雅平、斯如、张民、罗晖等实力派诗人以及李冰、侯珏、陈小羊、安乔子等诗歌新秀的作品此次未能入选。我以为，汇集性的观照所有上述诗人的创作，我们对当下广西诗歌的创作风貌才有一个更为全面的宏观性的把握，我们也才会对当下广西诗歌的发展前景持有更为充足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