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对出口反弹不宜过于乐观 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之下，我国9月份出口额的强势反弹，可谓给我国经济打下了一剂强心针—海关总署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9月份出口额为1863.5亿美元，同比增长9.9%，经季节调整后同比增长为11.4%，创下时隔四个月的月度历史新高，贸易顺差更因此扩大至276.7亿美元。
9月份出口数据的强势反弹，固然可喜可贺。因为，由此，不仅告别了此前两个月的出口负增长，更对过度依赖出口的我国经济增添了一份复苏的希望。
但是，就事论事容易造成思维的狭隘，而因单月出口反弹即过分乐观，则更容易陷入对我国当前出口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误判。
必须强调，我国9月份出口额的强势反弹，除出口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以及将出口市场侧重于新兴经济体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由宏观环境的向好和政策环境的助推所导致。
之于宏观环境的向好而言，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明显以及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阶段性趋稳，全球经济已从一片恐慌中走出，各国新一轮投资需求亦已恢复，而由此带来的进口需求加大（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则必然会对我国的出口企业带来宏观的利好。此外，今年以来，人民币的单向升值停止、且一度进入小幅贬值区间，亦使我国出口产品相对廉价，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在此前依靠廉价劳动力（及资源）的基础上，更添相对的汇率优势。
之于政策环境的助推而言，在近两年出口经济持续疲软的情况下，政府不仅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补贴等政策，而且针对出口企业，更于今年7月1日推出了针对性的出口退税新政，对出口企业的退税领域、退税优惠和退税流程，均释放出明显的利好信息。此外，近几年，央行推动人民币境外结算的加速，亦对出口企业的境外贸易增加了显著的便利。
因而，我国9月份出口额的强势反弹，并非出于实体经济内生能力的自然修复，亦并非完全因出口企业调整出口战略所导致，而是基于全球经济复苏明显、人民币汇率进入相对均衡区间等宏观环境，在政府加大中小企业信贷、补贴力度和推出退税新政等政策环境的利好推动下，两相结合所导致。
固然，在我国经济持续下行之下，及时推出针对性的政策优惠，以挽救一度无比艰难的出口企业，从而稳定过于依赖出口的我国经济，应该说，之于我国当下而言，是相对必要的。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策优惠仅是助推我国出口经济的权宜之计，亦仅是强化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的辅助条件。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的变幻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而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之下，过于通过政策优惠强化出口经济，亦会带来相对的负面作用—针对出口企业推出的补贴和退税政策，如果力度过猛，则必然会加大全球贸易摩擦和纠纷；信贷政策过于侧重出口企业，则必给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带来相对的不公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资源要素成本已大幅上升之下，如果各种资源仍过于倾向出口经济，则不仅会逐渐弱化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更会给推进多年而未果的经济转型增加难度。此外，人民币的单向升值停止、甚至呈现出小幅贬值趋势，虽然对我国出口经济利好明显，但是，这种利好在我国资源贫乏之下，极易因进口原材料的汇率成本增加而对冲。
实际上，在今年以来出口疲软、经济下行明显之下，我们应在相对加大出口企业政策优惠的同时，更大力度地推出针对整体经济的制度改革。与助推出口经济的权衡政策相比，诸如利率市场化改变、行政职能改革、以及财税制度改革等，则不仅是更为普适性的，亦是更为长期性的制度安排。
面对我国9月份出口额的强势反弹，我们不宜过于乐观，更不能因此蒙蔽眼睛，而失去对我国当前出口经济、以及整体经济的客观判断。
其实，之于当下，我们不应对短期出口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波动过于敏感，而应切实认识并推动更为普适性的制度改革，从而在制度层面，真正激发我国出口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内生活力。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王闻：金融监管者也需要绩效薪资
王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金融研究》中发表的《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引起了热议，其中很多焦点集中在中国银行业的利润上。相对而言，我更关注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大型金融机构“一方面拿着高薪，一方面又需要政府救助”这个问题。
在金融危机过后，金融业高收入成为众矢之的，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需要限制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金融高管的收入。需要强调的是，就从国际情况来看，正如周小川行长所指出的，金融业高收入和最近一二十年以来金融体系的变化有关，包括金融交易频率、金融创新以及衍生产品等，因此人为限制金融从业人员收入和市场经济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周小川行长没有讲到的一个事实是，当前国际金融业（某种程度上中国金融业也是如此）普遍采用市场绩效来定薪资的制度，这样引发的后果其实是金融业和整体社会的一个“对赌”，金融业为了迎合股东利益以及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普遍从事风险性很大甚至是投机的金融活动，从中享受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但是一旦经济形势和资产价格出现逆转，大型复杂金融机构（LargeComplexfinancialinstitutions/LCFIs）又可以因为“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而得到政府救助，最后让全民（全体纳税人）为金融危机后果买单。这里吊诡的是，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及出现巨大风险事件的时候，政府宣扬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非得要解救它们，但是却没有谈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监管失灵”（regulatoryfailure）的问题。
具体来说，金融监管失灵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没有预知潜在的风险并且开出预防性的药方；其二是在出现不良征兆的时候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在很大程度上，金融监管者的监管失灵是由监管松懈造成的。比如在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倒闭案这宗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中，银行监管者并非没有及早认识到银行操作的缺陷，而是对这些信息视而不见，从而没能阻止银行的过度投机。一般来说，金融监管者和其他公务员一样都是只有固定工资，当然中国金融监管人员因为和业界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实际收入不低，但是基本上他们的薪资并不取决于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绩效以及是否有效避免金融机构失败等指标。如果监管者的薪资不和其监管绩效挂钩，那么监管者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忽视所监管机构的潜在问题了。 早在1974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和GeorgeStigler就在《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ofLegalStudies）发表的一篇开创性文章谈到了公务员标准薪资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公务员采用绩效工资似乎应该比私营部门采用绩效工资要更早。但是让人感到讶异的是，大约在上述文章发表过了20多年后，首先是针对公司高管的绩效薪资成为普遍现象，而金融监管者作为公务员，他们的薪资需要绩效挂钩只是最近开始讨论并且用于实际操作中。
最近美国的两位学者—芝加哥大学的ToddHenderson和波士顿大学的FrederickTung—就对金融监管者的绩效薪资制度作了分析，他们指出，虽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机构管理局（OTS）以及货币监理署（OCC）向银行业监管者开始支付绩效奖金，但是这种事后的绩效奖金制度在激励监管者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方面是不令人满意的，为此他们提出了给监管者在事前支付和外部绩效指标相联系的指标。
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监管方式还是一种粗放式的监管，具体来说就是政策监管和准入监管。随着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深入，金融监管也必然要面对深刻的变化，转向精细化监管，这个时候政府有必要未雨绸缪，仔细考虑和设计监管者的薪资安排，从而能够有效应对未来的变化。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刘远举：天然气价改应警惕“尺蠖效应”
刘远举
天然气涨价的传闻正在变为现实。根据《东方早报》的报道，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过渡方案已提交国务院，未来中国天然气价格将在市场净回值法的基础上实行一省一价。
早在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政府工作报告时就称，“完善成品油价格改革，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是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在具体方案上，今年5月，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透露，考虑到企业、居民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化、接受天然气价格改革一步到位，在新的价格机制全面推广前，可能会出台过渡性天然气价格机制，即市场净回值方法和一省一价。
所谓市场净回值方法，即按市场竞争形成的可替代能源价格为基础，折算相应的天然气价格。通过这种方式，天然气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就能反映市场供求情况，并随之变动。考虑到天然气价改过渡方案将整体抬高中国天然气价格，并传递到餐饮、化肥、居民生活等领域，且中国区域性市场的价格承受能力差距大，所以还将采取一省一价的方式，各省各自统一制定门站价格，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这一价格水平的前提下，自主协商实际交易价格。目前，两广地区正在进行此项试点。
应该说，中国天然气涨价是大势所趋。近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逐渐提高，随着西气东输管道建设的加强，进口天然气比重逐渐增加。今年7月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在接受俄新社专访时透露，中俄两国在对华供应天然气的基准价格方面仍存在分歧。由于进口中亚天然气价格较高，和国内政府定价形成倒挂，再加上LNG方面的亏损，中国石油亏损严重。今年上半年，中石油的天然气与管道板块的经营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了84.7%，因此国内油气巨头当然希望定价权能够回到企业手中，这必然进一步促使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
但是，此项改革并非毫无异议。虽然来自中亚的天然气价格较贵，但对于国内的气源，由于我国资源税低，天然气开采企业的成本低，利润高。所以，如果单以国外价格为由涨价，有意识地忽略国内廉价气源，这和以炼油的亏损来作为整体涨价的理由何其相像！川渝地区蕴含天然气资源丰富，最近传出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川渝地区，在回答媒体采访时，一位中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相关人员给出的理由是：“之所以在川渝地区率先推广是因当地用户多、用气量大，适合作为试点地区。”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基于垄断巨头以缺乏约束的成本倒逼涨价的可能，对垄断巨头的有效监管将是价格机制能否成功的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价格机制改革对增加供给是否有效。价格机制的市场化当然是大方向，这30年来，几乎所有改革都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的好处在于通过价格刺激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增加供应。就天然气市场而言，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富有前景的能源，受到各国的重视，也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中重点扶持的对象，但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定价，就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市场也很难获得更大发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正是放开天然气出厂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但天然气市场的特点和现状却难以让人对民资进入该领域持乐观态度。天然气行业的勘探、开发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都非常高，民资很难进入。再加上管道和资源都是被国有大企业垄断，虽然西气东输的西三线民资可通过全国工商联发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进入，但总体上讲离开放、市场化还有很大距离。更何况在目前的中国，增加供应，引入民资，绝非价格因素那么简单。抑制市场的更多的是行政许可、管制、法治环境不够充分导致的民资权利不足、各种腐败寻租。所以，放开价格是否能带来供应增加是存疑的。
那么，目前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参与者很少的垄断格局下，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并不能有效刺激供给。定价权交给企业而不是政府就会导致价格的快速上涨，向垄断方输送利益。作为一种能源供应，虽然天然气从长期上而言，对居民或者企业而言都是可替代的，但不管居民怎么选择最终还是油、气、煤中的选择。涨价会造成企业和居民的净损失，并把这个利益在油、气、煤之间分配，相关垄断方会受益—除了国内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中国石油外，各家城市燃气公司也会因价格上涨受益。
当然，这绝非反对市场化改革，而是说在市场基础还是垄断的情况下，民资权利还未得到法律充分保护下，我们应充分警惕利益集体以价格改革为名牟利，防止尺蠖效应在天然气领域的再度重现。尺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引申到政策上，即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讲市场化，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声音
李光耀：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接受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使其从一个贫穷的社会转型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高盛预言，沿着这个轨道，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紧随美国之后，中国发射了载人飞船，有能力用导弹击落卫星。中国有13亿人口，其文化绵延数千年之久，人才济济。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世界第一呢？
今天，中国正以50年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着，这是一个无人预料到的巨大转变。中国人已经提高预期和抱负。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和欧美、日本一样，繁荣、先进、科技发达的中国。这种重新唤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
不像其他新兴国家，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并以此被世界接纳。中国人想和美国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纪。（《中国改革》）
林毅夫：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句取义
如果把中长期发展的瓶颈消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增长8%就有可能实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按照这一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比较水平。这四个经济体之后维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长，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以上。它们都是中国未来20年拥有8%经济增长潜力的参照系。
但是，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句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财经》）
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任何央行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无限火力”
任何央行，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拥有无限火力。这是因为，首先，它的分寸拿捏必须恰到好处，确保有关操作不会损害央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其次，央行操作的力度，与危害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失灵程度必须完全相称。如果央行力有不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就仍受到滞碍；但如果央行用力过大，将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央行还必须对其他主体提出极其明确的要求，它们应各尽其力，必要时进行调整，纠正自身错误，确保它们在最大可能限度内，利用央行为其赢得的时间，来完成艰巨的、绝对有必要的根本性工作。无论对发达经济体的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这一点都适用。（《新世纪》）
柳传志：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绝不能说，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是爱国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工作，多交税。但是如果让他们逆潮流而强动，或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估计不太可能。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这不是句空话，也不仅仅是态度，在我看来，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我觉得，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的想法。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除了害怕，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比起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来，一些中小企业做事就难得多了。（《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