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为人类提供了三种生存模式，即鲁迅的分裂型生存模式、沈从文的梦幻型生存模式与汪曾祺的和谐型生存模式。这三种生存模式分别以“向前看”、“向后看”和“向现在看”的生活姿态出现。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他以其独特的“民俗体”小说为二十世纪小说提供了“欣悦的活着”的文学图景。从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人的生存状态，并和中国传统文学一起，构成中国审美人生传统的整体地形图。
关键词：二十世纪文学 汪曾祺 小说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3-0015-06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百年，政治运动和战争是这个世纪最敏感的文化特征。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而确立其在文学史中的特色，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文学固然不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而卓然独立，同样也不应当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赠品、点缀物。作为一种比其他意识形态形式更复杂的人类精神行为，文学和历史、现实、人类的心灵之间应当有一种更切近的关系，应当超越战争和政治意识形态并成为比它们更久远的精神遗留物，在人类的代代承传中保持其应有的“光晕”。如果把这看作是文学的指标，并以此审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既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大的话语霸权对文学审美属性的吞噬，同时，也能够看到文学如同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沙漠地带深藏着茁壮的生机，并在各种可能的机缘中展示着不屈的生命样态。由此，二十世纪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标本。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源头是鲁迅。从鲁迅文学这条大河中分流出了二十世纪文学最大的两条支流：“写实文学”和“抒情文学”。“写实文学”后来汇集上苏联文学、时代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之后，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主潮。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的产物，“革命文学”的作用当然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所以对它的价值估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文学这一个领域。但是仅从文学角度说，“革命文学”也提供了一种关于人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特殊存在状态景观，表达了个体生存如何与集体利益趋同的同质主题，因此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同时，无须否认，由于文学的个体性要求和社会集团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文学模式很容易流于说教而导致文学性的丧失，从抗日文学、十七年文学、样板戏乃至新时期初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倾向。当然，由于作家禀赋、修养以及所濡染的文化之不同等多重原因，这条“写实文学”中流淌出来的次支流呈现出丰富驳杂的面貌，并构成一片巨大的河网密布、交叉渗透的浩浩水系，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时代风潮中，不时扬起阵阵浪花甚至滔天巨浪，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一条以“抒情”为传统的支流，则显得落寞孤单。直接汲取了鲁迅这部分文学营养的是京派文学作家沈从文。鲁迅写故乡的视角、笔法以及沈从文所固有的强大的湘西文化和苗文化因子造就了具有原始的力与美的沈氏小说。如此，以鲁迅为起点的沈从文成为二十世纪抒情小说的新传统，成为乡土小说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相继直接或间接受到“鲁迅沈从文”这一脉影响的有废名、师陀、汪曾祺、孙犁、刘绍棠等人。同前一水系的分流情况一样，现实语境的差异以及个人情趣天赋的区别，使每一个作家既秉承了这个流脉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各自不同的风韵。尤其是在富有艺术天分的作家那里，他不但继承一种文学形式，而且能创造性地发展这种文学形式，甚至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传统。鲁迅如此，沈从文如此，汪曾祺也是如此。
汪曾祺虽然以沈从文为师，但他于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不可忽视，他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甚至超过沈从文，并且，他的生活观、文学观更有与其师截然不同之处。所以，到汪曾祺这里，“抒情文学”又发生了一次小说文体和文化精神上都不可忽视的变化。客观地说，到新时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鲁迅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脉的影响势头渐盛，尤其是鉴于鲁迅的深奥艰涩、沈从文的被迫退出，而汪曾祺则在新时期初期闪亮登场，直接启发了后来占据各个流派中心地位的文学青年，因此，探索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征、文化精神及其在新文化语境中生存的可能性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如果我们按照作家是否以其恰当的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生活样式考察，二十世纪中国主流小说体现出来的人的生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鲁迅的“分裂型”生存模式、沈从文的“梦幻型”生存模式和汪曾祺的“和谐型”生存模式。当然，我们这种极尽简约的分类一定是片面且极端的，但也许正因为其极端所以更能够带来一些关于文学问题的启示。
一、鲁迅“分裂型”的生存方式
鲁迅一直生活在一种“分裂”状态：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使他从贵族跌入贫民，和谐的家庭生活就此解体；从乡村到城市的出走使他既被乡村抛弃又不能被城市接纳，对故乡的记忆解体；从中国到日本的经历使他蒙受弱国寡民的羞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解体；一生生活颠沛流离、饱经夹击，对人性良善的信念也几近解体。这种体验将鲁迅置放在一个个夹缝中，使他成为一个时刻矛盾、分裂的人，使他永远找不到安置灵魂的方寸之地，使他长时期处于“彷徨”之中。对于现实的极度不满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的惶惑、对人性的不信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美和善良的存在性怀疑，是他的作品的共同主题。于是，在他的笔下，残缺、破裂、蒙昧是所有人共同的生存状态。即便在看起来较为柔和、明亮一些的《故乡》、《社戏》中，鲁迅同样表达了对于和谐生存的不信任。《故乡》中“我”和闰土的关系从少年时期的和谐转化为到成年后的隔膜，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社戏》尽管通篇似乎洋溢着欢乐，少年的“我”和伙伴们的如水和谐成为鲁迅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但文本最后仍然归结到了成年之后“我”再也看不到那么好的戏的怅惘中，在这里，和谐的偶然性其实是为了映衬不和谐的绝对性。这无异于对和谐的现实存在的死刑宣判。于是，在他的笔下，祥林嫂、孔乙己、狂人、子君、华老栓、华小栓、夏瑜……，无一不是精神的残缺者，生活的牺牲品。
当然，鲁迅怀疑并批判历史、现实、文化、人性，基于彻底改造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重新建构国民精神的理想。他解释写小说的动机时，明确地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他这种高远的历史与文化眼光中，他的文学所展开的是对无往不在的所有现实、历史、存在性及可能性的批判。鲁迅的小说，就成为他所认知的病态社会、文化、人性的寓体，成为完成他启蒙国民、引起救治的使命的寓体，成为他手中的投 [ 2 ] [ 3 ] 枪和匕首。
鲁迅笔下的这种“分裂型”生存模式，一方面增强了他批判现实的力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鲁迅明确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完全否定。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希望、信念，对于人的理想的生存模式，鲁迅不是寄希望于现实生活当中，而是将其非常渺茫的希冀寄存在未来之中了。
二、沈从文的“梦幻型”生存方式
沈从文以卓然不同于鲁迅的姿态给文坛提供了新的生活视角和文体样式。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且连标点符号都不会，却有强烈的浪漫精神兼强大的生命力，有用一枝笔闯出一片天空的理想。然而城市给予他的却是失败、屈辱、欺诈、打击等一连串的黑色体验。无从驾御城市嘈杂纷乱生活，沈从文只有把梦做在别处，去遥远的故园僻地和童年记忆中寻找属于他的人性梦想。沈从文屡次在文中表达自己的梦幻倾向：“我是一个但适宜于白日做梦的独行人”，“写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用一枝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对于梦乡的留恋和向往、对于现实都市的失望和无奈，从现实都市到记忆边城的精神退让，使沈从文创作了以《边城》为最高文学成就的诸多作品。这些充满了原始的力与美，充满了异地风情和人文景观的“抒情诗体”小说，共同构成沈从文梦中的湘西世界，表达着他对于人性的渴望，表达着他对于现实的否定和怀疑。
如果说鲁迅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源流，而主要以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批判民族精神的领域建构了一个自足、完整、深刻的艺术世界，那么沈从文则在鲁迅所开辟的抒情文学的地基上建立起了一座属于过去的人生的艺术殿堂。在鲁迅眼里，现实处处黑暗，是一座无法冲破的“铁屋子”，是“吃人”的世界，对于现实进行了否定，而只将人的理想的存在形态寄存在渺远的“未来”；沈从文固然建起了一座精美的“人性的希腊小庙”，但是如同鲁迅一样，他也并不相信人生现实生活的完美，他建立的这座小庙是人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虚幻的小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建筑于“沙漠”之上的，是存在于想象中的“别一个国度”里的。沈从文同样否定现实，但他将生活的信念建筑在“过去”。可以看到，不管是鲁迅之将希望寄托在“未来”，还是沈从文之将希望寄托在“过去”，在他们两个人的眼里，现实都是不合乎人的理想的存在，是丑恶的。
那么，人在现实的生活中究竟有没有完满和谐的存在?难道我们只能把对人生的幸福期待建筑在不可能拥有的渺远的“未来”或原始的“过去”，而对能够拥有的“现在”充满怀疑吗?人有没有享受现世生活的权利与可能?小说能否为我们提供一种“和谐的现在”式的存在图景?
三、汪曾祺的“和谐型”生存图景
汪曾祺所构建的正是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幸福生存的艺术世界，他提供给二十世纪文学的是属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殿堂。或者说，汪曾祺所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是，他让我们体会到“活着的欢悦”，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日常生活充满诗意和“和谐”的本相。这种“和谐”，不是构建一个虚幻的人生模式，而是植根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是逃避到遥远的僻地边壤或放情于自然山水，而是踏踏实实地建构在人与人的现实社会中。汪曾祺把“人”的位置置放在今天，置放在每一个人的身边，置放在每一个平常而凡俗的日子里。
汪曾祺小说中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接受着生活所给予的一切，并充分享受着其中的乐趣。《安乐居》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小说。几个整天泡在“安乐居”里的酒友，喝着最低档次的一毛三分钱的酒，吃着三四毛钱的兔头。然而，不管是老吕、老王、老聂，还是画家、瘸子，他们每个人都在这种平常、平淡甚至看起来有点落拓的生活中体验并享受着活着的乐趣。他们是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但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快乐和做人的快乐：如何喝酒、如何吃兔头，在他们都是有章法的；能用两个鸡蛋打出三碗蛋花汤是值得自豪的；偶尔打抱一次不平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壮举；手擀荞面面条是他们向往不尽的美食；被老婆拎着耳朵回家去也不算丢人现眼……他们对眼前事情的评价、看法，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感慨，以至于每天到这里来喝酒、吃兔头，都成为了他们显示自己的存在的方式。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能在这样的一个“安乐居”里体悟得出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生活的滋味：每一个人只有先安于生活，才能乐在其中。或者说，只要你能够安于生活，那么，你一定能够乐在其中。这就是“安乐居”背后的意义。
对生活的这种看法，使汪曾祺的文学写作甚至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对于酒馆、茶馆意象的改写即是一个典型例子。酒馆、茶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是一个颇富象征意义的意象，在多数作家笔下，是被作为一个富有巨大社会性主题意义的公共领域予以呈现的。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一石居酒楼、华家茶馆等都隐喻着展示社会世态人心的重大命题；沙汀笔下的其香居茶馆更成为扭曲的社会中利益争斗的场所，同样是一个负有巨大社会使命的公共领域；老舍笔下的裕泰茶馆，“则以更丰富的人间世相和跳跃式的时空切割，借古都小小一爿茶馆透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嬗变。”然而，在汪曾祺笔下，他却反其道而行，摒弃了“酒馆”、“茶馆”中所隐含的社会变迁、历史兴替的重大主题，恢复了其作为生活场地的本来面貌，将人重新拉回到了生存本体论中。《岁寒三友》中的“如意楼”如此，《捡烂纸的老头》中的“烤肉刘”饭馆也如此。在从社会主题向人的生存主题的嬗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的文学旨趣与主流文学家的区别。可以说，汪曾祺之所以能够发现并赋予酒楼、茶馆生存本体论意义，完全得自他的“欢悦地活着”的人生哲学，得自他与众不同的生活观念。
在汪曾祺笔下，只有充分地、安适地、自由地享受生活的乐趣，才是生命的真谛、生活的真谛。在汪曾祺看来，一切外在于生命本体的东西，不论是陈腐教条、虚假道德，还是功利、金钱和荣誉，或是对欲望的过度节制或放纵……只要是使人的生命不能自如伸张的、和周围的世界不能和谐共存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是需要超越的。人如果不能超越而拘泥于这种外在限制的束缚中，则是非常可笑的。《八千岁》是一个表达挣脱和超越束缚的文本。八千岁是米店老板，持店有方，买卖兴隆，财源广进，囤粮无数，可谓事业有成；但生活中的八千岁异常苛责：吃糙米饭熬青菜，穿过时的缀补丁的“二马裾”，“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不近女色，不替人做保，不布施僧道。这所有的“不”组成一个坚实的密不透风的樊笼，将八千岁的生命固囿于其中，让生命僵化和冷硬。这个将生命的所有欲求压制到最低界限的人，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化源于和另一种人生模式的无情冲撞。八千岁遭遇了无限放纵生命欲求同时又具 [ 1 ] [ 3 ] 有生杀大权的兵痞子八舅太爷。当八千岁眼睁睁地看着八舅太爷用从他那里榨取来的血汗钱恣意享乐：给相好的女人买貂皮大衣以便她能踏雪赏梅，遍邀名流吃满汉全席……，八千岁对于生命的看法发生了彻底改变：他立即把贴了几十年的“概不做保”和“僧道无缘”的字条揭下来；脱下过时的“二马裾”，穿起时兴的阴丹士林长袍；当他的儿子又拿来两个吃了几十年的草炉烧饼做晚茶时，“八千岁把烧饼往帐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对束缚的超越对自由的认同就通过这样一个人物表现了出来。八千岁从压抑生命的本能到醒悟生命的意义，到允许自己享受生命的快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金钱的丧失，更重要的是他旧有的人生观、生命观的彻底轰毁塌陷带来的心灵的震撼。因为外在于生命本体的它物而把自己变成非人，拒绝来自生命本体的乐趣而将自身交付于钱财、利益、权力，这在汪曾祺眼里是十分可笑、可鄙的，这种模式恰恰是作家所要摒弃的生命存在状态。在汪曾祺看来，人的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自然和谐、适情适性，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生存本身即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人不应放弃对于生命的热望和积极；更不应该为了它物――自由生命中的“他者”――而放弃对于各种感觉的切身体验，生命应该在积极的努力和欢快的人生体验中自由地伸张。这才是汪曾祺书写生命体验的内蕴，是汪曾祺对于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这种观念下，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生命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其笔下的男性形象如上所述尽享着自由生命的快乐，女性形象也无不蓬勃着生命的激情：在情感的世界里，她们大胆地追求，勇敢地表白，陈规陋习、伦理道德从来锁不住她们对爱的执着；女人失身本会使生命自由受到限制，可汪曾祺给了她更广阔的生活天地(《大淖记事》)；年轻的女老师可以将美丽的身体展示给男学生，只是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窥浴》)；连人到中年的妇女都理直气壮地宣称“快活”原则，而对于别人的闲话不予理会(《薛大娘》)；庄子夫妇干脆直接为“松开枷锁，各顾各”开路，将生命自由的合法性演绎得洒脱、奔放(戏剧《大劈棺》)……。尘世生活如此，在佛法森严的庙宇，汪曾祺的作品也同样充满了人性的活泼和生动。且不说《受戒》中的和尚们如何享受着人生的各种乐趣，单说《仁慧》中的尼姑仁慧，也从来不曾因为身在佛法禁地而放弃生命激情的呼唤。她作为观音庵的当家尼姑，施展着生命的潜能，募捐化斋，重修佛堂，包办素席，学放焰口，将昔日荒凉冷清的“佛法”之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人法”之地。在汪曾祺这里，佛法的庄严和人生的情趣从来都不是水火不融的。当限制生命的因素和自由生命相抗衡的时候，汪曾祺总是将人导人对于生命自身的思考和选择，从来不让那些陈规陋习、虚伪道德、等级秩序之类的“枷锁”进入他的艺术视野。或者我们可以说，如果佛法是通过“戒”来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那么在汪曾祺的笔下则是通过“顺”来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他的“顺”是顺应生命的吁求，将生命的本能轻松地释放出来，以获得生命的体验，达到生命的极致。正如巴赫金说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恐怖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一切都转化为快乐”，在汪曾祺的文本中，一切束缚也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一切都转化为生活，转化为生命的勃动。因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能读到温暖的生命关怀和对个体与种群的同情。他关注生命，关注生命的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与苦难，他对人物正是在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中达到了理解、同情，读者正是读到了这一生命本体的关怀而感受到了其作品的温暖，因而得到“滋润”。总之，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汪曾祺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闪耀着不同寻常的诗性光辉，汪曾祺用他的文本肯定着世俗生活和人性自由的合法性，并为世界“祛魅”。这正是汪曾祺的独特之处，是他能够在当时的语境中始终和主流话语模式保持距离的深层原因，也是当彼时的主流话语渐次丧失文学魅力，而汪曾祺始终如一架虽不耀眼却温暖的文学篝火，给人以新生般安慰的根本原因。
享受生活的乐趣并不以物质条件的丰厚为前提，甚至物质的匮乏都不曾成为人对于“活着的欢悦”体验的障碍，人的“欢悦”体验与物质无关，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汪曾祺用“皮实”概括。他说：“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孔子在《论语》中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正是汪曾祺人生观的写照。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在生命的切实体验和艺术之间达到无隙的沟通是汪曾祺的追求。
日常生活中人的和谐存在我们在《诗经》的某些篇章中能够找到，在两汉民歌中能够找到，在唐宋诗词和散文中也能找到，甚至在元明清的诗词曲子中还能找到，但在小说中却很少能发现它的踪迹。小说似乎是专门为了表达人们的愤怒、不满而生成的，尤其二十世纪小说主题更是以忧患意识为主潮。这一方面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小说更适合表达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的艺术类型相关。而汪曾祺的小说重新发掘到了这种和谐的人的生活模式，并将其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提供给文学和人类，为现代小说展现了一片新的人生天地。如果说，鲁迅的“向前看”让我们具有了现代主义的精神，沈从文的“向后看”给我们提供了古典主义的精神，那么汪曾祺的“向现在看”是不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后现代味道的精神，从而和前两者一起成为人类生存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呢?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