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类命名:
一类为头等妓院,原名叫“堂”,又叫“大地方”,“堂”的叫法,是从明代而来古称｡“清音小班”则是后来出现的南方班的头等妓院的专称｡
二类为二等妓院,原名叫“中地方”,后称“茶室”｡
三类为三等妓院,称为“下处”｡
四类为四等妓院,称为“小地方”｡
这和当时上海对妓院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叫法不同｡按照赛金花说法,上海的一等妓院叫“书寓”,“××书寓”,那里的妓女必须要会唱“楼会”､“思凡”､“长亭”或“化蝶”之类的小曲;二等妓院叫“长三”,“××寓”,和一等妓院的“书寓”相比,少了一个“书”字,妓女不必唱小曲,但得加一个茶碗,要品茶的;三等妓院叫“么二”,牌子挂“××堂”;四等妓院叫“花烟馆”或“野鸡处”｡
这很像给教授定级别和职称一样,给妓院和妓女定职称或级别似的｡从政府角度,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税收;从嫖客的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包和身份,看人下菜碟;从妓女的角度,是她们的水平和价码｡
当然,一等妓院的讲究最多｡妓院大门一般由砖雕装饰,有匾额书写店名,或在乳白色灯罩上用红漆写的店名(且都是当时社会名流的题字),门楣上挂有写妓女花名的花牌｡没有电灯的时候门前有油灯或汽灯,都得是镂空的玻璃灯罩,光绪32年(1906),有了电灯,一律换成了明晃晃的电灯｡更讲究的,门两旁有的还有对联镌刻在砖雕上面,更讲究的,门前有的还有牌坊｡那劲头,一点不比大买卖人家的差｡
一等妓院里,每位妓女都有自己的一位跟妈儿,专门伺候她们的饮食起居,还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摆设要讲究,最早的是红木的中式传统老床,后来有了席梦思软床,金铜床架,雕镂挂络;还得有各种各样应时应令的摆设,成龙配套,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的讲究;更讲究的,墙上还得挂有当时的名人字画(有的就是客人自己送上门来的),讲究的就是一个调情的氛围,而不是那种下等妓院里进屋脱裤子立等可取一般的快餐｡
根据光绪年间的统计,八大胡同里一共有三百七十三家,其中一等和二等妓院有一百七十八家,占了全数的近一半,这个比例相当不小｡
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数量在增多,且北来的南妓也在增多,无形中增添了八大胡同的色彩,加剧了它的繁荣｡
南妓的出现,赛金花曾经说她自己是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叫素兰,湖北广陵人,戊戌变法之后来到北京的,当时名噪一时,不少官宦子弟愿意去她那里捧场｡应该说素兰比赛金花早来了北京几年｡但是,赛金花说“京里从前是没有南班子的,还算是由我开的头”,这话是对的,她开的金花班,确实是京城的第一家南方班｡据说,她的南方班开张的时候,挂一块朱字铜牌,插了满门的金花和彩球,从此,窟号销金,城开不夜,轰动当时的京城｡
在这一点上,赛金花确实为八大胡同开一代风气之先,一时间,南朝金粉,飞鹭流莺一般,纷纷落户这里,和北地胭脂打擂｡曾有一首竹枝词专门写这样的情景:彩烛光摇满脸红,胭脂北地古遗风,南朝金粉唯清淡,雅艳由来迥不同｡
南方班的进军北京,落户八大胡同,提升了八大胡同的档次,也相应改写了当时的一些规矩｡那时候,到八大胡同里一等和二等妓院里来的,并不能够像后来电影里演的那样,妓女出来站成一排,你点了花名之后,就可以勾肩搭背,打情骂俏,甚至立刻就进屋上床,去颠鸾倒凤｡必须要一系列的规矩和程序,听曲喝茶,是必不可少的;谈天说地,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赛金花后来在回顾往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姑娘最讲究的是应酬,见了客人要‘十八句谈风’｡陪客时,处处都要有规矩,哪像现在‘打打闹闹’就算完事｡”
在《长安客话》中,专门有诗对比南方班后讽刺北方班: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裙棉裤子,膀胀,哪里有“佳人夜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开筵空吃烧刀子(北京的一种烈性白酒),难当,哪里有“蓝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鬏髻高尺二,蛮娘,哪里有“高髻云鬟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这样贬斥北方班,也实在是夸张,北方班也不全像他说的那样丑陋不堪,百顺胡同里的松竹馆,便是北方班的一面旗,不比一般的南方班差｡但不可否认,南方班初来八大胡同时候,艳帜大炽,确实让那些人耳目一新,生意很是红火｡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是要花钱来说话的,衣袋里没有揣满足够的“兵力”,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北平风俗类征》转《新燕语》说:“庚子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女子所享有,酒食之费,征逐之多,较之昔年,奚啻十倍｡”想想,价钱翻了十倍,也实在是够惊人的｡南方班眉狐眼魅,腰柔态轻,却也心够狠,牙敢开,张嘴就要个大价钱｡
还有一项规矩,也是需要钱来打点的｡指的是节前节后,嫖客都得是要来拜礼节的,不能是一次性的买卖｡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春节､端午和中秋,要来给妓女捧场,茶资小费加倍,这叫“上车”;过了节之后,还得来拜,同样的茶资和消费加倍,这叫“下车”｡这样和妓女认识多日并来往之后,也就是说,以前你一次又一次付的茶资和消费,加起来的数量够了“开盘儿的钱”,你才能够赢得美人心,抱得美人归｡这叫做“住局”｡看起来,有些繁文缛节,却是八大胡同的规矩和特色,这样的规矩和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等妓院的特色的一种繁衍｡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嫖客才可以叫妓女出台陪客,帮助自己的社交生活｡所以,大栅栏里的那些商人,想召妓陪客,是先得付出这一番代价的,方才能够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一般妓女是不出台的,以往妓女出台被视为下贱｡召妓,也是有讲究的,分别为“叫条子”――“应条子”――“出条子”(也叫“干条子”)｡这样的程序是不能变的,每一道程序如上的每一道菜,需要付每一道菜的钱,所给的钱叫“条子钱”｡如果是随友人一起来认识朋友熟识的妓女,叫做“借条子”;如果是经友人介绍的妓女,叫做“荐条子”｡当然,这些规矩,都是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无论属于哪种“条子”,写条子的纸,都是有讲究的,得像如今用请柬一样,里面装的是薛涛笺｡
1907年,在李铁拐斜街(现铁树斜街)上开办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所,这家浴所叫做“润身女浴所”,解决了妓女的洗澡的问题｡因为千百年来,良家妇女也只能在家里沐身,不能到街上洗澡的,就更别说妓女了｡这家“润身女浴所”,是由当时八大胡同里一家清音小班里的一个妓女创办的,她叫金秀卿,是一位当时的名妓,曾经获得当时妓女选秀活动中的状元,她深知妓女洗浴的困难,才在靠近八大胡同的李铁拐斜街开了这家女子浴所(现铁树旅馆),它的旁边不远,也就几步道的距离,便是陕西巷,方便得很｡因此,这家“润身女浴所”,可以说是专门为那些上等妓女开设的,据说,里面很讲究,有土耳其蒸汽浴,还有专门从法国进口的各种化妆品｡
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妓女死后的葬身之地的问题｡在八大胡同之南,也就是南横东街上,有一座明朝古庙,叫都城隍庙,在康熙年间改名为南方城隍庙｡之所以改成这个庙名,是和南方班进京有关联｡在京城,南方妓女的增多,死后一般都埋在这座庙边上的一片洼地里｡以后,前来为自己姐妹扫坟的妓女,也就顺便祭拜一下这座庙｡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曾经专门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多去焚纸哭奠,亦兔死狐悲之感,因而其他游人,亦趋之若鹜｡”这是京城惟一一所和妓女关系如此密切的庙,附近有老人干脆把这座庙叫成了“妓女庙”｡据说,江南人死后要到这庙里领牒之后,魂灵才能够南归落叶为根｡每年阴历十月初一,是妓女专门为死去的妓女烧纸祭奠的日子,一时庙里庙外香火缭绕,纸烟如黑蝴蝶一样弥漫｡那时的江南城隍庙,因妓女而有名,它的没落和凄凉是到了民国晚期,随着八大胡同一起的衰落而荒漠,成为了妓女的荒坟野鬼的野地｡
不管怎么说,从妓女那时的规矩和讲究,即便是妓女死后,也有专门埋葬她们的地方和专门祭奠她们的寺庙,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和妓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一池活水,在不断的吐故纳新之中,周而复始地运转着她们自身的生命力和生物链,维持着八大胡同的生态平衡｡
不过,这里所说的只是清末民初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在以后特别是民国中期以后八大胡同,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颇有些萝卜拔了不洗泥一样,数量与质量并不是成正比｡
当然,我们今天这样来谈论所谓妓女的水平,并不是现在世俗意义上诸如长相身材或性技巧等方面对妓女的评头论足｡而是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妓女的水平,看待一个时代的投影｡因为在青楼文化中,昔日妓女真的和现今的不一样,那时的妓院也不仅仅是争逐性欲的风月场,而是兼有文化沙龙､商业交往,乃至政治的起承转合的场所,情色只是它的一面鲜艳的外衣,或者只是一种功能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便会明白在我们民族历史的传说和传统中,妓女的形象为什么和现在流行的妓女形象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如红拂夜奔,协助李靖成功了开国之大业;为什么会出现李师师,冒险为燕青巧做安排,让他和宋徽宗在自己的闺房中会见,成为了巾帼中的英雄;又为什么陈圆圆能够为后人叹为“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一般女人都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却奇迹一般发生在昔日妓女的身上,往往是所寄托的人们的情感,超越了一般道德意义上的评判,也不是一般风花雪月所能够比拟和企及｡从青楼文化意义上,来考察八大胡同,也许才会让我们的眼光开阔一些,而不仅仅囿于暧昧的情色之间｡
我说八大胡同在从咸丰到光绪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形象,成长到了自己的顶巅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以往青楼文化的顶巅,仅以清代相比较,清代妓女的质量最高在清中叶｡那时期的妓女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这和自唐宋以来宫廷重视的传统有关,那时妓伎通用,艺妓不分家,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人们对待她们的态度,和我们现在看待妓女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来认识,我们才会对琴棋书画俱佳的柳如是有所认识,明白清初的才子兼重臣钱谦益为什么非要说死说活娶柳如是不可;也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古典文学的画廊里,有了一代色艺绝代且气节逼人的李香君的故事,演出她的戏剧《桃花扇》常演不衰;也才会明白清初的礼部尚书龚鼎孳,为什么在其爱妾金陵名妓顾横波死后,出重金在长椿寺旁特意修建妙光阁,并情意殷殷地祭诗云:化为魂归无色界,悲来佛是有情人,居然将佛和一个妓女相提并论｡
那时候的妓女,和现在穿着露点的装束,手里攥着安全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般的妓女,确实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
那时候的妓女不少如柳如是､李香君或顾横波一样能诗能画,并且有着一般女人都没有的气节和骨气,并不仅仅靠出卖色相,也不仅仅只图高官厚禄,像我们现在被包的“二奶”似的,如金丝雀一样,只会躲在笼中撒娇卖相｡
那时候的妓女可以演出李渔改编的连台本的《游园惊梦》｡清珠泉居士著的《续板桥杂记》中这样舞台上的她们:“含态腾芳,传神阿堵,能使观者感娱目心,回肠荡气,虽老使师,自叹弗如也｡”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我们也就容易明白,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的进士､后当过欧洲四国大使的洪钧,当年为什么在苏州一眼看中了赛金花｡看中的是赛金花的色艺双全,才把她娶进门来,而且如正室夫人一样带着她出使欧洲四国,也才有了后来德国攻进北京城烧杀抢掠中面对德军元帅瓦德西时候赛金花的出色表现｡换一个现在任何一个妓女,行吗?
可是,到了后来小说《孽海花》中,赛金花变成了和仆人勾搭成奸,一起合唱下流小曲《十八摸》,故意从楼上甩下珠玉头簪勾引他人的形象｡
也许,这时候赛金花的形象,就已经是八大胡同后期下跌的形象了｡赛金花在八大胡同,是她自己也是八大胡同质量急剧下滑的象征｡妓女,便也从古典急剧滑落到现代,现代妓女的形象,是依门卖俏,是旗袍开衩到大腿,一手叼着香烟卷一手拽着你的衣角甚至你的要害处,是和金钱和花柳病相连的形象｡上等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陈白露的形象;下等的,是老舍《茶馆》里的小丁宝的形象｡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八大胡同已经快到了尾声｡它的鼎盛时期,《清稗类钞》曾经记录下那时的辉煌:“咸丰以来,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胭脂､石头,只是八大胡同中的两条,因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不是书中这样记载,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像当初那里的红火程度,居然每天刚刚过了中午就开始游客如织,门庭若市;而且,已经开始高声送客,在迎接第二拨的客人了｡
从咸丰之末到光绪之初,这中间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让八大胡同积攒了经验,积蓄了力量,网罗了人气,吸纳了势力,而羽毛渐渐丰满起来｡这真是它的爆发期,像暴发户一样迅速地发达起来了｡
于是,八大胡同,觉得自己有了底气,有了资本,不满足于眼前的地位和态势,想要发展,扩充自己的地盘,更想要把原来老北京在东西城曾经占有而后来失落的红灯区,像收复失地一样,重新夺回来｡它开始了它的反攻倒算｡
这样的反攻倒算,有两次,在八大胡同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两次反攻倒算｡
一次是光绪之初,当时妓院开始蔓延回流到了西城的砖塔胡同､钱串胡同､三道栅栏､小院胡同､玉带胡同一带｡这是自元代就有老红灯区,因后来逐渐转移东城,也因顺治帝坚决把汉人驱逐出内城,而彻底败落｡哪里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八大胡同的潜在力量,让它重见天日,杀了一个回马枪｡据说,一时宗戚朝臣,名士商贾,趋之若鹜｡
一次是光绪25年,妓院再次重新杀回西城,从传统地带砖塔胡同,这回往南占据了口袋底胡同｡据说,那时口袋底有大小玉凤的名妓,被当时的达官贵人胜克斋和征蓉塘所包,一时地以人名,让口袋底的声名越发大震｡这一次声势比上一次更为浩大,而且妓院相对集中,成珠成串,卖淫卖唱,此起彼伏,声浪不绝｡那情景,因有了在八大胡同的演习和磨炼,轻车熟路而显得有恃无恐,全无了以往岁月里的能诗会画以及唱全本《游园惊梦》的斯文与雅致｡
当然,这是不能为当时清政府所能够容忍的,心说让你们在外城八大胡同里去闹就不错了,你们却蹬鼻子上脸,越闹越不像话了,居然自以为是,反攻倒算,跑到砖塔胡同不说,还跑到口袋底来了｡这便是历史中有名的“口袋底事件”｡砖塔胡同,成了那时不容侵犯的一种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象征｡
这样,八大胡同的两次反攻倒算,都以暂短的胜利､最后的失败而告结束｡
第一次, 是由御史张元奇指参而被清政府尽数驱逐内城,又返回八大胡同｡
第二次, 是由步军统领载澜出面禁止而驱逐内城,再次返回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彻底安稳踏实了下来｡它明白了,自己取代不了别的地方,但别的地方也取代不了它自己了｡
就是在这第二次的回合之中,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阴差阳错地把赛金花捎带上了,让她和八大胡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后来的她成为了八大胡同的一个主角｡当时从天津初到北京的赛金花,在内城刑部街后面的高碑胡同挂牌接客｡那是光绪25年,谁想到,正赶上在“口袋底事件”,不仅砖塔胡同不允许妓院存在,所有内城都不允许设户立班｡没有办法,赛金花虽然生意正火,也只好先回到天津,权且栖身｡日后和大多数从内城又迁回八大胡同的妓女一样,也在八大胡同里的陕西巷落户而重张艳帜,是庚子年间的事情了｡
不过,那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