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子弹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美苏两国核军备竞赛，数万枚核弹头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人民的头上，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并且部署了大量坦克装甲部队，给我国带来了空前的战略压力。
当时苏联与我国接壤的军区及武装部队部署如下：远东军区（总部哈巴罗夫斯克）15个师，后贝加尔军区（总部赤塔）12个师，西伯利亚军区（总部新西伯利亚）5个师，中亚军区（总部阿拉木图）6个师、土耳其斯坦军区（总部塔什干）3个师，驻蒙古集团军（总部乌兰巴托）3个师，太平洋舰队以及各地区的内务部队。
上述军区的总部全部靠前迫近中国边境，拥有大量的陆军、边防军、内务部队和海空军，总兵力约200多万。最高峰时期有127万兵力集结在中国边境，坦克数量达到14000辆，战机2500架，海军各型舰艇600余艘。一旦中苏开战，苏军还会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迅速调运兵员和物资，向中苏边境地区再增加50～60个陆军师，兵力火力规模真是非常吓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苏军驻蒙古的部队是一个坦克集团军，战时任务就是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北京。因为是草原沙漠，无险可守，以中国军队当年薄弱的反坦克武器是绝难挡住机械化苏军的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突击的，北京基本上守不住。
面临着空前的战略压力，中国不得不继续研究发展核武器技术和改善自己的核武器系统。中子弹是能够改变战争方式的新型核武器，是对付装甲坦克集群的利器。
1977年7月，美国总统卡特证实美国中子弹研制成功，10月卡特下令生产中子弹，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朱光亚组织有关单位迅速反应，提出发展我国中子弹技术的建议。应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同志邀请，朱光亚1977年9月赴军事科学院作了专题报告。同年9月21日，时任国防科技委员会主任的中国战略武器项目负责人张爱萍将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敢破世上关。”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有中子弹，那么坦克上的合金钢就不坚了，中子弹有何难？只要我们努力攻关科学技术，也能研制出中子弹！从另一方面来讲，从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子弹研发在当时已经取得了一个相当可靠的进展，尽管没有以官方形式公布，但是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诗里，实际上就已经告诉我们，在1977年9月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1977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子弹情况以及解释其基本原理的短文。得知中国要发展中子弹的意向以后，苏联当局陷入了恐慌。中国要是有中子弹，以后中苏若是有战争，苏联的无数坦克铁军从北向南大规模推进就变得不再可能。
1978年5月5日，朱光亚给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讲解了中子弹技术知识。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迅速启动了中子弹研制工程。在朱光亚直接领导下，由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具体组织，很快取得突破，震惊了世界。1980年，张爱萍将军对一支访美代表团成员称，中国需要中子弹来对抗苏联。我国媒体还报道了法国的中子弹研发项目，并认为这种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此时，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第二代核武器的任务，并指示要采用先进技术，以高比威力、小型化作为第二代战略核武器发展的核心，同时研制中子弹。从技术层面上讲，武器专家认为中子弹和当时正在开展的核弹头小型化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可以将这两个项目合二为一。为此，他们把中子弹问题分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或称“组成原则”，来分别加以解决。于敏负责理论设计，解决了设计结构和材料难点，开辟了中子弹新技术途径。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部门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负责研制工作的组织协调，他全身心地投入，参与了中子弹所用的一种新材料的研制和组织工作。为了保证每次试验的成功，薛本澄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试验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以严谨的科研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严格把关。
1982年至1984年，我国开展了5次强辐射弹头（ERW）和小型化核弹头测试。1984年12月19日，我国在第五次平洞核試验中进行了中子弹的原理试验，取得“原则性的突破”，为全面突破中子弹技术瓶颈和首次中子弹核试验打下了基础。这也是邓稼先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试验后，他欣然写下了一首诗：“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诗中“轻舟”寓意小型化，“二代轻舟”指的是中子弹和小型化核弹头等二代核武器，“已过桥”就是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下一步就可以实用化了。对于此次试验，当时我国并未公布，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批示要“留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