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沧州。1961年毕业于海军制图学校,做海军制图员。1965年复员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过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拜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共90余种。1996年出版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
当年,红军在异常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中央首长曾想杀掉马匹为战士充饥。而战士们却保护住了首长的坐骑,并响亮地喊出一句富有经典意味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革命骑着马,最终创立了共和国。
而飞速建设中的新中国,光有马的速度不行。还需要装上飞旋的车轮,获得一种汽车的速度。济南规模最大的一家兵工厂换牌改成汽车修造厂,副厂长王子开是个“老兵工”。某一天突然被召到北京,做梦般地见到了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充满神奇色彩的大权威沈鸿。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些似懂非懂、如诗如歌般的话语:你是个老兵,肯定懂得反围剿的意义,我们成功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军事突围,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国家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反围剿,速度就是生命!我们制造两弹一星,就是要拥有空中的速度、宇宙的速度,在地面上我们要掌握所有车轮的速度,无论是铁轨上的还是公路上的车轮。国家要强大,必须车轮滚滚……
在延安时期就被誉为“机器神(沈)”的这番话,王子开并没有完全领会。但副部长给他下达的任务,却是神圣而硬梆梆的,他不仅听懂了,还把每一个字都用凿子刻在了心上:制造八顿以上的载重汽车!他像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不打折扣,不讲二话,待热血沸腾地走出了国家机械部的大门口,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见过八顿载重车。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制造呢?没有吃过猪肉,无论如何也得见识一下猪走啊!
王子开本就是个能耐人,他急中生智决定在长安街上蹲守。长安街是中国的脸面,凡是稀奇古怪的好玩艺儿,比如八顿载重汽车,一定会到长安街上来显摆。如果在长安街上还看不到这种车,那到别的地方就更见不到它了。王子开坚信守住长安街,就一定能看到“猪走”。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揣上两个馒头来到长安街道边上守候,眼睛死死地盯紧每一辆过往的车辆。守到第十一天的下半晌,才看见一辆大家伙,平头高肩,车体雄壮,他拦住一问果真能载重八顿半,是捷克造的。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
一九六�年四月,济南生产出第一辆八顿载重卡车。半个月后,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就来到这辆大卡车跟前,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围着车看了一圈儿,这儿拍拍,那儿摸摸,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爱之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还坐进驾驶楼子亲身感受了一番它的性能。朱老总当场挥毫,为此车命名:“黄河”。
此名一出,响亮而厚重。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于公元前两千八百年就孕育了中国文明,并以其雄浑壮阔和坚韧不拔著称于世。黄河载重卡车也一样,它是中国重型汽车史上第一个民族品牌,传承着黄河的精神。
――那是一种民族的精神,母亲的精神。
“黄河”车一上公路,别的车都情不自禁地为它让道。是向它表达一种敬意,也因为它的块头太大了,在当时的公路上堪称巨无霸。
黄河滚滚,车轮滚滚。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型号的黄河重型卡车,改变了共和国的建设速度,演绎了建设者创造的激情。作为对他们创造了“黄河”的奖赏和鼓励,当然也是一种重托,一九八三年,国家给“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挂上“中国”的牌子,成立了“中国重型汽车工业公司”。一九八九年末,再次升格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有职工十万余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型汽车王国。
然而,这是一个消解神话的时代,大有大的危险。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重卡业终于盛极而衰。表面上看是起因于现实,实际上却沉积于历史。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朱�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鉴于“中国重汽集团”的根基以及大本营一直在济南,“黄河牌”重型卡车又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是重卡业的一个标志,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于是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将“中国重汽”下放给山东,进行重组,希望能绝地再生,重振雄风。
重组,是为了重生。要重生,就得先死过!一个企业债台高筑,一片萧索,停工停产,停发工资,比死还难受。国家改换了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所谓高层管理“高”在哪里?还不就是解决难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高一些。重汽一恢复生产,氛围大变,连厂区的味道都不一样了,好看的场面也多起来。在总装配线上,一个叫和光的小伙子,发疯般地不知连轴干了几个昼夜,当他亲手装配的第三百辆车下线的时候,突然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班长问他怎么了,他说太累了。班长朝他屁股踢了一脚:你个熊包,累了就歇一会儿,要不躺下睡一觉,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累了哭的?班长正数落着却发现和光打起了呼噜……
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务院总理朱�基来山东考查国有企业的发展态势,在一个跟企业家的座谈会结束之后,把重汽集团的新总裁马纯济叫到眼前问道:据说你们重汽亏损八十多个亿,可是真的?
总理态度温和,但口风凌厉。马纯济非常紧张,来不及多想便据实而答:不是真的,比这个数大得多,经中央审计署核查确定之后是一百�四亿。
总理似乎有些意外:一提到亏损别人都往少里说,你怎么往大里说?
马纯济的汗下来了:不说实话不行啊,今天跟您再不说实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说呢?不过请总理放心,自我接手后重汽的事情就都由我负责,包括债务,我们不会再这么亏损下去,所有欠债也都会归还的。
朱�基总理以特有的锐利眼光看着他,半天没有再吭声,似乎是在考量眼前这个临危受命的马纯济……忽然,总理起身离座:谢谢你能跟我说实话,这让我对你的承诺也有了信心。来,我们合影留念。
此时,马纯济已浑身透湿。
获得重生的中国重汽,此时既不缺方向感,又有了可信赖的领导班子,剩下的就是“干”了。也惟有通过“干”,才能验证和体现企业的全部管理理念。装配车间四百五十米的生产线上,有上百个工人在三十三个工作岗位上每六分钟就下线一辆重型卡车,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不同品种、不同型号、不同配置,几乎没有重样。他们同时可以装配二十七种车型。很快在民间就有了顺口溜:“远看像进口车,近看是中国车;打开车门往里瞧,竟然还是咱黄河!”
黄河少帅、黄河王子……被称为“中国重型汽车的神来之笔”。紧跟着又开发出“飞龙”系列,先后推出一百多种车型。以重汽产品为标志的中国重型卡车,开始向人性化、舒适化发展。从此,中国重汽走上了“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良性运营秩序,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总能给市场和消费者以鼓舞:有更好的和更适合你的新车造出来,等待你去拥有、去感受。
紧接着被命名为“斯太尔王”的新车下线,如横空出世,立刻引领市场潮流。随之一鼓作气重汽又开发出“豪沃”系列重卡,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二��五年春节前,胶州市开重卡致富的小伙子李进,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重卡车队迎娶自己的新娘。打头的是“黄河王子”,后面还有新型的“黄河14×14”、“豪沃”、“斯太尔王”等共有十一辆。吸引了一大片人围着看热闹。新娘的娘家人不知想难为他,还是故意让他显摆显摆,大声问他“豪沃”是什么意思?他张口就来:这还不懂?“豪沃”就是豪华沃尔沃,“斯太尔王”就是世界名牌重卡的王中之王!人家再问:明明是中国车,为什么要起个洋名字?你又不是娶外国新娘?李进说你们才是老外啊,现在的世界名牌哪还讲国界!你喝的可口可乐就是在中国生产的。沃尔沃也不是瑞典话,是拉丁字母,翻成中国话就是“我滚”。这个“滚”可不是“我滚蛋”,是“我滚动无前”,“豪沃”滚动无前!
其实,无论合资也好,引进也好,都算不得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早在八十年前,中国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一九二九年,张学良兴心在沈阳迫击炮厂筹办汽车工厂,投资八十万大洋,两年后制造出“民生牌”载重一点八吨的货车。该车的发动机、电气设备及后桥都是外购,其余部件自制,可以说是国内正式生产的第一辆卡车。正准备陆续投产,“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工厂被日军强占。
一九三六年,上海筹建了汽车工业公司,与德国奔驰合作,购买其图纸、设备,聘请对方的技术人员,先由德国运散件来上海装配,然后逐步生产零部件直到整车。商标确定为圆环内一个中字,名“中圆牌”,计划生产货车和公共汽车。不料第二年爆发“八一三”沪战,工厂被迫停产。一批制造业的仁人志士心有不甘,同年又准备在昆明筹建全国最大的中央机器厂,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厂,生产美国设计、试制的“资源牌”货车,计划月产百辆以上。不久爆发抗日战争,刚建好的工厂落入日军之手。
又是日本……说起中国汽车工业的命运,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很霸道的汽车广告,几乎家喻户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当时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水泥搅拌车清一色都是日本产品。重汽集团到二��三年,就完全具备了制造水泥搅拌车的技术实力,不干是不干,要干就大干,几乎又打了一个“八年抗战”,成为重卡市场上的主导,终于把日本搅拌车挤出了中国。
他们有另外一个时间进程表:二��五年开始整车出口,重型卡车中也包括水泥搅拌车。二��六年整车出口一万辆。二��七年向俄罗斯出口重型卡车六千辆;还用一个月的时间为泰国设计出重型环卫车,当年便出口三千辆;当智利的公路上出现了中国重汽集团生产的重型卡车时,惹得看新鲜的圣地亚哥人一阵阵大呼小叫:“中国人来了,中国汽车来了!”
无论是金融界、经济界,还是企业界,没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当今世界,是资本的江湖。”一个企业的价值,以及考核其干得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上市?在哪儿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取决于企业的价值。中国重汽集团于二��八年十一月,在香港成功上市,立刻吸纳资金九十亿港元。
二��九年七月,拥有二百五十年历史、世界重卡前三强之一的德国曼公司(MAN),以五点六亿欧元(约合人民币五十三点九亿元)购买中国重汽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成为中国重汽的战略股东,双方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如此,中国重汽的地位和分量,便与它的名字十分契合了。
共和国六十年大庆,北京要举行大阅兵,自然需要一批重型卡车,国内外有不少重卡公司想得到这批定单。投标前重汽的代表只说了几句话,连标也不用投就将任务拿到了手。他是这样说的:能为国庆六十周年的阅兵造车,是极大的荣誉,是重要的机会,但更是责任,一个中国企业的责任,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所以我要当仁不让了,我不说别人的车不行,但要说只有我的车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汽车的魂儿是芯片,目前在中国只有我们的车,用的是自己的芯片。先不说别的条件,仅仅从安全可靠这一点考虑,谁能跟我们比?从一九六�年朱老总为我们生产的第一辆重型卡车命名为“黄河”,重汽的产品就有了浓重的军工色彩,国庆三十五周年时邓小平同志阅兵,用的就是我们的车。为国庆六十周年阅兵提供用车,我们同样是责无旁贷。
二��九年早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山东的代表们站在门口迎接。国家主席一眼看见马纯济,便走过去低声问道:听说你现在是世界第一了?
马纯济一惊,急忙解释:仅仅是产销量排第一,去年整车销售十一万二千辆,收入五百二十亿,出口整车一万八千辆,创汇五点七亿美元,今年的前两个月也都是第一。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最强,是世界经济下滑,让我们显得突出了。在重卡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我们跟世界第一还是有些差距的。
国家主席频频点头,流露出一种欣赏:你这个话是实事求是的。
一个月后,国家主席又来到中国重气集团实地考查……足见国家对重汽的重视。因此人们一直将中国重汽喻为“国家的车轮”。
国家如有无数个这样的车轮,可以想见车轮上的共和国,也必然雄风浩荡,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