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有看不尽的古迹与文物，当年德国学者温克尔曼为了研究古代艺术来到罗马，一头扎进去就经年不走，终于写出了那本传世之作：《古代艺术史》。我没有这样高的鉴赏水平，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难得有一次出国讲学的机会，而且还是短期的，总想多看几个城市，所以在罗马只逗留了三天，就乘夜车来到巴黎。
我在巴黎呆了8天。在我的行程中，算是费时最多的地方了，但这里要参观的地方也最多，8天时间仍只能是走马看花。我明知这只能得到浮光掠影的印象，不是参观的好办法 ，但时间紧迫，也无可奈何。
行走罗浮宫
罗浮宫博物馆是世界艺术宝库，我早已在各种画册中见识过，甚为向往，到了巴黎，自然不能不去参观。那天我一大早爬起来，直奔罗浮宫，想花一整天时间，看得仔细一点。我在入口处拿了罗浮宫平面图，从古代东方的巴比伦艺术、亚述艺术、波斯艺术、古埃及艺术到西方的古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各国的绘画、雕塑、工艺，一路看下来，边走边看，既不愿遗漏掉什么，也来不及细看。结果是，这天花了9个小时，还没看完，只好再去一天，又花了7个小时，才算把罗浮宫中各个展馆粗粗看完，张宁博士知道后，对我说：“参观罗浮宫不是这样参观法的，你得一次看一个展室，慢慢地看才有收获。”我回答说：“你的话我深有同感。但你所说的参观法，只适合于你们久住巴黎的人，每个星期日去参观一个展室，细细品味，其乐无穷。而像我这样的过路客，也就只有囫囵吞枣的份了。否则，只参观一两个展室，留下的遗憾更大。”于是彼此相视一笑，大家表示理解。
张宁是我学生孙景尧的得意门生，1983年景尧邀我到广西大学讲学，其时张宁本科毕业，刚留校做助教，负责接待工作，我们就相识了，这回我到意大利讲学之前，景尧刚调到上海，他知道我有游览巴黎的计划，就说：“张宁现在巴黎工作，我打电话去，请她接待你。”多亏张宁尽心尽意的接待，使我在巴黎游得很畅快。
我不知道“行走文学”这一说法起于何时，也不知道理论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在我却从这里仿佛得到一种启示：我在罗浮宫边走边看地转了两天，也可以美其名曰“行走罗浮宫”吧，我参观了欧洲几个城市后写的旅游散记，也可以算是“行走文学”了，名正则言顺，我虽所见甚浅，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写我的游记了。
事实上，即使是走马观花，也不是毫无所获。我毕竟还有看得较为仔细的，如罗浮宫的镇馆三宝：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古希腊雕塑家米罗的维纳斯和胜利女神。这三件展品在展览说明里都有红色标记，在展览厅中又设有指示路标，也是特别要参观者注意的意思。我在行走完全程之后，又特别回到这三件展品之前，仔细端详了一番。
在我来到巴黎之前《蒙娜丽莎》曾经被窃，报上有过报导，现在追回重新展出，就专门用了一个大镜框把它保护起来，而参观的人也就特别地多。我两次来到《蒙娜丽莎》画前，那里总是挤满了观众。简直不是看画，而是在看看画的人，要花很大的工夫，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慢慢挤到画前。《蒙娜丽莎》是西方美术史上的名画，我曾见过许多文字分析，也曾观赏过很多复制品，自以为对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但一见到原画，却不禁眼睛一亮，这才知道一幅名画是任何复制品所无法替代的。复制品只能复制出它的样子，但无法再现其神采，而艺术品最要紧的是在神采。这就是原画的可贵之处，即使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艺术也是不可复制的。
在米罗的维纳斯像前，观众就少得多了，但这位断肢女神，却依然风姿逼人，令人百看不厌。我不知道她的手臂被掘断之前，是什么样的姿态，只听说后来的艺术家们曾经试接过各种姿态的手臂，结果都弄巧成拙，只好仍以残肢原样展出。可见古希腊雕塑艺术之高妙，非后人所能及，这也是艺术与科学不同之处，科学是愈来愈发达，后人必胜于前人，而艺术则不然，在某些领域，前人确有不可企及处。端详着这尊维纳斯雕像，我忽然想起一件往事：那是我刚进复旦大学不久，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反右和反胡风运动都尚未进行，气氛还比较轻松，学校组织春游，我和几个同班好友随队来到苏州、无锡，因为难得出来旅游，见到一切都很新奇。叶鹏同学在无锡惠山脚下卖泥人的地方，买了一尊维纳斯石膏像，我们都以为很好看，在拥挤的船舱和车厢里，几个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一直把它平安地保护到上海，作为宿舍的镇室之宝。其实，那尊石膏像复制得相当粗糙，仅只形似，不能传神，算不上什么艺术品，但在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站在维纳斯原作之前，仔细地欣赏其艺术美的时候，时间却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几个一路上保护维纳斯石膏像的青年学子，都已进入了老年，而这位维纳斯女神呢，却依然风姿绰约，光彩照人，这也就是人生短暂，而艺术永久罢。
胜利女神置放在一排石级上方，几路楼梯口和路口的汇合处，位置很好，但驻留者却并不多。大概因为这座雕像失去了头颅，不及蒙娜丽莎和维纳斯之美的缘故。但是，胜利女神的美，不在于有无姣好的面容，而在于全身的姿态，她张翅、挺胸、前冲的姿态，表现出这位女神刚刚飞落船头，而余势未尽，仍保持着一种动势，仿佛她正要带领船队，奋勇前进。此之所以为胜利女神乎!
罗浮宫里值得驻留久看的作品实在很多，不但绘画和雕塑，就是工艺品和墓葬品，也都很精彩。但当我回到那波里讲学，向意大利学生说起罗浮宫藏品之丰富时，有一位名叫毕罗的同学立刻回应道：“那边有很多东西都是从我们这里抢去的。”这话的确不错，单是拿破仑从别国掠夺去的艺术珍品，就不计其数。那么，在这繁荣的背后，就是侵略。这是无法解开的矛盾。
艺术的列车
参观过罗浮宫，我又到奥塞博物馆泡了将近一天。这两个博物馆反差很大：罗浮宫原先是皇家宫殿，自然是富丽堂皇，密特朗时代又在入口处加造了玻璃金字塔，更增加了神采；而奥塞馆原本是一座废弃的火车站，热爱艺术的法国人将它改造成一家艺术博物馆，当然一切只能因陋就简了。但是，由火车站改装而成的博物馆却也富有象征意义：它仿佛是一列艺术列车，从罗浮宫的古典艺术陈列室开出，向现代艺术前进。事实上，奥塞馆最初的一部分展品，也正是从罗浮宫的馆藏中移过来的，而且就艺术品的时序上说，也恰好紧接在罗浮宫的展品之后。罗浮宫的展品从公元前的上古时代，直到19世纪，而奥塞馆则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还有蓬皮杜艺术馆展出的现代艺术品，又是接在奥塞馆展品之后，可惜该馆正在整修，不得其门而入，但从外面看看这座各色管道全排在墙外的建筑，也觉得够现代派的了。
奥塞馆的展品以绘画和雕塑为主，兼有建筑艺术和家具装饰，但最引入注目的是绘画部分。19世纪下半叶正是艺术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这里展出的作品也是风格多样；有写实主义，有折衷主义，有前期印象主义和后期印象主义，还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品，正反映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艺术流派的变迁。
米勒的《拾穗》、《晚祷》和《纺织女》，因王朝闻的介绍，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熟悉了；安格尔的《泉》和莫奈的《蓝色睡莲》、《撑伞的妇人》，则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被放在挂历上推向中国的大众；凡高油画的独特的笔触，对我说来，也并不陌生。但在这里看到原画，则是另一番感受。再加上许多未曾见过的画，还是看了再看，恋恋不舍。这里有两幅马奈的画，是引起风波之作，因而在画史上很有名。一幅是《草地上的野餐》，两名穿着礼服的男子与一个裸体女子在林间草地上野餐，大约这种对比形成了对上层社会的讽刺，难免遭到忌恨，所以要被剔出艺术沙龙也是难免的；而另一幅《奥林匹娅》，则画一斜靠在床上的裸体妇女，而且阴部还用手很自然地遮住了，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比较起来，同在奥塞馆展出的库尔贝的画，就更加解放了，其中有一幅与《奥林匹娅》同一时期画成，题为《世界之源》的画，就专画女性生殖器，画幅还相当大，很引人注意。但惹起轩然大波的，倒是马奈的《奥林匹娅》，在许多评论家的指责声中，还引出了爱打抱不平的作家左拉的辩护。左拉说：“亲爱的大师……请直截了当告诉人们，这幅画只是您用来分析‘画’的画。因为作画时画中需要表现裸女，因此您就画了您第一个找到的女模特儿――奥林匹娅；因为需要有鲜彩和光线的表现，所以就画了一束花；因为要有黑色调对称，所以角落上就有一只猫和一个黑女人，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一切在说明什么呢?其实您不知道，我也不知所以然。不过至少我明白这是幅成功的巨作，用特殊绘画语言积极地诠释画中光与影藉以表现事物的真实面目。”左拉毕竟是敏感的艺术家，所以他在1867年就看到印象派艺术光和影的特点和它的发展前途，而且还预示：“命运无疑已经在罗浮宫为《奥林匹娅》和《草地上的野餐》选好了位置”。奥塞馆是罗浮宫的延伸，这两幅画成为奥塞馆的重要展品，正印证了左拉的预言。
看来，新的艺术思想，新的艺术流派，也总是在与旧思想、旧习俗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
艺术家的摇篮
从奥塞馆出来，太阳已经西斜，而离天黑尚早，就乘了一段地铁，到塞纳河畔去欣赏巴黎夜景。
我不知道自己走在哪一截河段上，只见河这边是许多花店和宠物店，河那边有无数挂着铁皮箱的书摊，我在一篇游记上看到过，说是收摊之后，这些铁皮箱仍旧挂在河堤上，形成塞纳河畔一景，而桥上还有几位画家，对着晚霞正在作画。我坐在画家旁边的石凳上，看前方远处的天空，看后面巴黎圣母院的尖顶，感到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前日张宁陪我参观景点时，曾带我到卢森堡公园小憩，那时刚好雨后出太阳，我们坐在草坪的靠椅上，看蓝天白云，和天边的彩虹，如置身于画图中。张宁对我说：“吴老师，我带你到这里来，是想让你感受一下周围光影的变化，这样，你就会体味到巴黎怎么会产生印象派艺术了。”
是的，情由景生。一种艺术流派的产生，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但自然环境，而且还有人文环境。巴黎是一个艺术的都会，博物馆之多，馆藏之富，可说是世界之最，――至少，在艺术方面，是如此。除了综合性的博物馆如罗浮宫之外，还有专题性博物馆，如中世纪博物馆、奥塞博物馆；专人博物馆就更多了，如罗丹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雨果博物馆；还有临时性的艺术展览会，如莫奈回顾展，等等。大概是为了普及审美教育的缘故，巴黎的艺术博物馆在星期天还免费或减价入场，而对于教师和学生，则无论哪一天都是免票的。我就凭着一张意大利那波里东方大学邀请信的复印件，免费参观了巴黎的许多博物馆，只有军事博物馆要我买票，因为它不属于文化部。当然，还有自由创造的空气，是最可宝贵的，直到现在，巴黎所出思想家和艺术家之多，也是世界之最。有一天傍晚，张宁邀我到大学区喝咖啡，在小小的咖啡馆里，就遇见许多知名学者，有些还是世界级的。看他们的平常心态，没有被浮名所束缚，就使人感到，他们还有继续创造的力量。
张宁告诉我，要了解巴黎的艺术环境，还应该到蒙马特尔高地去看看，那里有一个艺术市场，结集着许多尚未成名的画家。蒙马特尔这个地名我很熟悉。往日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结合着读《巴黎公社史》，知道这是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建筑堡垒，进行抵抗的地方。却没有留意，它还是块艺术圣地。
蒙马特尔艺术市场在圣心教堂旁边，我拾级而上，先到教堂一游，马上被那宁静、肃穆的氛围所感染，特别是大堂前的喷泉，非常吸引人，而在喷泉下面不远的平地上，有两位老人悠闲地坐在木靠背椅上喂鸽子，鸽子放心大胆地聚在老人面前啄食。这情景，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但从教堂的边门出去，转过一个弯，情景就大不相同了。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市面，周围是一圈小咖啡馆，中间类似街心花园的地方，是一块艺术市场，许多艺术家在那里摆下摊头，现场作画，同时卖画。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上海的城隍庙。我想，这些就是尚未成名，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艺术家罢。日前在参观毕加索纪念馆时，张宁曾对我说：“巴黎现在的艺术家个个都想做毕加索，不想做凡高，因为毕加索生前就享有盛名，有钱，有情妇，极人生之快乐，而凡高生前穷困，到死后才成大名，现在他的画虽然买到天文数字，但与他本人已经无关的了。”我记得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年轻时在巴黎所结交的朋友，其中就有毕加索，而这位大画家，也就是在这类小咖啡馆里艰难起步的。那么，这里会不会再培育出几个毕加索来呢?
寻找巴尔扎克
巴黎不但是养育艺术家的地方，而且也是出产作家的地方。法国文学史上许多有名的作家，其创作生涯都与巴黎分不开的，而欧洲近代文学思潮，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直到各色现代主义，也大都在巴黎生发、演变，甚至还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巴黎大剧院中戈蒂叶等文学青年为雨果浪漫主义名剧《爱尔那尼》的上演呐喊助阵的呼声，仿佛消逝不久，巴尔扎克要用他的笔代替拿破仑的剑来征服世界的誓言，言犹在耳，这些作家却早已被当作文学古董陈列在博物馆里了，但是我却仍很记念他们。也许是受了恩格斯评价的影响，在法国作家中，我特别喜欢巴尔扎克，觉得他对法国社会关系的描写，分外深刻。但这几天参观下来，却发现巴尔扎克在巴黎人的心目中并不重要，至少远不及雨果。雨果不但有相当规模的故居，而且死后还进了先贤祠，这是将军大人们安葬的地方。但是，巴尔扎克在哪里呢?
当我在参观完雨果故居，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宁试图解答道：雨果是贵族出身，而巴尔扎克则是外省平民，社会地位本来就不同；再加上雨果是诗人，而巴尔扎克只是个通俗小说家，在法国人看来，文学价值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张宁的说法是否确切，但把巴尔扎克作为通俗小说家看，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给我以新的启示。看来，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真是没有什么截然的界限了，不但在当时算作通俗文艺的，到另一个时期便会成为高雅文艺，而且，在这个地方被视为通俗文艺的，到另一个地方，就会被归入高雅文艺之列。
但不管是通俗也罢，高雅也罢，我还是要寻找我所喜爱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也有一个纪念馆，据说也是由他的故居改成，却在离市中心较远的13区。不过乘地铁去倒还方便，从地铁口出来不远就找到了，门口有一块招牌，招牌上还有巴尔扎克像。但铁门紧闭，不像要开放的样子。我放声叫门，屋里踱出一个人来，摇摇手，说是今天不开放。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今天是星期天。于是我又大叫，说我来自遥远的中国，马上要离开巴黎了，能否让我看一看?但他并不照顾，我也只好颓然而返。不过我看这纪念馆在一个洼地里，房屋很差，似乎不像巴尔扎克最后的住处。据巴尔扎克传记里说，他晚年与韩斯迦夫人结婚后，住房还是较好的，莫非这是他以前躲债的地方?但既然进不去，当然也就无从考证了。
故居参观不成，第二天，我又去寻找巴尔扎克墓地。
巴尔扎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处于巴黎另一边城郊。这个墓地，也是当年读巴黎公社史时知道的，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就在这里。原以为到了公墓，几处遗迹可以一起凭吊，谁知这个公墓面积很大，墓葬甚多，我冒雨在各墓区寻访了很久，还是漫无头绪。大概巴尔扎克在这里，地位也不显要，所以淹没在群墓中了，后来还是因为看到了两位管墓的妇女，才打听到巴尔扎克墓的所在。他总算没有完全被人遗忘。比起周围各种豪华的墓葬来，巴尔扎克墓很不起眼，如不特别注意，很容易忽略过去。好在墓碑上竖有巴尔扎克那富有特征性的头部塑像，像还容易辨识。墓地虽小，也还清爽，铁栏杆外有一丛新鲜的细白花，显然是刚放上去不久的，那么，人们也还未曾忘却这位《人间喜剧》作者，法国社会的书记员。我仿佛得到某种安慰似的，辞别而去。
听说这个公墓里，还有几位艺术大师的坟墓，但因为时间已迟，来不及寻访了，连同那座巴黎公社社员墙，也不及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