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上旬，周恩来登轮东渡日本。行前，他写下七绝一首，即世人所知的大江诗。周恩来的诗通篇意境壮阔，格调高昂，含蕴深刻。读之，一位英姿勃发、气度不凡的爱国青年形象便突现在人们眼前，使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当这首诗从1977年开始风靡全国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这首诗原件的收藏者张鸿诰。作为同学，他与周恩来有着很深的情谊。
归国前夕书赠大江诗
在说到周恩来大江诗真迹原件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目前流传的有关大江诗的版本。1988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手迹选》第四页，其大江诗除四句诗外，跋语较短，只有“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民国八年三月”几个字。这以后一般常见的是：跋语除了上述内容外，在“作，民……”之间还有“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书此，留为再别纪念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这远比诗文长的跋语更能便于后人研究周恩来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周恩来大江诗的原件上除了这些内容外，尚有三枚闲章。前二个版本是将闲章、跋语做了技术处理。包括所有内容的真迹原件的照片，笔者近年才见到。
现存于国家博物馆的周恩来大江诗手迹，是1919年春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前写给张鸿诰同学的。由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积极投入爱国运动，探讨革命真理，另外由于周恩来“八叔因病无钱医治而死，家人分散各方”，因而周恩来几乎顾不上准备考试。1918年3月4日至6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7月2－3日的第一高等师范入学考试（包括日语在内）都考得不太好，未被录取。其时，国内正处于五四运动前夕，南开学校扩建成大学，想把好学生再招回来读大学。这样周恩来决定回国，既可以上大学，又能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
得知周恩来要回国，张鸿诰（轮扉）邀约南开留日同学王子鱼（王嘉良）、穆慕天（穆敬熙）作陪，为周恩来饯行。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张老先生回忆说：‘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间互相提笔留言。’”张鸿诰也回忆道：“席间，因友情难舍，又知他擅长书法诗词，于是，我铺开事先准备好的宣纸，请他题词留念。”
当时正是3月，窗外樱花盛开，一片春色，周恩来带着点酒兴，挥笔书写了这首气壮山河的七绝。写完诗后，又用小一点的字体写下比诗还长的跋语，说明写此诗时的背景。
珍藏手迹58年
看了大江诗的照片，人们还会有疑问：手迹照片上怎么没有周恩来的署名？三枚闲章又是怎么回事？这就不能不提起张鸿诰冒险将大江诗珍藏58年的事。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在白色恐怖年代，自然会牵连到亲朋好友。张鸿诰一直将这诗带在身边。周恩来回国后，张鸿诰仍留日攻读。日本宪兵队曾到张住处问过一次，他们虽不知道有这首诗，但知道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为了安全起见，回国后，张鸿诰就忍痛把落款“弟恩来”几个字裁掉再裱糊起来。最后把它和其它字画混在一起。心里想，如果敌人问这是谁写的，就说不知道是谁写的，这是在字画摊上看到，认为这字体好，买下来的。为更好地欺骗敌人，张老先生在这张手迹的右上方盖上“小楼一夜听风雨”的闲章，左下方也盖了另外两枚闲章。而周恩来与张鸿诰的往来书信在无奈之下只好销毁了。
周恩来研究专家秦九凤在其专著中提到1930年8月周恩来与张鸿诰意外相见的事。这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苏俄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回国时途径哈尔滨。周恩来探望弟弟周恩溥时，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张鸿诰相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但周恩来此时是日伪特务、国民党机关悬赏缉拿的对象。因而周恩来再三嘱咐张鸿诰，不要再收藏他的书信之类的东西，以免受到无辜的牵连。张鸿诰为了老同学的安全考虑，专门借了一辆汽车送周恩来到火车站，准备送上火车时，周恩来十分关心地在张鸿诰耳边轻声说：“我自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那天起，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不能连累你”。坚持不让张鸿诰下汽车。周恩来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做法让老同学终生不忘。
就这样，这首诗珍藏到了解放。南京解放后，张鸿诰到北京见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你在东京时写的诗我还留着呢，到时送博物馆吧。”周恩来连忙摆手：“不，不，不，别拿出来，我还不够资格，你收着吧。”就这样，张鸿诰一直将它收着，也没跟其他人说。平常，这横幅是不挂的，但到了年节，张鸿诰为鼓舞自己的孩子们，才小心地拿出来，教育子孙像周总理那样，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20世纪60年代，张鸿诰和周恩来的弟弟一起去看过周恩来。由于张鸿诰是个对名利淡薄、不爱张扬、很低调的人，外人不知他与周恩来的关系，这件东西于是顺利历经文革而留存下来。1977年初，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也为安慰邓颖超，张鸿诰将珍藏了58年的手迹交给了邓大姐。中国革命博物馆知道后向她征集这些珍贵文物。邓颖超说：“我可没有这个权利，所有权属于他。你们还是去找张鸿诰吧。”邓颖超随即将它还给张鸿诰，不久张鸿诰把它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他家只将一份复制件留作纪念，复制件比原件少了三个闲章。当时收藏登记日期是1977年8月1日。
对于张鸿诰捐赠周恩来手迹之事，后来电力工业部领导在给张鸿诰致悼词时还特意提及。
从同窗到亲戚
张鸿诰是吉林长春人，生于1897年，长周恩来1岁。当年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从第二学年开始，周恩来与张鸿诰住在同一宿舍。南开学校的管理很民主，学生住宿舍是自愿结合，每个宿舍住四位同学。周恩来、张鸿诰、常策欧三人很谈得来，于是他们一起住到了新建的西斋楼35号。学校早上6时半打起床铃，他们不论是谁，只要是铃响前起床就踮着脚走，不影响别人。每晚10时熄灯，熄灯后大家便都自觉不再开灯。他们严格遵守学校各项制度，在寝室间开展的整洁评比中，他们所住的宿舍经常得到“整齐洁净”的嘉奖。就这样一同住了两年，互相之间的交流已经很深。周恩来对张鸿诰、常策欧等提议，我们同住了这么长时间，相处很好。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的同学接触就太少了，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张鸿诰等表示同意。但是不久，在1916年，由于有一个机会，张鸿诰在周恩来毕业前1年就到日本留学了。
周恩来到日本后，首先投考东京高等师范，考试是1918年3月4日至6日，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门，此外有口试。由于前述的原因，未能被录取，周恩来在高师政治系学习的愿望未能实现。虽然打击不小，但他仍关心他的同学。作为南开同班好友的张鸿诰虽然考取了高师的物理系，却希望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而报考一高，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对此拿不定主意，向周恩来征求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考虑国家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还鼓励张鸿诰说，你既然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掉高师学籍，后来果然实现了学工的理想。
张鸿诰先后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读书，最后被授予电气专业工学学士学位，1926年学成回国，在哈尔滨电业局当工程师。此时，周恩来的弟弟也在哈尔滨，周恩寿常去看望哥哥的老同学。当然张鸿诰在其弟弟生活、工作上是尽力关心的。由于周恩寿与张鸿诰来往密切，张鸿诰为周恩寿做媒，促成了他与已经相识的贤惠姑娘王士琴的美满姻缘。张鸿诰是王士琴的大姨夫，双方均因张鸿诰而加强了信任和感情。这以后周恩寿夫妇与张鸿诰一家一直保持着联系。
1960年张鸿诰从东北调到北京国家水电部电科院任高级工程师。不久，周恩来请几位南开的老同学相聚，这是分开二三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张鸿诰。席间，周恩来为张鸿诰布菜，问张鸿诰：“伦扉，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啊？”张鸿诰好像事先准备好似的，马上就回答道：“各论各叫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注：即周恩寿）可得随士琴喊我大姨夫了！”还有一次聚会临别时，周恩来送给每家一包花生米，这份礼物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当时的经济还很困难。
责任编辑何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