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读书，我们有选择的标准，有品位的判断。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梁文道 读书这件事
《 中华读书报 》（ 2010 年 09 月 01 日
16 版）
书跟人之间
那点复杂的情感
有的刊物很难说它是书还是杂志，它的优点像是文库。过去曾经有一种题材的出版物，如《读者》，把很多文章结集在一起变成一本杂志定期出版。不过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读库》又有点不一样，它是季刊，一年出四本，从这点上看它像个杂志，可是无论从装订还是内容，以及文章的长度来讲，它更像是一本文集。
《读库》在主编张立宪先生的手中风格非常强烈。首先装帧设计的封面就很讨喜，如今能够这么素雅做封面的书已经很少了。你说它是杂志吧里头还有书签，每一期还有藏书票。特别是没有什么编辑前言，一般杂志、书或是文集的话，编辑得出来说几句话吧？不，张立宪很有性格，绝不会加太多文章之外的东西，而是直接
用语言来表达意思。一个编辑想表达的态度跟想法已经完全融贯在他选择和邀约的这些稿件里面了，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 2008 年最后一期的《读库》，里面就有不少好文章。
《读库》的文章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但总能体现出一种共通的风格。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几万字的文章，长达几十页，像一本小书一样刊登出来，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比如这期有一个重点的长篇就长达 70 页，文章叫做《八月的乡村》，讲的是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一些农村故事。这不是一般的农村故事，而是很多奥运会选手父母的故事。一群记者专门去探访了很多奥运金牌得主的老家，像剑客仲满、柔道选手杨秀丽，去看看家乡的父母们，看看他们的家庭平常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说整个八月对这十几个村子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过去，父母可能每天得到猪圈里头倒潲水或者开个小出租车到处跑，生活挺辛苦。这十几个村子里奥运金牌得主的家庭，起码有一半以上是负债的，等到儿女终于拿到金牌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这让我想到，全国有多少拿到奖牌的运动选手？如果拿不到奥运奖牌的话，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就要这样子继续过下去？当运动员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当我们在奥运会上看到我国体育优秀的地方时，也从这些文章里看到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开始不大愿意去体校当一个专业运动员了。因为一个专业运动员倘若拿不到奖牌，退役之后，他的生活非常凄苦，出路也非常有限。
这本《读库》里还有好几篇很值得一读，比如有一篇是著名编剧芦苇跟王天兵谈编剧的心得。我建议所有写文章、做创作，尤其是搞电影的人都看一看，里面提出很多关于电影和编剧方面的真知灼见。有一点讲得非常对，芦苇一开始就从好莱坞的类型片说起，我们国内电影学院的学生、教授最看不起的就是好莱坞类型片，
结果如何呢？搞出来的剧本基本上是不可看的。我们的电影在情节方面往往很弱，就是因为最基本的商业类型片这一关功夫没有把握好。
这本《读库》到底有什么统一的风格呢？以我的看法，会用一个“代”的观念理解它。这是一本 70 后或 60 后看了会特别有感觉的书，它提到的那些东西、那种品位，就是我们 70 后或者 60 后这代人的口味。我们所喜欢的、所关心的，可以是很多领域、杂七杂八的，而这本书就在这些领域里把这些东西都结集了起来。
这一期提到了一件事，作为一个香港人我看了之后特别感伤。事情发生在 2008年，我也曾写文章谈过。香港有一家老牌的二楼书店“青文书屋”，他的老板罗志华在生意不景气的时候终于有一天结束了这门买卖，关掉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书店。然而农历新年前的几天，他在自己很破旧很拥挤的小货场整理那些藏书的时候，不小心被书架上几十箱忽然掉下来的书压住，当场压死。直到十天之后，尸臭味传出去，大家进去找到他才发现这件事。这个故事太有象征意味了。在香港这样一个被人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城市里面，一个卖小众出版品的人，坚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最后坚持不住，书店倒掉了，卖不出去的书积压在货仓里面，他却在货仓里面被卖不出去的书压死了。这期《读库》里，唐铮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顺便讲了香港二楼书屋的种种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这篇文章是我看过的关于这件事写得最好的一篇。我相信，即使不是香港的读者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能够从里面感受到很多莫可名状的东西，不只是关于香港的文化气候，更多的是关于书跟人之间种种复杂的感情和关系。
爱书人的书信情缘
要在世界上找一个最适合逛书店的城市，伦敦绝对排在名单的前三位。如果要去伦敦逛书店，你多半会去查令十字街，因为这条街上新、旧书店鳞次栉比，各有
特色，跟我们日常看到的书店不一样。我们平常去书店会发现每家卖的书都差不多，大家的规矩都一样，一本书上了架，半年、一年，或者几年卖不出去的话就得下架了。但是在查令十字街你会看到一些很坚持自己风格的书店，就是喜欢某本书，即便 50 年没人买，还是要把它放在架上。
查令十字街有一家酒吧在 84 号，酒吧上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这里就是当年有名的查令十字街 84 号书店的原址。书店现在已经被这个酒吧所取代，但是每天仍然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书迷到这里拍照留念。
为什么那家书店那么有名？像莎士比亚书店一样了不起吗？它之所以有名全靠一本书《查令十字街 84 号》，作者是海莲·汉芙，她在美国只能算第二流的作家，一生大半时间都在编写历史教材、教科书或是帮美国电视及好莱坞写剧本等等。写的东西不算怎样，人也比较穷苦潦倒，就因为出版了这本书，她的名字被永远记下来；也因为这本书，这家原来不算特别的书店被永远记住了。
这本书其实是本书信集，里面是身在纽约的海莲·汉芙从 1949 年到 1969 年的20 年间跟查令十字街 84 号这家小书店之间的书信往来。之所以会有书信往来是因为她跟他们订书。本来纽约有很多书店，但是海莲·汉芙深深爱上了英国文学，觉得美国文化很低级，甚至觉得自己干的电视行当也很低级。海莲·汉芙一直很崇拜英国，认为只有在英国才能买到好书，她痛恨当时纽约那些书店，觉得它们非常庸俗无聊，所以她从这家书店买书，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书信往来。
现在这些书信集结成一本小书，还被拍成了电影，皆因里面的故事非常有趣。刚开始通信的时候，英国处在战后，物资紧张，采取分配制度，每家每年分到的鸡蛋、火腿、罐头都很有限，不是没钱，就是有钱你也买不起。海莲·汉芙很同情这家书店店员的处境，常常给他们寄罐头，寄鸡蛋，有时甚至通过邮政服务从欧洲别
的地方寄过去给他们。这家书店的人收到这些罐头、鸡蛋、火腿之类的都吓傻了，说：好久没见过肉了，为什么一个顾客会对我们那么好呢？海莲·汉芙说：你们卖书给我，对我不是比我对你们还要慷慨，还要了不起嘛，对不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的爱书人互相通信。起初她通信的对象是这家书店的经理，叫弗兰克·德尔，后来弗兰克·德尔的老婆、他的孩子、书店的老板，甚至书店的邻居也都加入到通信里，变成一段因书而起的奇妙缘分。最特别的是，作者一生从未踏进过这家书店，没能看看这个书店和跟她通信的人。这本通信集有喜悦，有微笑，充满文学跟书的爱以及一些漂亮的记载和思考，同时也带着淡淡的忧伤。
弗兰克·德尔则让我们看出了典型英国书店人的感觉，有点拘谨，有点幽默，但非常有意思。他在第一封给她的信里说：敝店能够满足您三分之二的要求，解决您三分之二的困惑，那些您要的书，我们能够找到三分之二。《查令十字街 84 号》被搬上大银幕时，弗兰克·德尔由老牌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真是惟妙惟肖，演出了书店人该有的博学、温文尔雅，有一点拘谨，又有点冷嘲热讽的幽默。
每当看到这样的书店，这样的店员，就觉得应该向所有明智的女士们提出一个谦卑而且大胆的建议：与其选择一个富翁，不如选择这样一个书店的店员。或许不是很有钱，但是你想象一下，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会点一根烟，有一个水壶的水正在烧着，准备煮咖啡，你会看到他正在优雅地跟客人谈论着最近进了哪一本狄更斯的绝版好书。
（本文摘自《我读》，梁文道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 1 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