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为填补空白，根据自己数十年读书嗜书、藏书的经验，上升为对古籍整理的系统的认识，写成《古籍整理概论》一书。虽然作者自称“只是一本粗浅的入门书，而非学术性的高文鸿著”，但是书对有志于从事古代典籍文献整理的后学，颇有裨益。
整理出版古籍，首先是选择底本，用“善本”而不用“劣本”，自不待言。为明确善本概念，作者在此基础上主张：一、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二、凡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前者考虑其文物价值，后者考虑其使用价值。底本选择应是二者的结合，既要了解各种版本书籍的文物价值，又要掌握各种版本书籍的实际面貌。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版本目录学学科，而且学会古籍版本鉴别的本领，这样可以避免选择底本的失当。如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底本绝大多数选得好，但也有些失当“如《盐铁论》，将叶德辉推荐的明刻本误认为是弘治时涂祯刻本采用，而没有用缪荃孙所藏真涂祯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用所谓金晦明轩刻本，其实是明成化时的复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用所谓元刻本，其实是明天顺时刻本，因为是初印，而且字体和元浙本一样用赵孟体，故书商用来冒充元本，影印时也误信误认。”“《文心雕龙》用明刊本，说是嘉靖间刻，其实是万历时张之象刻本，因脱去刻书序而误认。《花间集》用明万历时玄览斋刻巾箱本，其实这个本子已将原书分卷窜乱，并非善本。宋本在当时虽不易寻觅，但若采用仅比宋本次一等的明正德时陆元大刻本就比用玄览斋本好得多。”这套编印较好的《四部丛刊》尚有这些差错，与之同时代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底本因为“当时中华书局的主持者对版本目录并不在行，也缺乏向藏书家们广泛征求商借宋元旧本的能力，只好不用旧本影印而用仿宋铅字根据通行的本子来排印。”结果，失当极多。建国以后，出版事业由国家经营，为求利而不顾读者的事已属罕见，但因对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别不精而带来的失当却没有绝迹。如《大唐西域记》，“本来这部书的宋刻释藏梵夹本保存至今并不止一种，却不知选用，而用了明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做底本，这个本子的卷一一‘式修供养’以下五百十六字全系明人所增窜，是一个很不行的本子。”再如《刘宾客集》用三十卷明刻本，未用《四部丛刊》四十卷足本。《旧唐书》用清道元岑建功本，“若干地方失去了原书的本来面目”，应该用较多保存原书面目的影印宋本配闻人本的百衲本。《贞观政要》用了明成化经厂刻元戈直注本为底本，但戈直本已将原书篇章窜乱，而未经窜乱的明洪武刻本在北京图书馆先后藏入两部，却未得利用。作者的意见对我们从事古籍出版工作的人来说，值得借鉴汲取。
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要工作是校勘，即为了确定一个好的出版底本，在既无原稿可据，流传本又多错误异同时，或找出古籍在文字上的错误加以补正，或校出古籍在文字以至内容上的异同并决定取舍，从而获得最接近原稿的底本所做的工作。作者大致回顾了我国的校勘史和校勘成果后，尤其总结了陈垣先生在校勘理论上的贡献，以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复》为例证，指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方法，已被公认为校勘的正规方法。”当然在具体校勘时，也不必完全墨守成规，不但校异同，而且要判断是非。
标点古籍，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作者在“摘瑕”一节中列举了近年出版的古籍标点本中的许多错误例子，大致分为有关文理、经史、目录碑刻等类，颇有值得出版工作者引以为鉴的必要，学海无涯，孰能无过？罗列这些例子，只在于说明这项工作的艰难，使后来者能够谨慎从事。
(《古籍整理概论》，黄永年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1.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