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壹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贰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叁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肆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伍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
陆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柒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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