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12月28日《杂文报》上，束学山先生在《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一文中说：“……封建皇帝一个个以历史主人公的姿态从古墓爬出来……从《雍正王朝》到《康熙王朝》，中国的主流电视剧以‘正说’的光明理由为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和奴才意识不停地补课。”
2002年1月10日《南方周末》上，秦晖、张柠、张耀杰、张灏等先生的文章，也清一色地与束学山先生持相同看法。
与束学山诸位先生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认为，近年来的清廷剧，从《雍正王朝》到《康熙王朝》，中国的主流电视剧，以正说的光明理由，以婉转、巧妙的表现形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客观上起到了倡导民主法治的效果。下面就以最近刚播毕的《康熙王朝》为例：
康熙为朝中明、索二相的党争搅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向祖母孝庄吐苦水。孝庄听罢开导他：“当皇上就要善于利用党争，没有党争，这国倒难治呀!”亲政不久的康熙听罢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你看，封建专制统治者利用党争治天下，还怕没有党争!这还有老百姓好日子过吗?
剧中的李光地，原是一位雄才大略、洁身自好的青年才俊。入朝为官时间长了，卷入明、索党争漩涡。先受害入狱，东山再起后以怨报怨，为置政敌于死地，用尽心机，不择手段……你看，一个不好的制度，就这样将好人变成了奸诈之徒。
康熙爱女蓝齐儿与李光地相爱，康熙也喜欢李光地，还想亲自为他俩主持婚礼。但因政局需要暂缓与噶尔丹的矛盾，不惜“棒打鸳鸯”，将蓝齐儿远嫁乌鲁木通。蓝齐儿找曾祖母孝庄哭诉，孝庄却对她说：“孩子呀，我也是过来人哪!当年皇太极战死，福临(顺治)年幼，我也不得不嫁给手握重兵、觊觎皇位的多尔衮，直至顺治亲政，才将仇敌多尔衮暴骨扬灰，这一切，都是为了咱大清哪。”为了大清利益，皇太后的肉体、尊严和皇家公主的爱情、自由都可以不顾，这样的专制制度，你能指望它保护人民的权益吗?很巧，此时正是西方诗人发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时代最强音的时候――你还不能从蓝齐儿的悲剧中看出编剧的良苦用心、大家手笔吗?
剧中的宝日龙梅，曾以钗代牌托太监将自己献与康熙。那天晚上康熙见过来侍寝的不是册封过的嫔妃而是宝日龙梅，他摇手说：“不行，这不符规矩。”待到康熙平噶尔丹回朝路上，宝日龙梅再次为他献身时，他毫不客气地将她揽入怀中，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山坡上行云播雨――当时在朝中，他有后宫佳丽三千，面对宝日龙梅他讲规矩；外出行军，征途寂寞，有美人投怀送抱时，他就一点规矩都不讲了。行文至此，即使未看过《康》剧的读者，也该心领神会了：宝日龙梅两度为康熙献身，看似闲笔，实乃编剧匠心所在：封建专制制度里，什么规矩不规矩，全看统治者需要不需要!
清廷第一次攻台失败，错在康熙，但他却归咎于姚启圣，贬他回乡丁忧。康熙的知心人儿容妃于心不忍，推心置腹地对康熙说：“皇上，姚启圣没错呀。”这时，康熙倒也向容妃说体己话：“朕也知道是自己错，但我是大清皇帝，是天子，我怎么能错呢?”你看，封建专制者就是这样――“我怎么能错呢”?!因为封建皇权不受制约，康熙首次攻台可以诿过于人，差点还导致清军第二次攻台惨败。
当年康熙准备九月九日到南京祭明太祖陵，他为了要在朱元璋墓前骄傲地宣告：台湾，已被我康熙拿下!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首长工程”，因此康熙不顾风向不利，不顾将帅泣血上呈要求推迟出兵日期，严令施琅：一定要在八月五日之前出兵。三百多年前的海战，风向几乎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幸亏八月四日改刮西北风，施琅攻台得手，要是当时“西风不与施琅便”，清廷水师必又遭灭顶之灾，攻台得胜纯属侥幸!看到这里，我拍案叫妙! 《康》剧写康熙两次攻台，情节虽不连贯，但草蛇灰线，暗伏玄机，别具深意。它告诉观众，统治者的权力若能受到制约，康熙首次攻台的错误若能得到弹劾，他就不可能再瞎指挥，在风向不利的情况下严令施琅定时出兵第二次攻台。
在我们这一代所接受的教育中，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是给中国带精神鸦片来的。前年，冯骥才先生还有文章说“鲁迅上了传教士的当”，可见传教士不但骗人，而且骗术十分高明。《康》剧中的几位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却是“三骆驼”，治疟疾的金鸡纳霜，并为康熙讲解地球为什么有四季变化……你还不能从中看出《康》剧在还传教士历史本来面目方面的积极意义吗?
一部二十四史，鲁迅先生就能独具慧眼，从其“字缝”中看出“吃人”二字来，近年来充斥荧屏的清廷剧，只要你能调换一下审视角度，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从中看出其揭露封建专制之罪恶的正面意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