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文学的最早出现，与中国的现代性选择有关，而这种现代性选择却充满了古典性怀恋。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处境，仍然与中国的现代性选择有关，而这种现代性选择却几乎没有什么古典性怀恋。如果乡土文学的出现具有对一个时代的挽歌意味，那么挽歌情调必然成为乡土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质。
乡土文学这个主题对现代中国具有深长的挽歌意味，它具体地涉及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几代文学梦想，也涉及了真实的乡土中国梦想和现代中国梦想，这几个梦想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于是，具有本土特点的文学、乡土生活的幸福、现代中国进程都与挽歌意味交错在一起，并且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是，乡土文学不必在古典意义上单独呈现，而是在现代意义上呈现。中国乡土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困难而又困惑的时刻发生，它是在外来文明与原生文明或本土文明――古老的中国农耕文明发生冲撞时才产生。这样，只有在现代与古典相遇时，乡土文学才代表着古典生活情致而呈现在现代生活中。于是，我们考察和思考市场中国乡土文学这个命题时，必须回到乡土文学的最初起点。
从文学的立场看，与20世纪以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不同的是：乡土文学是古典文化和文学在现代历史和文学中转化的直接表现。在原初的或纯正的乡土文学中，一方面以古典的文化品质和审美意味为精神性叙事资源，一方面以古典生存方式与现代文明相遇之后产生的挽歌情调为叙事格调，而主题的历史性和人性化的理想主义，往往是通过这种挽歌情调更深刻地表现出来。
这种转化的根本意识在现代文学中都有相通之处，比如戴望舒和徐志摩的现代诗的古典意境也是一种表现，但那不是乡土文学，那主要是古典的借用和转化而不是古典的怀恋，因此也不必一定具有挽歌情调。而乡土文学的特质是挽歌情调，是以现代的怀恋方式表达失去古典家园的文化感受，它主要由古典与现代相交时的文化意味和审美感受决定，其文化经验和审美感受延续着古典传统，是古典时代人伦社会加田园生活理想的现代表现。
所以，乡土意味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古典命题，而是一个现代命题，但这个现代命题却以对古典的怀恋、并且包含着古典美学风格和人伦生活风味而出现。对于乡土文学来说，古老的乡土情味与古典文化相互包融，乡土就在古典之中，乡土没有必要分离出古典的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或者古典就在乡土之中，古典不可能从乡土中分离出来。
由此会发现，中国乡土文学试图对依恋古典与崇尚现代的心结进行调和，所以最初的乡土文学以为人生的名义而发生，主要抒写对乡村人民生活的同情，即使在鲁迅那样的作品中，批判和启蒙也主要不是关注畸形人生和变态心理，至郁达夫、废名和沈从文，追寻古典意趣和乡土风情渐渐成为一种主题倾向，而后随之产生与乡土风俗人情相适应的乡土审美情趣。因此，在纯正的乡土文学中，愈是后来进入现代文明，愈是不断发生着悠远纯朴的挽歌性回响，这样的作品试图从挽歌性怀恋中表现一些比表面叙事情景更含蓄、更深沉的东西。
既然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古典性交接时刻产生的乡土文学是一种怀旧文学现象，它自然含有一种特定的对中国古典生活风格的怀恋情调，也就无法排除以怀旧方式表现出中国古典生存在现代世界的迷惘，并以此标志出一种独具魅力的现代性生命意识和文学意识。因此，纯正的乡土文学往往尝试着把古朴生活和原始理想与挽歌情调融为一体，并由这样的叙事方式进入一种生命状态，以表达对现实的感受，表达现代世界缺失的一些生活内容和生命精神，于是乡土文学对现实改变和理想向往常常被看作和表现为挽歌性的结果。
挽歌性叙事结果往往更具有绵长的艺术魅力，它常常体现着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历史思考：批判与惋惜、同情与无奈、憎恶与向往常常交织并行。现代生活中的丑陋和欲望常常被古朴乡土生活中的人们所抵制。至少是那些古朴生活中的人对它们并不向往，但现代生活却不可阻挡地到来。于是，在这个时刻产生的生命故事，便令人迷惑和怀恋，因此，挽歌情调才可能成为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20世纪初期那些充满怀恋的乡土叙事内容与主题特别适合怀旧情绪和挽歌感受，挽歌与怀恋既是叙事风格，也是叙事意蕴。废名、郁达夫、沈从文的作品将中国农耕生活美化为一种极令人向往的山水家园生活，那些人物性格和情感也常常是在对田园生活或过去时光的怀恋中被突出的。这样的人物，会产生与现代文明和时尚潮流不相宜的思绪。这种倾向在乡土文学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呈现着。尤其是在废名和沈从文的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而他们也是乡土文学最突出的作家。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学这样的文化身份和叙事品质被不断改造和借用。乡土文学最初与20世纪初中国文学关于民族命运和人性情怀的宏大叙事几乎一起诞生。并且时断时续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叙事资源：文学叙事中的乡村，不是被改造为政治革命的基地，就是被改造为民间神话和小农情结的保存地。而当一个交替纠结着很多生活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学因素的市场中国来临时，纯正的乡土文学梦想令人愈来愈感到怅惘、失落和悲哀，其中挽歌情调的丧失是一个重要标志。
市场中国不是一个能轻易产生挽歌情调的时代，也就不是一个能轻易产生纯正的乡土文学的时代。这个年代的乡村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缺少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也缺乏对崇高与庄严、高雅与诗意的追求，自然也难以产生挽歌的怀恋感受。从这样一种立场看，与市场化意识形态一致的乡村文学，并不是原味的乡土文学的丰富和创造，而是乡土文学的异质化演变：迷惘、矛盾、失落、怀恋、美好被改写为欲望、丑恶、粗鄙、狂欢、获取和满足，这已经损害了乡土文学的内在品质。
在市场中国，有些人倡导的新乡土文学所包含的意识，与市场化生存、平庸化、个人化意识有关。在新乡土文学中，追求平庸个人和利己欲望的实现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而其中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淡然如烟的挽歌情调。这样一些生活情景与人们的乡土情感有关，人们失去了对古典的纯粹依恋和对现实的挽歌性创造力后，乡土文学就难以生存。这意味着，对现实有美好的挽歌感受才会产生纯正的乡土生活、乡土意识和乡土文学。
挽歌、怀恋、人伦、纯朴、田园这样一些市场中国缺失的概念和意义，本来是纯正的中国乡土文学的核心意识，这样一些挽歌性生活情景可能使人们不是只顾眼前，而是去穿透现实享乐与欲望的障蔽。在巴尔扎克写贵族道德的挽歌时、在福克纳描写南方蓄奴庄园与北方工业文明的冲突时、在曹雪芹描写大观园的衰落时，也都面对着一种文化冲突的情境，表达着怀恋、忧伤和迷惘，这正是他们的作品焕发魅力之处。文学叙事与实际生活不一致所表达的怀恋，可能是对市场中国现实关注的特殊立场，而许多市场中国乡村文学叙事恰恰忽视了 这一点。
纯正的乡土文学可能借乡村世界的素朴性和单纯性，去深入市场中国，避开利益、欲望和享乐的纠缠，用中国古典田园式生存的美好怀恋，去返顾现代城市文明和市场化生存。这样的文学描述出的纯朴恬静的田园生活和人伦社会情景，会带来一种遥远和悠然的感觉，它们引导读者体验和想像非常中国化的古老生活――单纯、平静、悠然，带有一些熟悉而清新的家园感受，使人们无法用市场中国的乡土颓败去感受和体味，只能通过被叙述的生活去怀恋，因为那不属于我们的现实体验，而只是遥远的回想和记忆。
由此，乡土文学在这个时代真正含有意味的是：如果人们的现实生活能够被某种古典的挽歌情调所浸染，就会在消费生活现场和市场化时尚中反叛和突破，让自己返回到一种被怀恋而逝去的生活和生命中，从而得到一种人性净化和精神安慰。市场中国与时尚生活使人变得看不透，而在古朴平静的乡土中人是透明纯净的，这使人向往和怀恋田园式生活以及与土地亲近的生命情感。
当古典与现代相交，怀旧的生活根基和挽歌情调被破坏时，田园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就无以为存，乡土文学自然也无处可去。在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叙事中，古典家园的情味、意趣和追求已经风流云散，几乎丧失殆尽。当市场中国的文学描写着大批在城里求生的乡村人和逃离乡村的人时，乡村和土地的怀恋在哪里?在古典文化中淬炼的、在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中保持的乡土纯净意识在哪里?如果确定来到城里的打工者代表着乡土，并将对其生活的叙述命名为新乡土文学，那么来自乡下而读完大学后在城市工作的人代不代表乡土?这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两种人只是收入、地位和谋生方式不同而已。因此，什么是乡土文学已经混乱不清了。
如果乡土文学的内容和风格情景都弄不清，将莫言、贾平凹那样的作品看作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也就很困难：那样的作品离20世纪初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如鲁迅、郁达夫、许地山、王统照、废名、沈从文的作品相去甚远。在郁达夫的笔下，乡村纯朴曾经被带进了城里，写出了《春风沉醉的晚上》那样的作品。沈从文的《边城》在神解体的年代重新给神以赞颂，描述了一种神圣乡土的美好淳朴，在一个普遍背叛和决裂于乡土传统的年代里构筑了一个乡土家园的神话。郁达夫、废名和沈从文笔下那种停留于宁静自足中的神圣乡土情结，已被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彻底打碎，这使其不能轻易自命为乡土文学。
与之相关的是。替代挽歌情调的是苦难崇拜。进入市场中国以后，精神性叙事资源缺氧一样突然短缺，在现实和文学精神都晕头转向、发傻发蒙的情境中，生命扭曲伴随着现实苦难而张扬起来，其中主要地是以乡土文学名义在乡村山野背景中描写苦难和野蛮。甚至制造苦难和推崇野蛮。苦难叙事成为市场中国乡村叙事的一个突出理由和成功标志，当缺乏挽歌感受时，在纯正的乡土文学中被淡化为田园意趣的苦难变得格外扩张。
最早的中国乡土文学中的苦难，多半是以精神性苦难为主要叙事意向。最初的乡土文学中所描写的现实苦难伴随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性化的同情，二是风俗化的生活情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乡土小说家描绘乡村风景民俗，是依附于五四新文学写实的和为人生的主流文学，以赞美自然美好、乡村淳厚，慨叹人生艰辛，批判愚昧麻木等为主题，其意图仍然是以理性和人性来批判封建文化体制和传统。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风化、民俗乡情大都被当作批判的对象，而中国乡村在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形象，也会是一个麻木、愚昧、冷漠、荒蛮、原始、落后的形象，但这种苦难叙事和启蒙叙事中的乡村形象并不是一些苦难和非人性的畸形集合物。
乡土文学的另一些重要作品，如废名、沈从文、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不专事乡村苦难，其乡土文学意趣在这种对苦难淡化的情境中发生，借乡土表达人的纯朴和生活的平静，一般不包含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而是表达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的生活。在这样的乡土文学传统中，生活苦难被淡化，更多地表现人性淳朴和山水田园风情，表现一种安静的生活和初民社会，让人忘情地向往一种似乎亘古不变的古朴生活。
这样的乡土文学描述。试图用一些美好精神去改变人们生活的苦难感受，把苦难生活写成了一种追求田园和诗意的生活。这样的田园抒情和古典怀恋，恰好是对当时遭受批判的乡间风俗文化传统的赞美，表达一种乡村文化理想和一种质朴天真的人性。因此所有的田园景物都被赋予了诗性的想像和诗性的生命含义，出现了一种田园化、梦幻化、遥远的乡村理想形象，有一种田园挽歌情调和生命净化的感受。
市场中国的乡村叙事对这种乡土文学追求并不了解，因此，在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中，苦难的情景被格外放大，而对于废名、郁达夫和沈从文所创造的抒情的、田园的、挽歌的风格和情调却淡漠疏忽。于是最初的乡土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对生命苦难的同情和获救，在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中突然被瓦解了，这样描述的乡村苦难与精神性苦难没有什么联系，很多作品写了现实的庸俗和粗鄙、肮脏和丑陋，热衷于写人性恶、写人与人的互相伤害，而不是追求生命的美好与崇高，难得看到对理想、正义、自由、尊严和灵魂的思考与表现，难得看到对生命的敬意和沉重感。
与这样一些市场中国乡村作品中欢腾喧嚣或者水深火热的生活不一样，纯正乡土文学的生活中，有一种内心的静穆和情感的忧伤，古典的平静和素朴浸润着人物，他们生存在乡土单纯和田园天真中。这种乡村田园的逃亡抵抗着现代生存的扩张，那些回忆中的遥远生活，在文学的想像世界中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那种遥远的、流逝的美好是一种生活的人格化想像和渴望，是从现代立场对古老乡村、从现在立场对过去生活的审美创造，如果不是在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交错的想像中，历史和实际中的乡村就不会是这个样。
在中国古典时代很难产生挽歌情调，它只有在一个时代替换另一个时代时、在新与旧相撞击时才会产生，像李煜的词那样的挽歌情调也主要是对个人过去生活的怀恋。主要不是对一个时代的怀恋，只有《红楼梦》这样的极少数作品才具有对一个时代的怀恋意味、具有挽歌情调。乡土文学正是在这方面具有与中国古典时代以往文学不同的特点。也具有以后文学不易具备的特点，而这种挽歌情调本来是市场中国文学有可能继承和发挥的文学特点。
但实际上，到了市场中国，一方面古典的精神叙事资源没有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挽歌情调也无从产生，因为作品中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对古典与现代关系的思考，也没有深刻的古典依恋，而常常是对市场中国的现实性依附，作品内容也常常是借乡土生活演化市场化生存情景。伴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市场化的过程，纯乡土文学因古典意识的消亡，也因与市场意识悖离而与现代意识不一致，从而渐渐远离中国文学的叙事视域。当现代化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而延伸出市场化意识和行为时，乡土文学中对现代文明的迷惑与古典怀恋情结的融合已旧景难现。也很难与市场化现实相一致。
乡土文学的挽歌情调是作为一种现代诉求出现的，没有现代进程的激发。便没有对古典式乡土的怀恋，古典的田园情调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古典怀恋。对古典远去和现代走近、城市崛起和乡村衰落的迷惘，在市场中国仍然存在，只不过这种现代诉求不符合人们市场中国的利益愿望，单方面的利益化、实用化生存愿望，使人们不再考虑更多的精神性问题，也不再对市场化完全替代现代化的可疑性进行置疑，不再对市场化的乡村进程持怀疑态度，也就难以产生乡土文学的挽歌情调。
市场中国的挽歌情调、古典怀恋不再产生，因为缺乏生存的精神资源，于是叙事的精神性资源也极为匮乏，乡土叙事中不再包含精神生存问题。乡村文学作品中古典怀恋和挽歌情调的失去，不仅是失去了乡土文学的品位和魅力，也标志着一些文学作品正在失去提升精神、思考生命的本来品质。乡土文学并不是仅仅把乡村中那些尘封古旧、在几百年几千年阴暗中没有见人的东西挖出来把玩观赏，而是要赋予乡土生活一种风情和品位，给人一种美好感受和向往。在这样的时刻，美好向往与挽歌情调是难以分离的。
可以这样希望：什么时候我们见到了震撼我们的挽歌情调，什么时候我们就见到了有大气魄的、纯正的乡土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