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年初以来，上海苏州河沿岸公共空间的归属与处置，已成为沪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上海市政府历经２０年，花了财政几十个亿，好不容易才整治得有点眉目的苏州河，转眼之间，其沿岸地带就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所谓私家花园。在苏州河尚未水清波碧之前，就同其两岸一起，被一幢幢摩天大楼挤压劈砍成了丑陋不堪的“城市峡谷”。出于民情民意，该市政府已果断表态，决不允许有人为私利蚕食公共利益，一定要让苏州河造福上海人民。然而，有两个事实已无法回避。一是少数人出于私利确实损害、侵占了上海人民的公共利益，不论这种侵占是为了真金白银还是ＧＤＰ一类的政绩与形象，是出于利令智昏的贪婪、失职还是有关各方的蓄意合谋。二是苏州河沿岸峡谷化的格局已是成舟，它将长时间地释放对上海、对上海人民的损害与毒害，成为挥之不去的上海之痛。其实，在上海，公共利益被私人和少数部门侵害的，还远不止苏州河沿岸峡谷化一例；在全国，更是举不胜举，比苏州河沿岸峡谷化严重得多的案例亦层出不穷。所有这类案例，构成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弱势化的图景，而这个公共利益弱势化的背景，又反过来，强烈地诱发激生了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又由这些案件再进一步强化公共利益弱势化的趋势，从而形成了分食、抢食公共利益的局部恶性循环。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对这一恶性循环的直觉已经有许多年头了，政府与全社会频频出招应对，包括道德教化、制度规范、经济制裁、法律惩罚，但这么多年下来，依然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把个人的不道德、作恶当成了公共利益弱势化的根本原因，而忽视了社会成员个人行为后面的政府导向、政府导向后面的政府战略定位和更为重要的政府战略定位后面的理论认知。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基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思维下展开的，这种基于以经验主义的“摸石头”实践，得了演进主义的许多利，免了建构主义的许多弊，取得了斐然之绩；然而它也终究难免其致命弱点，就是理论上的短视、弱视与盲视。就公共利益这一领域来说，它的含义如何？与公共利益对应的个人利益的含义如何？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什么关系？公共利益与国家、政府，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共利益与社会形态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公共利益是什么关系？对这一类有关公共利益领域的问题，找不到任何文献、论说，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这个理论盲区已存在得太久了。本文就上述诸问题中的一些基本之点，试作探索。
第一个是公共利益的内涵问题。公共利益所指的是一个社会中事关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利益、至少事关这个社会中最大多数人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包括社会的公共资源、公共财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诸如各种公共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各种社会公共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诸如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通讯以及各种公共福利。上述界定，人们历来不存异议，但同样，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认知，也历来到此为止。这就遗漏了公共利益中最为重要的结构性本质规定，即公共利益的两个组成部分：公共财富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的分支很多，但所有的分支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公共财富，它是尚未转化为公共福利的社会共有财富，它属于人们共有，却还没有成为人们共享的福利，比如，有朝一日中央电视台落成后对于无缘进入的人们来说，它永远只是公共财富而不是公共福利。另一类是公共福利，即已经转化为人们可以共同享用的社会公共财富，如人们可以共同享用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交通通讯设施等。对公共利益作这样的结构性分类，能揭示出一些十分重要的关系，即社会公共财富和社会公共福利之间的多种配置模式：其一，社会公共财富很多，社会公共福利也很多；其二，社会公共财富很多，社会公共福利却很少；其三，社会公共财富很少，社会公共福利也很少；其四，社会公共财富很少，社会公共福利却很多。这四种公共利益的结构配置模式，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在近现代史上几乎随处可见。就我们亲历的实践来说，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的公共财富少而又少，但却有较很好的与公共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公共卫生之好之善，名列世界前茅，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历史。经过了２０多年，当我们的社会财富总量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７倍时，社会公共福利在不少方面却不升反降，公共卫生尤为突出，在农村更是如此。可见，即使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利益，但只要社会公共财富与社会公共福利配置失当，过于看重公共财富的积累和轻视公共福利的改善，同样会出问题，会使公共利益不“公共”。至于那些形形式式冒牌的公共利益、假的公共利益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二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财富与公共福利两个部分已如上述，个人利益也包括两个部分，即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利益和由社会公共福利而分享到的个人福利。在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生关系，即公共利益的增长会促进个人利益的增长，其中包括既使个人由劳动所得的收益增加，也使由公共福利所得的个人福利增加。同理，个人利益的增长也使公共利益增长，这是指个人由劳动所得收益的增加和个人从公共福利中所得的增加，能同时促进社会公共财富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增加。但在一种不良的制度安排下，情况就倒了过来，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就成了一种相抗相损的互克关系，即公共利益的增长以损害个人利益为前提和结果，包括既损害个人从劳动中的得益，也损害个人从公共福利中的得益；同样，个人利益的增长也以损害公共利益的增长为前提和结果，既损害公共财富，也损害公共福利。无疑，一般社会都追求第一种状况，努力建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良性互生关系，极力避免二者之间的互克不良关系。但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正在相当大程度上不幸地置身于后者之中―――２０多年来，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侵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同样，真真假假的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损害、侵食也未有过消停。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是公共利益不论有多么重要，相对于个人利益，它总是手段与工具，个人利益才是目的。公共利益中的公共财富也好，公共福利也好，只有当它们被具体的个人享用时才有价值和意义，即只有当它们最终成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个人福利时，公共利益才有意义。确认这一点极为重要，它有助于防止将公共利益异化成目的，从而压制、损害乃至剥夺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无休止地推行高积累、高投资、高储蓄、低生活、低消费、低享受的发展政策。同理，正因为公共利益是改善、增加、提升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社会成员绝不能出于一己之利，非理性地、不道德地甚至以越轨方式损害、侵食公共利益，否则就会损害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确认这一点同样极为重要。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第三个层面，是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个人利益之中的个人由劳动所得的收益和由社会公共福利所获的利益，合而统称为个人福利，一个比例关系就出现了，它就是从社会公共福利分享到的福利份额在个人福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或比重，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社会公共福利比”。这个“社会公共福利比”可以使我们在理论上更能本质地界定一些根本性的事物：（１）更能本质地界定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含义，即所谓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归根结底是“社会公共福利比”的提高；（２）更能本质地界定社会形态的内含。社会发展与进步表现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诸社会形态的新旧替代，而其核心内容则是“社会公共福利比”的提升。近来年，有论者提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剩余价值有一半以上投入社会公共福利，就应视这个国家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观点未必准确，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已把这一点阐述得十分清楚。按需分配，分配什么？就是分配社会公共福利，将公共福利按社会成员个人的需要予以分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社会公共福利比”为１００％的社会，即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全部来自公共福利。以此观之，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根本任务和主要标志确实是实现高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公共福利比”；（３）更能本质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职责与功能，那就是尽力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比”。国家和政府是维护、增进公共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它们本身没有也不应该、不允许有别的目的。国家和政府的这一职责和功能，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通过公共利益，帮助社会成员更便于个人劳动和从劳动中更多地得益，以及使社会成员从公共福利中更多地获益，一句话，使社会公共福利在社会成员个人福利中的比重不断提高；（４）更能本质地界定现代化建设的内涵，那就是一个社会通过全方位的努力，达到人类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社会公共福利比”水平；（５）更能本质地界定制度安排优劣和社会状态好坏的评价标准。一个未受到意外冲击的社会，一种未受到不可抗力破坏的制度安排，都应该表现为“社会公共福利比”的上升，否则，这个社会，这种制度安排就应被质疑、就应被划入非良性行列；（６）更能本质地界定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改革开放的评价标准，这个内涵、这个标准，就是“社会公共福利比”的提升，就是社会公共福利对社会大多数成员个人福利的影响、生存状况的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认知，２６年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公共利益问题上的理论缺失与目标偏差就很明显、也很可以理解了。由此看来，仅仅停留在劳动致富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是指人们通过个人劳动所得收益的增加，而不是从社会公共福利中所得利益的增加。这就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从两个方向上削弱公共利益：一是以社会广大成员为主体的有关各方包括政府在内，都以个人致富、发财和帮助个人致富、发财为要务，而淡化，放松了社会公共福利的追求与建设，尤其是当政府也缺少社会公共福利意识，而醉心于ＧＤＰ式的公共财产以自我为目的的增长，甚至以压制、损害公共福利为手段去膨胀ＧＤＰ时，问题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二是许多社会成员包括一部分政府官员在内，为了个人发财致富，不断侵食社会公共财富和公共福利，仅以国企改革中流失的国有资产和圈地中流失的国有资产计，二者已达数十万亿元之巨。当在这两个方向上削弱公共利益的行为延续了一代人之后，公共利益严重萎缩就成了我们面临的现实，且这个现实仍在以巨大的惯性向前滚动、扩张，而参与其中的人不见其减只见其增，２００３年１５名省部级干部的倒下，充分证明了问题的严峻性。
要言之，改革开放确实已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公共利益领域的决策改变已刻不容缓。我们要高举“社会公共福利”这面旗帜，把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养老和社会医疗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救助保障等作为公共福利的重中之重，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水平。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进一步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与支持，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