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脍炙人口的古文名篇，古今评论甚多。近读清人张云鹏、张云兄弟所著《金石索》所载的北宋苏唐卿书写的篆文《醉翁亭记》的印拓本及张氏对碑中“让”字异文跋论，感到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资料，并因对张氏之论进一步思考而体悟到欧公此记的前实后虚笔法，因作此小文论之。
道光元年刻版清张云鹏、张云《金石索》“石索五”载宋苏唐卿篆书《滁州琅琊山醉翁亭记》，张氏记载原碑“在费县署仪门口”，有明弘治间杨惠题记：
苏唐卿，欧公故人也。知费时公已去滁，而位相以书请公所作《醉翁亭记》而篆之。立石于费，宋嘉七年也。予以宏治十年春来，篆刻土覆，微露其末，启之磨洗乃知。顾谓僚吏曰：欧名相也，苏名宰也，佳章善篆，沉二百年而金元人未知。是可慨也！遂命众扛竖于县仪门之下，庶风雨日之不剥落云。伊洛杨惠识。
这是关于此碑来历的重要资料（清陆耀《金石续编》卷十五附录“重刻《醉翁亭记》”条引《筠清馆金石记》记此碑阴还有附刻当时人唱和诗数首，记苏唐卿为武功人。因与本文论旨关系不大，不赘录），据张氏记此题记“刻于碑额之左旁”。此碑文字与传诵之本，微有不同。最重要的异文是下面这一句中的“让”字：
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
“让泉”通行的本子都作“酿泉”，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后文的“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仍与通行本一样作“酿泉”。关于这一点，张云鹏的跋文是这样论述的：
鹏按：篆刻记中字句与今时传诵本微有不同，增损一二字处亦大致无殊。唯起处“酿泉也”作“让泉也”，较今本为优。让泉之取名既佳，又与后段酿泉不复。后段“酿泉为酒”，盖酿此让泉为酒，正与上“临溪而渔”虚实相对。当时唐公请欧公之文而篆于石，则与欧公自书者无异。可以正今本之失也。
张氏的这个校论，深得文章之法。通行本既以前面的“让泉”为“酿泉”。则后面的“酿泉”也就成了一个名词，不仅前后重复，而且“酿泉为酒”中的“酿泉”也成了偏正结构的短语，与“临溪而渔”的“临溪”这个动宾结构短语不能完全相对，当然不如以“酿”字为动词来得精恰。但如果前面的“让泉也”三字中的“让”字原文是“酿”字，也就是说泉水就叫“酿泉”，那欧公后文中就不能这样炼字了。当然，也可以是前文的“酿泉”是偏正结构短语，后文之“酿泉”是动宾结构的短语，但这样使用，未免过于生拗，岂能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用意？总之，前为“让泉也”，后为“酿泉为酒”，比之前为“酿泉也”，后为“酿泉为酒”，从修辞艺术来讲，的确要精彩得多。当然，你可以说，这水本叫酿泉，所以后文说“酿泉为酒”，正好对应来历，前后相映有趣味。然此等趣味实近滑稽之流也，与前有“让泉也”，后说“酿泉为酒”相比，文格之高下，晓文之人自然能够比较得出来。盖如前后同为酿泉，则不仅修辞流于滑稽，而且前后意重复，而前为“让泉”，后为“酿泉”，不仅能前后照应，而且后面在讲到泉水时又翻出一种的新的意思，文脉能够连贯，文气复能抑扬。当然要比前一种精彩得多。
上面不过是在张氏的基础上，对张氏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古人深通文理，说起来当然用不着这样费口舌。笔者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受到张氏提出的“虚实相对”之说的启发，进一步而思考，发现其说虽佳，但对于欧公此文整体上所使用前实后虚的笔法，仍未窥悟。张氏说“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与上句“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这两句，是虚实相对。他的意思是说，“临溪而渔”一句是写实的，因为溪中实有可能捕鱼，或者当地人的确是常从溪中取鱼。至于“酿泉为酒”，只是欧公看到让泉之水美，而起以此水酿酒之想。所以说这两句是虚实相对。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金人王若虚不知此句为虚写，曾云：“《醉翁亭记》言太守宴曰：‘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旋造也。”（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文辨》，四部从刊初编本）这种看法，显然是完全没有体会到欧公此处的虚写笔法。
但是，若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会发现，不仅“酿泉为酒”是想象之词，就是“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在欧公当时情形而言，其实也是想象之词。不仅如此，而且《醉翁亭记》后半部分的情节，也都是带有想象性的。整篇《醉翁亭记》，其基本的笔法就是前实后虚。现在尝试加以分析：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郁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文章到“故自号曰醉翁也”这一句，都是实写，是记醉翁亭名字的来由。其叙事写景的笔法，利利落落，潇洒闲雅，实为山水游记小品的笔法。文章至此，也已经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意已自足。但作者又使用顶真句法，从上句“故自号曰醉翁也”一句中，轻轻衍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一句，并使用回文句法再贴上一“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两句关纽上下文，推出下文两大幅。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论《醉翁亭记》章法时引“长史云：通篇命意在‘醉翁之意’四句，下分两大段摹写”（何焯《义门读书记•欧阳文忠公文》上卷，清乾隆三十四年刊本）。可见古人已抓住这一文中联系上下的关纽。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这一大段，摹写山水朝暮及四时之景，是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一句开出的。其写景的笔法，已由潇洒闲雅的小品笔法变为排比铺陈的赋的笔法。朱弁《曲洧旧闻》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宋氏的意思，正是指此文中间的主要部分，使用赋的笔法。同时，它的内容也开始趋向以想象为主。四时朝暮，不能一并即刻现于眼前，所以是带有想象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而“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明显是想象之乐。欧公虽因乐环滁西南诸峰之景色而来游，然为暂游也，而此文实言四时朝暮长游于此也。这是酣畅淋漓的想象的虚写笔法的开始，接下来极写山中游乐之事，是虚写手法的进一步展开：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而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穷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最后一大段，从文中关纽来看，正是呼应“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一句。如果不假思索地看，这一段当然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上文所叙的“太守与客来饮于此”这样一件实际的事情的。但实际上，欧公是由眼前之游览宴乐出发，进一步地畅想更加沉酣淋漓，更完全地与滁州山水、人物浑然一体的一种至乐境界。而眼前之游，与此相比，实在不过是稍有逍遥之意而已。可见这段描写，其景事虽似都可落实，但欧公是把它们放在想象的镜框中的。所以能有实处皆虚、虚处皆实的虚实相生的映照之美。而促生欧公想象力的媒介，正是“山水之乐”的情绪。欧公通过这种看似现实而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太守与禽鸟、州民、宾客浑然一体的滁州山水至乐之游，不仅表达其仕途失意情绪，更是表达其对人生、政治、人类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这是虚写笔法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清人茅坤曾论《醉翁亭记》云：“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然长往矣。此是文章中之洞天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可谓善读此文矣。然而醉翁亭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美感境地，结构上由“醉翁之意”四句引出一往一复的两大段，笔法上前实后虚，实为写作上的关键。
这是我对欧阳修《醉翁亭记》前虚后实笔法的一个体会。历来读此文，多以为后面“山水之乐”以下的大段铺陈文字，都是当时“太守与宾客来饮于此”这一当时事实的实写。但我认为欧公的本意，是由眼前宴乐的情景出发，进一步地畅想将来或能有更加酣畅的山水之乐。谨论此意，呈之于世之共赏此文者质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李贺《昌谷北园新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