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广西大学生诗人甘谷列在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中读到了所引一首诗的片断并为之震撼。然而，由于引者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他既不知原诗的标题，也不知它出于何人之手，自然也就无从得观这首诗的全貌了。挥之不去的感动和没头没脑的纳闷相互交织，甘谷列不得不怀揣这纠结的谜团留心寻找，找这首诗，也找这个诗人。整整九年过去了，直到2002年秋，其时已在一所山区中学任教的他才经由一次无意的发现勘破谜底，得偿心愿。
这个在网文《一个青年诗人的一首诗》中由亲历者自己讲述的寻找故事质朴无华，虽然关涉到公众人物余秋雨，却没有什么传奇或刺激性，在以娱乐和信息覆盖为能事的当前语境中遭到轻慢忽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被轻慢忽视的，则是使故事得以发生的那个同样质朴无华的心愿，即“一个贡献了一首好诗给中国的诗人是值得尊敬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怀有同样的心愿，但我知道，葆有如此心愿者必离健全人性不远，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不断呼应着这样的心愿，当代诗歌才能在一片式微的声浪中历经颠踬，却始终没有失去重心。
读到《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致额尔金勋爵》全诗并确认其作者并没有终止甘谷列的寻找故事。一方面，他进一步确认了这首诗的价值：“两个不同的时代交融其中”，“既形象生动，又元气充沛”，“既是宏大叙事，又是个人化书写”，“既气势如虹，又不单调空洞”，“尤其是结尾的那三句，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国家军队的宣言”，总而言之，“这是一首好诗、大诗，甚至可称为传世佳作！”另一方面，越是首肯这首诗的价值，他就越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他遗憾地发现，“现在诗界中很多人不知道晓桦这个诗人是谁。不仅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不知道，甚至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些诗人也不知道”——尽管文章中没有明言，但无需太高的智力就可以推测出，即使是在谜底向他呈现的那一刻，甘谷列本人也属于这“很多人”中的一个。对此他的看法是：这跟作者过早退出诗界有关。
多么浅表的解释！然而却是实情。不错，晓桦从诗界“失踪”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可以为一个诗人于锋头正健时突然驻笔隐退列出的理由不多，而晓桦所经历的，或许是其中最惨痛的一种：在猝然一击下的某个瞬间，世界无声坍塌或尖叫着迸散，而语言变得不可信任。我与晓桦从未就此交流过哪怕只鳞片爪，似乎彼此早有默契，就像时过境迁，我们在谈到历史这个庞然大物和命运的迷宫性质时，每每会以淡淡一笑收束一样。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在试图回避什么，更不是因为曾经的创伤记忆已经被岁月抚平，而是因为，那被一笑置之的，恰恰是语言无从抵达之处。
不过，假如把晓桦的驻笔仅仅归结为外部强力所致，那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所谓“峣峣者易折”并不适用于晓桦，即便他有脆弱的一面，也不会采取这样的表现方式。1988年他正健的“锋头”跃上了一个令人眼热的世俗新高度，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诗集《白鸽子·蓝星星》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前一年发表于《收获》的实验文体《蓝色高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探索书系”出版。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写作陷入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低迷状态。事实上，除了《黑色的七月》和《创世纪》，这一年他几乎就没有再写下过什么；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他那些广受赞誉的作品，这两首诗前所未有地激愤、粗砺、绝望、颓丧，仿佛暗中经历过一场风格的自我颠覆，充塞其中的不祥气息很可能是它们一直没有发表的原因：
天空被不知所云的黑色鹰翅/间或遮盖或展露/失去天空和大地的羊/从此忘了迷途是怎么回事/或不再想有关路的事
——《黑色的七月》
兀立荒原最后一棵老树/枯萎于无思的精灵/同类纷纷战死/残余的生命遗下/活着/大荣誉与大耻辱本是一回事//……//我们是这样一族/我们杀死了上帝/我们注定了背负着永恒的惩罚/我们是犹大的后代//……//上帝与我们/同时/丢掉了图纸
——《创世纪》
二十二年后读到这两首诗难免有隔世之感，仿佛被吸入时空隧道又被吐了出来。两个不同的身影随之从记忆深处慢慢浮现：一个军容整肃，俊逸清朗，意气风发而又谦逊低调；另一个则裹着大红登山服，虬须覆面，心不在焉而又目含讥刺。当然，他们都是李晓桦，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李晓桦，或同一个李晓桦的不同侧面；但似乎只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看清楚后者，才意识到二者的反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的目光再次落向那两首诗，如同一个侦探俯向他尚未来得及仔细探究的秘密……而最终抓牢我的，还是《创世纪》中以中英文反复强调并加以引申的那句哈姆莱特王子的著名台词：“To be/Or/Not to be//活着/还是/死去//存在/还是/消失//留下/还是/离去”。二十二年了，这些被刻意分断排列的诗行仍如短促的鼓点向我辐射着尖锐的生命能量，似乎一直憋着要穿透岁月的尘封，以揭示当初那场曾隐秘地魇锁住晓桦的内心危机。在我看来，这场危机和他的驻笔有更重大，更深刻，也更内在的关联；相较之下，后来的外部强力及其所导致的命运逆折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并实现了它所孕育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而已。这完全符合逻辑：当属于一个人的整个“在世之‘在’”都深陷某种续绝存毁的紧要关头或临界状态时，他的写作也变得危若累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两首诗结集时单列一辑，并被命名为“预言”是意味深长的。回首看去，这“预言”既指向即将被历史坐实的大难临头的恐惧（由于意识到灾变缘于“注定”，这种恐惧在期待中甚至被转化成了“快些发生”的吁请），也指向即将被作者自己坐实的从写作现场的退隐（既然“创世纪饮了忘川之水/只留下遗忘给世界末日”）。然而，仅仅如此吗？
设想“如若当初如何，其后将会如何”并不能改变业已发生的一切，但未必不能修正我们的一孔之见。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在究诘甘谷列的寻找故事到后来是否有点误入歧途——基于其自身视角和讲述需要，他完全有权发展其自洽的观点，包括对余秋雨先生的温和责难，也包括遗憾之余对晓桦自身原因的猜测——而只是为了进一步展开我自己的寻找故事。我的故事同样没有什么刺激和传奇性可言，如果说把它同时读作预言有点冒险，那是因为其背后的心愿也更加陡峭：除非写作之于晓桦从一开始就是件可有可无之事，否则或早或晚，那场被延宕和忽视的危机都要贡献出它所孕育的果实。“预言”于此指向的，是犹如黑洞般的写作本身：正像过去、现在、未来会在其中被抹去界限，变得无所区别一样，寻找和期待在这里也几乎是一回事。 我无意把我的心愿和某种但属于晓桦的宿命混为一谈，但我确实从未把他的驻笔当真；我不会援引诗歌史上诸如瓦雷里或里尔克这样的陈例来支持我对晓桦的期待，但我对他确实一直持有着类似的期待。当然也有恍惚的时刻，但奇怪的是，所有这样的时刻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我的固执。说来真是有点不讲理：无论晓桦这些年的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他做过什么或正在做什么，在我心目中他都始终是，并且似乎也只能是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正被夹在曾经辉煌的过去和可能湮灭无闻的未来之间，迟到的赞美和过早的惋惜之间，有点尴尬，有点犹豫，但所有这些最终都将被付之一笑，因为：
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
这两句诗出自晓桦写于1983-1985年间的长篇叙事诗《金石》，其本身平淡无奇，却是理解他的宿命、我的固执的枢机。与之对称的，是他迄今最重要的作品《蓝色高地》中的一个有关迷失的梦境——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那并非梦境，而是一个心怀大梦者必定反复面临的现实处境：
现在你不知身在何处，你站得高高的，向着你来的路望过去，你很惊奇地发现，来路已不见了，甚至在你刚刚走过的地方。
相对于《蓝色高地》，《金石》更像是一首习作，笔法结构则近乎前者的雏形（另一首差不多同期完稿的叙事长诗《哑巴司机以及他的奇遇》亦可作如是观）。或许正是因为过于质朴平实，这首诗写成后才同样享受了遭幽闭的待遇；但或许也正是出于同一缘由，四分之一世纪后它重见天光，成了类“诗歌考古学”的一个案例，又显得是那么恰得其所：一个声、像质地如此响亮坚实的语词，既隐喻又突显了我们对诗的不变期许，这是何等的奢华和正确！我甚至觉得，缺少了《金石》，晓桦当年的作品就不足以呈现为一个相拥相济的整体，而读者就不足以看清，作者是怎样一再深入和发展在其“军旅诗”中受到极大限制的“寻找/迷失”母题，或者说，怎样一再书写自己不得不敞向未知的寻找故事。
读到《金石》之前我曾听晓桦谈到过他的主人公。事迹足够抓人，但终归是一个“他者”的故事。读作品时的感觉则完全不同：那个被一场不期的暴风雪彻底改变了命运的老兵在上部收束时还能勉强对我保持一个完整的“他者”角色，然而从中部起，随着他“一根筋”的性格越来越鲜明地凸现，随着他用那柄地质队留下的小锤与那座据说藏有金石的“神山”日夜对话，越来越彼此不分，他也越来越出离“他者”，越来越让我感到灵魂意义上的亲近。他驮着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金石下山入市，却无人相识的遭际堪称卞和献璞的现代民间版，但同样满心委屈的他并没有像当年的卞和那样箕踞大哭，而是怀璧归去，反求诸己：
没有知音没有一个人/懂得他的山/……/但这是我的金石记住/我的金石他狠狠地想//不该下山来的他对自己说管他们呢为什么非要让别人认识你的山呢你的山不会因为别人不认识就消失你的山是永远存在的
如果说“老兵”在诗中可以表征他的身份，那么显然，至此他的内心世界已经胀破了他的身份。现在他更像某位脾气古怪、自珍自尊、信守沉默是金的诗人艺术家。凝视着“知音”一词我不禁莞尔，因为我忽然从这位面目模糊的诗人艺术家身上辨出了晓桦的影子，并且是当年心高气盛的晓桦和如今饱经风霜的晓桦相互叠映的影子。越往后读这个影子就越是浓重，三遍之后我不得不认为，这首以偶然和宿命的辩证为转变契机，以寻找和守护、得获和舍失为主题（诸如还家和浪迹、选择和随缘等不过是它的变奏）的长诗所叙述的，与其说是那位老兵的故事，不如说是晓桦自己的故事。它在来不及献给读者的情况下首先献给了他本人。
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这首诗读成一个庞大的谶语——不，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牺牲作品丰富性的读法都迹近某种罪行——所谓“自己的故事”，所谓“献给了他本人”，无非是为了强调这首诗之于作者具有突出的自我相关性质，而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证明任何事后的聪明，它仅仅证明了诗的魔力。正是这种魔力使得诗中老兵既日常平凡又不可思议。它不仅暗中支配着他种种现实的特立独行，同样渗透到他的梦境中：
他把自己扑醒了/似一根木头深入水中又浮了上来
甚至体现在他悲剧性的结局里。他的乡亲们曾经在想当然的情况下为他垒起过一座假坟，而当命运之轮终于将他所不敢祈望的爱人和知音送到他面前时，他却要亲手为她垒一座真坟：
向阳坡上堆起一座坟/他觉得他埋的是自己
我想象晓桦当年写下这凄凉的诗句时也沉浸于别一种埋葬自己的感觉，其中新生的快意远远压倒了同情的自伤：正像他笔下老兵的内心世界胀破了其身份一样，这首诗也胀破了舆论为他定做的“军旅诗人”制服，从而标示了一个新的开端。那么，这个以“金石”为总体象喻（爱人和知音不过是又一种“金石”）的寻找故事是否也从那一刻起便成了他的命运之星，并开始于冥冥中布下其启示之光呢？诗的魔力有时表现为对诗人命运的引力，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令后者成为某种献祭，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参透和如何参透这一秘密。《金石》收束于正在进行且“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尽无休”的“荒山之夜”，于此可以视为一种解悟，而中篇小说《三色积木》中主人公的自我分析则与之互为表里：
你的悲剧在于你身上交叉着人性当中最不可能交叉的两极，所以，你注定只能迷失在自己身上。
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纠结、最不可解脱的自我相关，由此可以探知晓桦当年危机的渊薮。
我已经说过晓桦是一个心怀大梦的人。他的诗，尤其是他叙事作品中的人物，都因此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梦的特质。《金石》中老兵的第二个女人指斥他“你拣一屋子破石头干什么也不能烧火也不能挡风你干嘛还没完没了地拣？”显然，老兵的作为在她眼中更像是一个梦游者的作为。《三色积木》中当下和追忆场景的循环转换本身就如同梦境。《蓝色高地》更不必说了：无论这部由九篇散文、九首抒情诗、九个诗体故事，外加三个小引，计三十个“筑件”构成的作品在形式上有多么竭尽匠心，也无论其材质和他当年三度入藏踏勘有着怎样的现实关联，都不会影响读者辨认其总体上的梦幻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集梦之作：那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寻梦者，那些和他们无分内外、彼此出入、千姿百态而又本质同一的梦。为了更有力地容纳或呈现他们，他们的身影和踪迹，他们的呼吸和体温，他们虔敬与狂野混而不分的表情和内心，晓桦不得不发明一种他其实已在暗中锻炼很久的“实验文体”。 从《白鸽子·蓝星星》、《三个伤兵和一个姑娘》开始，晓桦对叙事诗，或诗的叙事性一直保持着罕见的热情和兴趣。最初这或许更多地是在响应素材的要求，并以此节制抒情的浪漫倾向；然而，在《哑巴司机以及他的奇遇》中初步尝试，而在《金石》中充分展开的对散文元素独立而有机的运用表明，这一兴趣正结合他对寻找/迷失母题的探索而被导向一场小小的形式革命。这与其说是受了诸如埃利蒂斯的《理所当然》等翻译诗歌的启发，不如说是遵循了综合表现的需要；与其说是外部的引入，不如说是内部的裂变。我注意到这两首诗中的散文部分在读法上有自己的特别要求：无论是否出声，它都更像是某种融合了民间传统和当今潮流的现代说唱（RAP），而非通常的散文。回头看去，没有比这种可以立即辨识的形式变化更能折射出晓桦其时“在路上”的境遇和心态的了：它介于忧伤和饶舌之间的述说，它超越语义层面的强烈节奏及其与缠绕的声音之间构成的张力，它对文本中“正常”发挥语言功效的其他部分的强力渗透和彼此照应，所有这些都适应并凸显着晓桦在持续的“寻找/迷失”中不断获得加速度并趋向高海拔的生命和诗的旅程。这一旅程在《蓝色高地》中修得其阶段性的“正果”乃水到渠成之事。正像其不同意旨、不同文体相互楔入的拼嵌结构呼应着“寻找/迷失”母题，并吁请“朝圣”主题的聚合和统领一样，其革命性的形式变化也赋予了这一庞大的集梦行为以文本的现实性，使之结结实实地成为T·S·艾略特所谓的“高梦”。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甚至羞于公开谈论“朝圣”和“高梦”了；即便偶尔说起，也宁可将其归于“青春期写作”的旧梦。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样的梦如同晓桦笔下蓝天映衬的雪峰和纳木错一样，是无所谓新旧的。它就在那里，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还有福分亲近它？是否还有底气谈论它？是否还配得上将其称为自己的梦？从这一角度再读张承志先生当年为《蓝色高地》作序时预言般的设问，真令人心中百感杂陈：
我在想：当那美丽的蓝色高地沉没时，当它像黑烧烬一样淹入沉重的黑暗时，年轻的憧憬者会变得怎样呢？
特别是：当眼睛中再也分辨不出蔚蓝，人在一派坚定的宁静心绪中迎视着那片黑暗；当他不再怨天尤人，当他咀嚼般体味着那黑色的美，当他如天命一般只求默默地又匆匆地去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时——人是否还会回忆那片激动过他青春年华的蓝色高地呢？
其“过来人”、“知天命者”的身份和口吻本身就迹近某种“黑色的美”，其中饱含着由说不出的痛苦所酿就的坚韧、沉毅和悲悯。它似乎以疑虑的方式要求着某种承诺，尽管它对作品意义的阐释本身就包含了足够多的肯定和期许。
我不能谬托知己，代晓桦立言说他是否一直对此心存允诺；但我相信，那片“蓝色高地”之于他从来就没有，也不会仅仅成为青春的回忆。这一信心并非出于任何意义上的主观冒险，恰恰相反，它的依据客观得不能再客观，以致看上去如同一个遗世的梦幻：
一座雪白的金字塔，在你刚刚经过的山路尽头不露声色地矗立着，十分稳健。两道雪坡的斜线，从那座金字塔的左右两侧有力地伸向天空。下午的阳光在雪山上磨成尖细的金针，使你每眨一下眼睛，都觉得有眩目的光直刺过来，然后就是一片难耐的黑暗。
从没想到世界竟会以如此明快的斜线所构成，而色彩也竟然如此简单。天空蓝得发黑，雪山白得发青。透过那块玉石般透明的雪山金字塔，你看到一块奇妙的无法用任何色彩、线条和语言表现的三角形的天空。
面对这样一座惊魂摄魄的金字塔，这样一片摧肝裂胆的天空，一个人除了惊呼“太可怕了”之外，除了发誓“忘掉它。必须忘掉它”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就不再费神引用《三色积木》中那段关于纳木错的描写了——事实上，即便是晓桦本人，当初在动念试图用笔记录下他追忆中的那些瞬间时，就已经逾越了语言或沉默的边界。他的徒劳只有在考虑到那一刻他从生命根基上被那过于巨大的美所震撼、所伤害的程度才变得可以理解。他的誓词只有反过来读才能成立：由于那猝不及防、不可思议的眩目一击，他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
如果那座雪白的金字塔此刻化作了布罗斯基笔下的黑马，我希望这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想象游戏。我的意思是：所有足以震撼和伤害我们的美都不仅仅是一种美，它还是一种嘱托；不仅仅是一种嘱托，还是一种寻找。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地静止的美。它越是巨大，越是“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越是“纹丝不动地伫立”，就越是有所期待，越是在蓄势发动：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为何不从篝火旁边走开，/驻足到黎明降临的时候？/为何呼吸着黑色的空气，/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发响？/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布罗斯基：《黑马》
那个被寻找的骑手有福了。我不知道类似的福分是否能够横越二十余年的时空，将甘谷列的寻找，我的寻找，包括晓桦自己的寻找结合成一个整体，但我知道晓桦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独语者》；同样，我不知道这篇有关寻找的文字是否会被认为是在为晓桦的复出造势，但我知道，无论他的小说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面世，我都不会称他为“归来者”。置身这样的知道和不知道之间，我很想请读者和我一起想象，想象《独语者》和晓桦前此的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我的想象是一根纽带悬浮在历史天空中的想象，你可以随意称之为“孤独的丰富性”或“自由意志的困境”。《蓝色高地》以后，文体对晓桦本已不是问题。从逻辑上说，那场适时而来的危机正是他走向福柯所向往的“大心灵写作”的契机：在那样的写作状态中他将不再像他笔下的朝圣者尼玛那样，惦记着“在最大的玛尼堆上放下他挑选的石头”，或寻思什么时候能摆脱“被俯视的命运”；在那样的写作状态中他将不再被“不管向哪个方向游，都是顺着水流”的恶梦所困扰，而真正享受“弄不清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的欢欣。念及于此心中不免一阵痛惜，但我真的在痛惜，非痛惜不可吗？几行随手摘下的《蓝色高地》中的诗句突然从纸上跳起来，抽打着我的目光和脑筋：
因为遗弃/也因为崛起/即便找到了/海也不再回来。
（原刊《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本刊转载时有所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