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采纳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并率领全党认真开展精兵简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精兵简政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提高我们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政权建设、组织工作及机构改革等项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精兵简政；回顾和思考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69-02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延安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相当一些同志对于这个建议持反对态度，但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困难和形势，辩证地认识到“精兵简政”的好处，认真地进行了“精兵简政”工作，促进了当时革命工作的开展。这一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个春秋，但“精兵简政”的思想和实践仍然熠熠生辉，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资政效应。因此，本文着重围绕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精兵简政”，浅谈一点认识。
一、“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在正面战场上加紧了与蒋介石勾结，把在华作战部队的重要兵力转向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致使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口锐减，兵源不济。与此同时，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配合日寇，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加之华北各地连年发生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财政收入锐减，陕甘宁边区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负担越来越重，军政机构庞大臃肿，冗员充塞，工作效率不高。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日益严重的困难，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先后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精兵简政是一个重要方面。
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与姬伯雄等11人提出了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提案中说：“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出：“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构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二、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提起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笔者有必要先简述一下李鼎铭其人。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米脂县人，1889年9月28日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幼年因家贫无力延师，寄舅父家中就读。他学习勤奋，还兼习医学。1904年起在本地教私塾，后在中学堂任教。他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从事教育十余年，成绩卓著，颇受群众欢迎。尽管经济拮据，他多次拒绝地主要他做总管家的邀请。为了维护本乡群众利益，他与官府及城内豪绅据理相争。因此，群众说李鼎铭一不贪财，二不要官，主持正义，为人公正。
1935年10月，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我党政策的影响和日寇侵略，对李鼎铭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的一些学生的多次争取，以及他的儿子早年参加革命的影响，使他逐步接受了我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41年，他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后再次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7年12月21日逝世。
李鼎铭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注意学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著作，在工作中勇于负责，敢于大胆地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众所周知，1941年11月6日正当陕甘宁边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困封锁，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与姬伯雄等11人提出了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上文中提到。
三、提案形成严重分歧，毛泽东认识到精兵简政的重要性
大多数参议员认为，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军重兵围攻陕甘宁边区，认为实行精兵简政，就等于自我削弱，束手待擒，甚至个别人怀疑这个提案的动机有问题。许多指战员仍陶醉于过去顺利的大好形势，习惯于部队不断扩大的局面。带兵的指挥员，对部队增人增枪就高兴，对减人减枪一时转不过弯。而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部分的利益而影响抗日整体的利益，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必须服从抗日大局的利益。日军对我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对我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军政机构过于庞大，头重脚轻，鱼大水浅，必须实行精兵简政，使战时的军政机构适应严峻的战争形势。实施精兵简政，我们小了，敌人庞大，但是，只要善于发挥我们的特长和优势，讲究斗争的策略，我们就会以小胜大。
毛泽东一方面看到了抗日战争形势处于极度艰苦的阶段，也认识到实行精兵简政之后，机关工作效率，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一定会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对精兵简政问题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强调指出：“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还称赞了“晋冀鲁豫地区的领导同志，对这次工作抓得很紧，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四、“精兵简政”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编整委员会，具体组织“精兵简政”的实施，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党中央也于1941年12月13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同年12月中旬拟定了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到1942年、第一次整编工作基本结束，裁减了一百多处分支机构，缩减了几千名工作人员。
1942年6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开始实行第二次精简。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各单位根据这一重点进行内部的整编工作，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改革制度。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强调指出：“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该月中旬，对前两次精简进行了认真的检查。1943年3月20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精兵简政，对中共中央机构的人员亦进行精简，为延安其他党政军机关的精简工作，作出了榜样。第三次简政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获得预期效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对反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样进行精兵简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加强了我党我军的战斗力。精兵简政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精兵简政”留给我们的思考
首先，毛泽东在“精兵简政”问题上非凡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典范。事物往往会存在于各类矛盾中，延安时期实行“精兵简政”并非一帆风顺，思想认识上意见分歧，矛盾很多。而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善于在各类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又在矛盾中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为认清事物，解决矛盾奠定了科学的辨证的思维基础。有了正确的决策便为取得胜利起了一个好的开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他一生辨证思想的奇葩之一，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其次，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实践是民主与廉政建设的楷模。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党的领导工作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战胜当时面临的艰难险阻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也是加强和改善政权建设和其他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它使抗日民主政权成为真正的“廉价”政权，而这种“廉价”政权的建设始终是从政权代表的广泛性、政权体制建设和政府工作人员公仆意识三个方面着想，始终把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放在主人地位，它是民主与廉政建设的楷模，这些成功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认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然后再到群众中去。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建议之所以很快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采纳并积极实施，正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已对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精兵简政是早有认识的，李鼎铭所提建议，切中时弊，恰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故立即为中共中央接受，并很快作为中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实行起来。
最后，一定要将精兵简政工作作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决贯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必须实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五项目的”，真正建立起精干、灵敏、务实、高效的党政机构，为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陕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郭德宏.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4]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1994，（3）.
[5]张锡恩.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启示[J].理论学刊，1991，（6）.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