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知言”是孟子对其言说状况的一种自我评判。关于“知言”,古今学者的解释多囿于孟子之自解。本文辨察《孟子》文本中所记载的言说实例,发现孟子所谓的“知言”当包括另外一种含义,即言说者知晓在不同条件下应该使用不同的言说方法。
关键词:《孟子》文本 言说实践 知言 言说方法 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孟子・公孙丑上》有这样一个命题:“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关于知言,孟子的解释是:“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其后,赵岐在《孟子章句》中对知言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孟子云:我闻人言,能知其情所趋”。朱熹也给出了解释:“知言,知理也”、“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朱子语类》卷五十二)?“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孟子集注》)。伊藤仁斋在《孟子古义》中指出:“知言者,知言之邪正而不惑也。上自圣贤,下至于诸子百家之言,明知其是非邪正,而成败得失之所由,亦无不避也。”上引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均没有脱离孟子本人对“知言”所给出的界定范围――根据错误的言辞本身进行具体分析。但是通过辨察《孟子》文本,不难发现孟子所谓的“知言”范围,除了根据已经存在的言辞进行分析,还应包括在不同条件下采用不同的言说方法。这一点徐复光先生也已有一定的察觉,他指出:“‘得于言’,即所谓‘知言’,亦即对客观事物作知识上的了解。”
关于《孟子》文本中的言说方法,刘勰、韩愈、苏洵等曾有不同角度的评议。近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指出,孟子“辩得都很巧妙,足见得他对辩术也很有研究”。
以下,试对《孟子》文本中孟子的言说方法进行探析。
一 《孟子》文本中言说方法
在《孟子》文本中所记载的孟子的大量言说实例中,七种方法尤为显著。
1 辨正名实
名实关系是先秦名辩思潮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孟子在其言说实践中,对名实关系同样给与了认真的思考。《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放桀,武王伐纣,此类行为在齐宣王看来属于“臣弑君”行为,但在孟子看来却并非如此。借助于“贼”、“残”、“一夫”几个关键概念的厘定,孟子对上述行为重新予以归类――“诛一夫纣矣”,非“弑君也。”孟子对名实关系的辨正,匡正了齐宣王的错误认识。
2 显示矛盾
在中国名辩学史上,矛盾律的明确揭示开始于韩非子。但是,揭示矛盾,利用矛盾双方的不可并存性为自己的主张立论,这种方法在《孟子》文本中已经出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这里记述了孟子与当时墨家学派的一次交锋,他批驳了墨家学派的“薄葬”主张,即“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具体而言,孟子结合墨家弟子夷子在思想主张和具体行为上的不一致性展开立论――一方面,墨者主张薄葬,但另一方面,“夷子葬其亲厚”,这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思想和行为的互相背离。矛盾的双方不可同世而立,不应当同时被人们所肯定。“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这是孟子在利用矛盾的一方――薄葬,进攻矛盾的另一方――厚葬。
3 归谬反驳
在言说过程中,一方在反驳对方的观点时,并不直接从正面入手,而是首先退让一步,假设对方观点成立,进而分析由此假设所可能带来的荒谬后果,这种方法就是归谬反驳。归谬反驳法在《孟子》文本中不止一次出现。《孟子・滕文公上》载有孟子和陈相的如下一段对辩:‘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对许行学说“大悦”的陈相,把推行农家主张所可能带来的益端描述得煞有介事。孟子针锋相对地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这里,孟子连续三次运用了归谬反驳,得出了农家学说不可推行之结论。
4 诉诸归纳
归纳法的特点是:论证者根据一些特殊的经验事实,包括同类经验和异类经验,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诉诸归纳,这种言说方法在《孟子》文本中也是屡屡出现的。在《孟子・滕文公下》篇,孟子为了论证环境对于教育效果的影响,指出:“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在楚国的环境内,学说齐语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放置楚人之子于齐国数载,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可见,环境对教育效果的影响甚为明显。这里,孟子使用的言说方法属于同异归纳。另外,在反驳淳于髡“贤者无益于国”这一主张时,《孟子・告子下》篇指出:“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这里同样使用了同异归纳法。
5 问中设答
在言说过程中,一方表面上是在给对方提出一个问题等待回答,实际上却是诱导对方按照提出问题之际已经设定的答案进行重复性回答,这就是问中设答。这种问答进行到一定阶段,提问者往往会提出另外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发问对方,而这一新问题的答案同样包含在问题之中。《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这里,孟子给齐宣王首先提出的前两个问题是类似的,接着,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和前两个问题也是类似的――都包含着答案。
6 譬喻明理
譬喻兼具文学性和逻辑性。就前者而言,它的使用可以使说理过程充满情趣,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理解事物、阐述观点的途径。关于孟子在言说中对譬喻的使用,赵岐有过确切的评述,他说:“孟子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综合《孟子》一书,有关譬喻竟达159次之多。如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将梁惠王自称的“尽心”治国譬喻为五十步而后止者,并进一步指出,此种行为与百步而后止者(即不用心治国的君主)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为了向齐宣王讲述君臣关系,孟子连续运用6个比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由臣视君如寇仇。”通过这些譬喻的运用,治国之道清晰明了。
7 因势利导
在谈辩过程中,言说的一方根据对方的具体反应,灵活调整策略,使言说活动依然正常进行下去,进而步步逼近预定目标,这种方法称之为因势利导。《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孟子对因势利导方法使用之巧妙。面对好货、好色、好乐、好勇的齐宣王,孟子没有直接宣讲仁政主张,却把齐宣王的上述缺点一一都说成是可以争取推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条件,这样,在“好乐”问题上的言说,二人的思想就彼此吻合了――“他日,(孟子)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曰):‘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也,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在言说过程中使用因势利导方法,需要注意:第一,言说者必须对出现的新情况有正确认识,即新情况猛地看起来对言说的正常进行非常不利;第二,必须头脑灵活,善于化不利为有利,这就要求言说者以发展的观点看待新情况;第三,在化不利为有利的过程中,关键是能够从另外的视角审视新的情况,对新情况给出合理性引申或者解释,指出问题转化的途径。
二 孟子言说方法的现代价值
《孟子》文本中孟子的言说方法,就整体而言可以划分为逻辑方法和非逻辑方法两大范畴。上述七种方法中,前四种属于逻辑方法,后三种属于非逻辑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不仅在当时对儒学的振兴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言语实践,尤其是对于在高等教育中卓有成效地开设《演讲与口才》、《谈判学》、《传播学》之类的课程,进而提高受教育者的言语行为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1 逻辑方法与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的本质是一种以言语为手段的实践,这种实践具有特定的目标指向。具体的言语行为过程也就是思想交流的过程,而思想的交流无外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综合运用。作为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的一门科学,逻辑学给人们分析概念、判断和推理,正确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孟子的成功言说实践启示我们,逻辑知识的传播应当成为培养受教育者言语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逻辑方法的恰当运用,对于提升言语行为的质量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斯大林曾经这样描述逻辑在列宁演说中的力量:“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指参加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2 非逻辑方法与言语行为
孟子言说中的非逻辑方法,本文主要论及问中设答、譬喻明理、因势利导等几种。通过这几种方法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逻辑方法和非逻辑方法是言语行为中具有互补性的两类方法。其中,逻辑方法的使用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理所当然、大势所趋、无可奈何的力量,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力量,是人类言语行为中必须遵守的基本道理。可以说,逻辑方法的使用使我们明白“讲道理”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讲求和遵循逻辑之理。非逻辑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领略到言语交际过程中的灵活性、艺术性。这两种性质,可以明显地增强言语交际效果实现的可接受性,而这种可接受性,体现了人际交流过程中的弹性、亲和性。逻辑方法的运用所具有的力量称之为言语行为中的刚性力量,非逻辑方法的运用具有的力量称之为言语行为中的柔性力量。两类力量的有机结合,可谓是实现言语行为效果的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
[1]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
[2] 李明辉:《〈孟子〉知言养气章的义理结构》,《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
[3] 郭沫若:《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 (汉)赵岐:《孟子题辞》,中华书局,1984年版。
[5]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作者简介:孔漫春,女,1969―,河南洛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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