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41岁的北京爷们儿廖丹成了名人。7月16日上午，当他走出东城法院，等候已久的记者们立刻将他团团围住。“长枪短炮”的阵势，让不少路人停下脚步，推着车的大爷很好奇：“哪个明星啊？”
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无关，廖丹是北京最底层的低保户。他无力负担妻子治疗尿毒症透析的费用，“为了让妻子先不死”，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四百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这天，他来法院将别人捐赠的17.2万元，全部退还。
在公众的描绘下，这是“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廖丹却说不出什么漂亮话，“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儿呗，你说怎么办？”
他豁出去了
从家到医院，廖丹的摩的要开上近两个小时。30年前，他也在二环内，在皇城根下长大。在北京城的革新中，这座城市曾经的一切坚固，不经意间灰飞烟灭。北京土著的廖丹，从交道口搬到五环外的郎辛庄，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与此同时，另一场革新又将他推向了这座城市的最底层：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在当年的那场浪潮中下了岗。
那一年，通过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年24岁的河北人杜金领。俩人都没什么钱，也就没谈过什么恋爱。
廖丹面相凶、脾气坏，小区里的孩子看到都要躲着走，但杜金领却觉得，这个北京爷们儿“老实巴交、心眼儿好，不是那种‘京油子’”。结婚之前，常常是她留在车间加班干活，廖丹就跑去给她做饭。然后她干活，他默默坐在一边。
对于这座城市最底层的廖丹来说，这世界哪有什么动人的爱情：“两个人就是搭帮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得了。”后来，杜金领掏钱摆了两桌酒，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再后来，他们有了儿子。
廖丹一直觉得自己的媳妇儿最能干。2003年，杜金领的单位倒闭，她就自己在家用做手工艺品卖钱。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半年，一个亲戚帮她找了个美容院的工作——每个月600块钱。在这个北京底层家庭，日子虽然简单，却也过得去。
噩梦在2007年开始——杜金领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每次透析费用至少420元，一个月下来，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而一家三口的低保只有1700块钱。更要命的是，杜金领没北京户口，没工作，入不了北京医保体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脚上的瘀青一直无法恢复。没钱看病，他就求着街坊邻居开药时多开些，分点儿给他。亲戚朋友的钱被他借了个遍，有人最后不得不劝他：“兄弟，以前的钱就别提了，今后别来了，你媳妇儿这病，没治。”
2007年底，已经负债累累的廖丹发现，自己每次到医院交透析费时，收费室都会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到透析科室。那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在大街上捡了个刻假章的名片。电话那头的人说：“能办！”于是，他豁出去了。
“摊上了，认命也就认了”
凭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的行为终于被发现。5个月后，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终于看到警察冲他走来。他说，他可以理解医院，“毕竟人家不是什么慈善机构。”
廖丹领着警察回家取证的时候，他们12岁的孩子正在家里写作业。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况后，对他感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别人诈骗是为骗钱，你诈骗却是为救命。”
把廖丹带走，警察给孩子留了200块钱。“你别当我是警察，你就当我是大哥，但你毕竟是犯法了。”
廖丹被带走那天，孩子哭了一夜。杜金领问怎么了，孩子什么都不说，只是趴着哭。她一气之下打了他，还是哭。第二天，孩子才说：我想我爸了。在此后的15天里，孩子每天都会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杜金领只能说：“我也不知道。”她本以为廖丹是开摩的被抓了，便不停给法院打电话，问人什么时候放出来。开始法院的人还很客气，但一个礼拜后，人家也有些不耐烦，跟她说：“你知道你透析4年没交费么？”
“我真没想到他能干这个，我总觉得他傻。”杜金领顿了顿，“他也是傻，不傻能干这事儿么？”
廖丹被抓的那段时间里，杜金领每周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医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邻居不停地给法院打电话，廖丹才被取保候审。
在看守所15天，廖丹和贩毒的、贩枪的、偷东西的……关在一起。有时候他也跟他们聊上几句，但提到“家里”、“孩子”，就默默地躲到墙角。对于这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北京男人来说，“孩子”是最能触动神经的字眼。他听着杜金领提起孩子哭的那晚，默默抹着眼泪。背着妻子跟记者说：“我也是怕进去，主要是担心孩子。别人的孩子有人管，我的没人管。”
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开庭之前，法院要求廖丹退还17.2万元的“赃款”。他托朋友找了个律师咨询，开庭前一天，律师问他，“大哥，你的钱凑得怎么样了？”他说他没凑着。对方说：“那明天开庭我就不去了。”
廖丹只好自己去。去之前，他又问律师，自己这一去是不是还能回来？回答是：看你造化。他掂量，开完庭，自己没准就被送到哪个劳改农场干活了。于是，临走前，他把兜里仅剩的150块钱，留了100块给杜金领。
妻子说：“你把多的拿走吧。”
他说：“反正到了里面人家也管饭。”
庭审那天，检方提出，廖丹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判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但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廖丹就说，“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认完了。”后来，廖丹告诉记者们，即使那天宣判了，他也不想上诉，“摊上了，认命也就认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么……”
廖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开庭那天，法院外宣处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他：“你愿意接受采访么？”从那开始，找他的记者没断过。
廖丹的故事，像一颗藏在海底的珊瑚，一旦被打捞出来，便成了宝贝。那个廖丹在电视里才看见过的明星姚晨，开始在微博上关注他的事。一位他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让他“退赃”。两家他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向他提出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他的照片被挂到了微博的广告栏——人们为他发起了总额50万元的捐款。他的故事被称作“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跟记者们聊着，他又接了个电话，一个姓叶的上海人，又给他汇了一万块钱。他哭着通完电话，开始向记者们倾诉自己的不安：“咱得好好谢谢人家。欠的人情太多，以后这怎么弄啊！”
到了下午，廖丹被问得有些疲惫，但记者们似乎依然不想放过他。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挤不出记者们期待的那些“甜言蜜语”：“北京人说话张嘴就是脏字儿，有时候我媳妇儿听这个她高兴。我要是说‘亲爱的’，她受不了。”记者们一拨接一拨，他似乎也有些被问得不耐烦。有的记者觉得实在问不出什么，于是车轱辘话一遍又一遍。廖丹说最多的话成了“我刚才不是说了么……”，然后不得不再说上一遍。他觉得这哪儿是什么记者们想象的伟大的爱情——“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儿，咬着牙也得过。”
7月午后的太阳，晒得人犯困，4点多，小区里又进来几辆出租车。射灯、摄像机、反光板、三脚架……一个摄制组摆开架势。
那一天，央视的柴静也来了。
看到这样的阵势，一位记者觉得廖丹和妻子杜金领都有救了，但他又开始担心：没有人知道，在这座繁华的城市，还隐藏着多少个廖丹。
（关全荐自《滇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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