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没想到那个包裹会成为我的心事，上水的空当，我跑到更衣室去看它。更衣室在站台尽头，两间通亮的大瓦房夹在两道铁路线中间，西边的屋子摆了一张破桌子，上面布满灰尘，角落放着一堆黑色胶皮管子，同样布满灰尘。东边的屋子摆着十只木头橱子，每只木头橱子分成四个小格，小格带着门，门上用红漆写着编号，我的编号是6。
打开6号格子，那个包裹出现在我的眼前。蓝色的碎花小布，四角紧紧扎在一起。用手按按，软软的，再按，有一点点硬度。我犹豫着是否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我期待的东西，一只手表，一个手锣或是一条金项链，再不济，就是我喜欢的一本书，最好是那本放到屋子里，不知被谁偷走的《诗经》。但是没等我拿定主意，更衣室的门“喀”地一声开了，范美兰走进来，看都不看我一眼，劈里啪啦地开格子，劈里啪啦地翻东西，然后“啪”地一声关闭格门，什么东西没拿，“啪、啪、啪”走出更衣室。
我又犹豫是否打开包裹的时候，一列货车突然从室外通过，先是“嘀”的一声，撕心裂肺的汽笛长鸣，然后一节又一节黑色车皮厢子咣当咣当驶了过来。我拿着包裹数着车厢数，这是工作养成的习惯，班里七名上水工，10至24节车厢，我们必须数清数目，除以人数，找到自己上水的位置与上水的辆数。长期下来，养成了数东西的习惯，行驶的火车、汽车、马路上的行人、电线杆子、树木、摆到桌子上的筷子，还有我们的手指头、脚趾头，所有数量超过“三”的物体都成了我们数数的对象。
我一边数着数，一边将包裹放进格子里，范美兰的到来，火车的到来，使我确信现在不是打开包裹的时候，这个包裹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除了我，没有别人知道，应该有人知道的，就那趟驶离车站，现在不知运行在什么地方的列车，丢包裹的那个女人，还有我这些看似愚笨、卑微、俗气，实际上却精明无比的同事。
包裹是在铁路警察抓捡酒瓶子的女人时捡到的。那个女人个子矮小，衣服破烂，蓬着一头短发，脸上除了汗就是污垢。她每天从青州火车站上车，搭上开往兰州、西宁的列车，拿着个破编织袋，挨个车厢捡酒瓶子。我曾在火车上遇到她，她像只老鼠一样在各个车厢穿行，一会儿趴到座位底下，一会儿扑到小餐桌上，有时候，会在喝啤酒的旅客身边等几分钟，等着旅客将啤酒喝干，一把夺去酒瓶。遇到列车长查票的时候，她迅速躲进厕所，并且在列车长消失在茫茫旅客中时，恰如其分地出来。青州火车站到我上水的十浦火车站40分钟火车路程，这段时间，她通常会捡到一编织袋或半编织袋啤酒瓶子。列车停靠十浦火车站，她从背对站台的车窗探出身子，手里抓着那只沉甸甸的编织袋子，似乎要掉下来一般小心地将它放到地面上，然后趴在车窗上，不知道使了个什么法，将屁股与腿调转出来，两手扒着窗沿一下子跳到线路中间，第一次见到她敏捷的动作，我万分惊讶，上水的胶皮管子从列车上掉下来，白花花的水淌了满地，也忘记收拾。再以后见到她，我便感到同情，有时接一下她的编织袋，这时候，她就用非常生硬的普通话说：“谢谢。”
一号站台的一排破房子中间，有一个废品收购站，女人将啤酒瓶子背到收购站，十分钟后拎着一只肮脏的、瘪瘪的编织袋出来，站在空空的站台上，脸上是疲倦的、寂寞的表情。十五分钟后，一列东行的列车进站，我们拿着上水叉子，排成一队站在线路中间，等待列车进站的时候，女人也来到线路中间，列车停靠下来，她窜到一个开着的窗户下面，两手扳住车窗，脚踩车轮，身子三扭、两扭，虫子一般爬进列车里面。
关于啤酒瓶子的命运，我想多说两句，它们被运到列车上，啤酒倒进旅客的胃里后，会受到列车员的掠夺，那个女人的抢夺，如果保全了玉体，列车停靠车站时，会被无心无肺的旅客扔到线路上，我的一个同事就被从天而降的啤酒瓶子砸坏脑袋，胖胖的车间主任立刻给每名上水工发了一顶黄色的安全帽。安全帽又沉又重又不遮阳，我们都不喜欢戴它，但是经过车间主任的形势任务教育、五元钱罚款等等手段之后，我们爱上了戴安全帽。这个安全帽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夜间候车时可以当成板凳坐在站台上。有一次凌晨两点，清冷的站台上，我们坐在安全帽上一边打着瞌睡一边等待着列车进站，两个背着工具包、穿着明黄色工作服的铁路工务段职工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说了一句话，使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们说：“瞧，我们的铁路职工真可怜。”被扔到线路上的啤酒瓶子有两种命运，一种是粉身碎骨，一种是完好无损，完好无损的啤酒瓶子或者被我们这些上水工捡到手里，或者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整天在车站游荡的铁路子弟捡到手里，或者被一帮无所事事、好像突然之间出现在线路上的老头老太太捡到手里。那帮老头老太太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排着队走在铁路线中间，最多的时候达到九个人，他们与我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避开我们的不满与鄙视，捡那些离我们较远的啤酒瓶子。十浦火车站是个中等车站，昼夜通行34趟列车，旅客扔下的酒瓶子数量可观，剥除被老头、老太太和那个铁路子弟瓜分掉的啤酒瓶子，我的同事每班能捡到五至十个瓶子，这些瓶子卖到废品收购站，就是一笔额外收入，当然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可以直接问旅客：有没有啤酒瓶子，旅客有时会说：笑一个，笑一个给你个酒瓶子。
一开始，没有人管那个女人爬火车捡酒瓶子，也没有人管老头老太太排成一支队伍在线路中间捡酒瓶子，1993年的夏天，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做着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营生。一些农村妇女煮了花生，毛豆、玉米爬到火车上卖，她们从一个我不知道的小站上车，到十浦车站下车，爬上回程的列车再卖回家里。很多铁路职工拿着水壶到车站卖白开水，一元钱一杯，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开始，没人管这件事情，但是后来，突然有人管了。那些平时在站台上转来转去的警察，突然开始驱逐这些捡酒瓶子与卖东西的人了，先是线路上的老头老太太不见了，再是那个铁路子弟有一次突然口吐白沫，被警察抬出了站台，再是我的一个卖水的同事被抓进站台上的派出所，被警察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我以为自己在车站上水，可以为她说情，可是警察理都不理我，最后她做保卫科长的父亲出面才将她领回了家。那些卖花生、毛豆、玉米的农村女人一爬下火车，就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她们趴在站台上、铺在线路的枕木上打滚，哭、磕头、骂娘，死活不承认卖东西的事实，只说自己拿着东西来看亲戚，警察问看什么亲戚，她们指东指西说不清楚。如此三番五次之后，这些女人也消失了踪影。唯有那个爬火车捡酒瓶子的女人，像只嗅觉灵敏的猎狗或是无比狡猾的老鼠一样一次次躲过警察的抓逮。有一次，她刚刚从列车上下来，警察就出现在线路上，她迅速钻到车厢下面，同时拽进那个编织袋子。我恰巧站在她的身边，她满脸汗水，讨好地看着我。我给她做个手势，叫她放心，等到警察走远，才说：“好了，安全了。”帮她拽出了编织袋子。女子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谢谢。”背起编织袋，穿过线路，爬上站台，消失在收购站的破房子里。 即使如此小心，即使有我的偶尔掩护，女人还是被警察抓住了，有一天，女人刚刚从列车上爬下来，警察就从车底下钻出来。那样衣着正规的警察突然从黑暗、低矮、肮脏的列车底下钻出来，给了我十分怪异的感觉。他一把抓住女人的编织袋子，说：“谁叫你上车捡酒瓶子的？”女人不说话，昏厥一般面朝下倒到线路上，警察用手拉她拽她，她都不起来，她没有像那些卖花生、毛豆、玉米的女人那样大喊大叫、连哭带闹，她只是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警察最后叫来四名同事，像抬着一只死狗一样抬着她，拎着那只作为证据的编织袋，上了站台。
女人被抬走之后，我发现了那只包裹。它静静地躺在女人躺过的地方，罩着一层亮白的阳光。我自认为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看到包裹的一刹那间，还是想到里面包的应该是钱，女人卖酒瓶子的钱，这么大的一个包裹，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我迅速向四周看了一下，同事们都站在列车旁边，拿着上水叉子，守着一根胶皮管子发呆，列车上的旅客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没有人往车下观望。站台，能够看到我的站台虽然有几名旅客，但是显然，他们的兴趣不在我身上。我心跳得厉害，但是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包裹旁边，蹲下身，将包裹揣进了衣服里面。不等列车上满水，就将胶皮管子撤下来，关闭水阀，穿越线路，通过站台，来到更衣室，将包裹锁进了6号格子里。
2
关于包裹的处置，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处置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将它带回家，打开，里面的钱取出来，花了。要知道，我不是个富裕的人，也想一夜暴富。二是将包裹上交车间党支部，我办过这样的事情，捡到180元钱，交到党支部，受到50元奖励，5月4日被评为优秀团员，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将钱据为己有，之所以交党支部，是因为捡钱时被一位同事看到了。第三就是将包裹还给捡酒瓶子的女人。这当然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斗争的结果是：将包裹带回家。做出这个决定时，我正给最后一趟列车上水，由于思考得过于投入，竟然没发现列车开动，一位下车的旅客冲我大喊，我才惊觉，飞奔几步，追上列车，将胶皮管子拔了下来。周围的同事已经走掉，长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铁道线除了钢轨、碎石子就是穿着土黄色工作服，拿着胶皮手套与上水叉子的我。站台上的站务员、旅客三三两两地出站，他们瞧都不瞧我一眼，是的，他们瞧都不瞧我们一眼，这个社会上，周边的人群，很少有人瞧得起我们，那些衣着整齐的站务员，那些来自天南地北又要去往天南地北的旅客，他们有着天生的优越感，瞧不起我们这些在列车背面上水的铁路职工，甚至很多人认为我们不是正式铁路职工，而是铁路上雇佣的临时工。更为可恨的是，有次夜班，我独自走在铁路线上，一位推着自行车准备横越铁路的男子竟然问我：“出去走走，一晚上多少钱？”
来到更衣室，我才发现将包裹拿回家，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的同事都在更衣室里，她们围着范美兰，范美兰两手比划着说话，见我进门，立刻将目光转向我，她说：“我的金项链与金戒指不见了。它们就放在更衣橱里，我上午来翻，没有翻到，但是我发现，你的格子里多了一个包裹。”
我看着范美兰，猜不出她的金项链、金戒指与我捡到的包裹有什么关系。范美兰与所有的同事都看着我，范美兰继续说：“交班的时候，你的格子里没有包裹，但是我的金项链、金戒指丢了后，你的包裹就出现了。”
“你是说我偷了你的金项链与金戒指？”
“我不是说你偷了我的金项链、金戒指，我只是说，你得将那个包裹拿出来，打开，让我们看看。”
“是的，拿出来，打开，让我们看看。”围在范美兰身边的同事一齐说。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们，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包裹是我捡到的，为什么要拿出来打开给她们看？那些钱，包在包裹里的钱，她们会逼我上交党支部或者是与我平分。凭什么，凭什么要这样做？我丢掉胶皮手套与上水叉子，工作服不换，走出更衣室。
没有人出来追我，她们重新围拢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话，说话的内容仍然与包裹有关。我走到站台上，倚着铁栏杆坐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漫无边际的空虚和忧伤涌向我的心头，空空荡荡的站台，空空荡荡的铁路线，铁路线尽头，一排又一排绿色信号灯的远处，是大的红的圆的想叫人号啕大哭的夕阳。
一个男人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穿着非常罕见的中山装，挎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包上印着白色的南京长江大桥，他问我：“铁路师傅，从十浦到潍坊多少钱？”
我对此没有概念，编了一个数，“18到30元之间吧。”
“多长时间？”
“1小时零10分。”
“走着去要多长时间？”
“走着去？”我看着他，判断他是不是开玩笑，他的衣着、挎包，脸上农民样的老实的没有见过世面的笑使我确信他没有开玩笑，我说：“可能要一个晚上吧。沿着铁路线一直往东，就能到达潍坊。”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东方，夕阳映照下的铁路线蜿蜿蜒蜒向东漫去，拐了一个小弯，拐了一个小弯，爬上一个坡，拐了一个大弯，消失不见了。
男人随着我的手指向东看去，他说：“好，我就走着去。”说完，迈步走下站台，走过我们的更衣室，踏到铁路中间的枕木上。这个时候，那些在屋里叽叽喳喳的同事出来了，每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她们看看男人，又看看坐在站台上的我，什么话都没有说，穿过铁路线，飞身上车，走掉了。
我站起身，追上那个男人，我说：“我陪你走到潍坊。”说出这句话时，我感觉自己已经疯了，一个穿着土黄色铁路工作服的十九岁少女，陪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在铁路线上行走，此时夜色慢慢来临，泼墨一般的黑暗很快会笼罩田野、河流、村庄，通往潍坊的铁路线会经过胶济线跨度最大的铁路桥，会经过埋葬了数十个齐国君王的高大齐陵，会经过没有一点人影的密林，虽然现在的铁路线灯光密布，但是出了编组厂，出了列检所，出了城市，就会陷入一片黑暗，我，难道不怕被这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强奸吗？
可是我似乎管不了那么多了，只是想走，顺着铁路线一直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没待走出城市，我就不想走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这虽有目标，但是只有天明时分才会到达目的地的行走失去兴趣。我干脆利落地跟男人告别，穿过铁路线，来到水泥路上。男人诧异地看着我，而后，又是老实的没有见过世面的笑，说：“嗯，那我自己走，我一定会走到潍坊。” 回到站台，那个包裹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又开始考虑是否将它带回家里，是否将那一笔钱拿出来花掉。这个时候，一趟开往青岛的列车进站了，站台上的旅客变戏法一般消失在列车上，列车上的旅客变戏法一般出现在站台上，他们拥挤着，吵闹着、大包小裹地向出站口走着，跑着，挪着。
矮个子男列车员站在车门边看我，说：“铁路小姑娘，你要去哪？”
去哪？去哪？哪也不去。我也不知道去哪。但是我还是上了列车，列车员没有问我要票，铁路工作服成了我最好的通行证。列车里人多得无法形容，走道上，洗漱间、开水房、车厢连接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他们漠然地盯着我的铁路工作服，将没有座位的抱怨、长途跋涉的辛苦无声地投放到我的铁路工作服上。
列车员上车，吆喝着挤过人群，钻进乘务室，我在两个男人之间寻找了一块立足之地，他们的胸立即贴到我的前胸和后背上，我甚至感受到后面那个男人胯间的微微突起，这令我恶心，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用胳膊左右捣捣，捣走了前面的男人，捣走了后面的男人和他胯间的那块突起。两个男人商量好一般，一起不满地瞪着我，后面那个男人弯下身子，脸几乎贴着我的后背、屁股一路向下，弯腰拿起一件东西，是啤酒，装在碧绿酒瓶子里的啤酒，瓶盖是打开的，男人看着我，侧过脸，将瓶嘴塞进嘴里，一口一口喝起来。
淡黄色的慢慢消逝的啤酒令我想到那个收啤酒瓶子的女人，我想到她蓬着头发，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汗水、满脸污垢，在车厢里，老鼠一样钻来钻去的样子。她每次乘坐的都是青岛跑西宁的列车，那趟车以人多、路长、乘客层次低著称于胶济铁路线，在她由青州通往十浦的这段路程中，在她收集一个一个酒瓶子，为了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疲于奔命的时候，有多少男人蹭她的胸、她的背、她的屁股，有多少人瞪她、瞅她、训斥她。想到这，我做出一个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动作，我举起手，握住那个酒瓶子，说：“酒喝完了，瓶子给我吧。”
男人将瓶嘴从口中拿出来，瞅我一眼： “你们这些铁路人，怎么老喜欢要酒瓶子？”
列车“咣”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唰”地停住了，拥挤的人群差点摔到地上，他们挺直身子，站好之后，不约而同地骂开了司机，所有的骂语都与司机的老母亲有关，骂着骂着，列车员从乘务室出来，乘客立刻将目标转移到列车员身上，质问他为什么急刹车，旅客摔伤了怎么办？铁路应该按照什么条款赔偿？列车员右手食指竖在唇边，“嘘”了一声，用跟家里人说话的口气说：“不要吵，出事了。”
“出事了，啊？”
“撞人了。有人在铁路线上走，撞死了。”
乘客探头向窗外看去，一些站在走道与车厢连接处和洗漱间的乘客也试图挤到窗户边看个究竟，努力半天，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开始骂那名被撞死的人，“好好的，走什么铁道线，不知道在铁路上撞死白死吗？”
吵嚷了半天，列车终于开动，骂人的乘客松了一口气，停止了谩骂，趴在窗口的乘客依旧探头向外观看，说：“肯定在这撞的，看，包还在，肯定是那人提的包。”
举着酒瓶子的男人已经将啤酒喝干，他将瓶子塞进我手里，说：“好了，给你吧。”
我提着酒瓶子穿过拥挤的人群向车厢内部挤去，各种各样的气息扑鼻而来，汗味、脚臭味、食物味、化妆品味、行李味、衣服的酸味，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人身上的不同体味……种种气息构成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火车的味道”的东西，这种气味与在列车下闻到的气味有些相似却又略有不同。列车的上水口紧挨便筒，上水的时候经常有黄色的粪便或是黄色的尿液倾然而下。列车上缺少这种粪便与尿液的味道。
空的、半空的、装满酒的啤酒瓶子到处都是，食品桌上、座位底下、过道里，它们像被丢弃的硬币一样散落在各个地方，我弯下腰，趴下身子，钻到座位底下，一会就捡到七八个酒瓶子，这些酒瓶子夹在我的腋窝里、胳膊肘里、脖子底下，我的手里还拎着三个啤酒瓶子。我像个怪人一样站在人群里考虑是否继续捡下去的时候，青州车站到了。拥挤的人群微微骚动起来，列车员挤到车门边，大声喊：“有没有下车的？有没有下车的？好，没有下车的，大家面朝里，挤着门，不要看列车外边。”
我大声喊：“我下车，我下车。”丢掉脖子底下与腋窝下面的酒瓶子，跌跌撞撞挤到门口，门口的乘客已经按照列车员的吩咐挤住了车门，透过车窗，可以看见站台上的旅客拥在车门边拍着车门，大声喊叫。满脸汗水的列车员不满地看着我，说：“要下车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我要下车，我要下车。”舞动着啤酒瓶子，几乎要掉出眼泪来。
列车员挤到门口，用劲扒开乘客才腾出开门的空间，车间刚打开，踏板没待放下，车下的旅客便挤上来，车上的挤客大声喊：“不能上了，再上就装不下了，再上就挤死了。”没有人听他们喊叫，列车下那些焦灼的、恼怒的、忧郁的旅客不断挤上来，竟然将我挤进人群，快要挤到车厢的另一侧，列车员一把抓住我，他先是抓住了酒瓶子，滑溜溜的酒瓶子吓了他一跳，转头看了一眼，手一松一伸，抓住了我的手腕，几乎是将我拖了过来，在人群中找了一条缝，将我塞下了列车。
列车开动了，缓慢地一点一点前行，一位黑衣老太太在站台上哭起来： “我的儿呀，我的儿呀。”
站务员站在她旁边，大声问：“你家在哪？你家在哪？”
这时候，一名男子从缓慢开行的列车车窗跳下来，他逆着列车开行方向跑过来，列车加速，很快驶离站台，男子跑到老太太身边，说：“娘，娘，我在这。”
我站在站台上，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在青州站下车，男子扶着老太太出站，他们本来就去一个城市，因为老太太没有挤上列车，只能作罢。站台上的乘客一个接一个消失在地道口，仿佛被地道口吞噬了一般。站务员走到我身边，说：“你要去哪？咦，还穿着铁路工作服，你的铁路工作服怎么是土黄色的？你为什么拿着三个酒瓶子？”
“我，我，我，我想找一个人。一个女人，每天从青州上火车，在火车上捡酒瓶子。”
“那个人，那个女人，你找她干什么？”
“我在火车站上水，我捡到一个包裹。那个包裹应该是她丢的。” “咦，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你可给我们铁路职工增光了。那个女人很久不见了，谁知道哪去了？出站，向东，有个胡同，胡同里有个废品收购站，你去那里看看，那里的人可能认识她。”
出站，向东，胡同的深处果然有个废品收购站，站里的气味比火车上还要复杂，一个男人坐在废品中间吃饭，他先看到我手中的酒瓶子，然后再抬头看我的脸，下巴向墙角一侧，说：“搁那吧。”手与嘴巴不停，依旧吃饭。
墙边堆着高高的啤酒瓶子，映着昏黄色的灯光，像一垛碧绿色的墙壁，一些瓶子里还留着黄色的液体，一些瓶子里结着蜘蛛网，一些瓶子里有小虫爬来爬去，似乎，这些酒瓶子在这年日已久，男子将它们收购来不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装饰。
我站到男人对面，他看着我，依旧活动着嘴巴吃饭。我说：“我不是来卖酒瓶子的，我来找一个人，一个天天爬火车捡酒瓶子，然后再卖给你的女人。长得又瘦又矮又丑。”
男人咂巴着嘴巴，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说：“三个酒瓶子不要钱。”
“呃。”男子喉咙发出含糊不清的一声响，使劲咽下嘴里的食物， “你是说那个云南女人吧。很久没见她了。怕是被她男人打得起不来了吧。挺可怜的一个人，被家里人卖到我们这，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跑了，小儿子得了婴儿瘫，你说的是她吧？”
按照男人的指示，在郊区，靠近一片田野的破院子里，我看到那个女人。那个破院子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废品收购站还要脏还要乱。女人蹲在一个破水池边洗东西，依旧是蓬乱的头发，肮脏的衣服，脸瘦得不到我一只手掌大。我推门进去，女子抬头看我，看了一眼，又看一眼，又看一眼，她一下子惶惑起来，站起身，甩着淋淋的水，冲过来，两手按到我的胸前，拼命向外推，我说：“你的包裹，你是不是丢了一只包裹？包裹里是不是有你的钱？”
女人依旧往外推我，一边推一边惊慌失措地向屋里看，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我听不懂的南方话。
我被她推得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嘴里仍然喊：“包裹，你的包裹。”
这时候，屋子里响起孩子的哭声、男人的咳嗽声，女人已经将我推到院外，她“啪” 地一声关闭院门，接着，院子里的灯灭了，又是“啪啪”几声响，房间里的灯也灭了，孩子的哭声、男人的咳嗽声消失了。
3
院门口，我捡到一件破褂子和一个编织袋子。我将它们叠在一起，夹到腋下向火车站走去。此时已是夜间十点，淡蓝色的天空挂着一轮圆圆的月亮，月亮周边缀着几颗亮闪闪的星星。郊外的马路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只有一棵又一棵树寂寞地立在路的两边，我从树下经过，感觉树的影子如同手臂一般紧紧拥抱了我，它们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衣服，我的胸，我的腿，将一丝又一丝寂寞，和由寂寞衍生出来的温暖融进了我的心里。
青州是个极小的城市，进入市区不长时间便到了火车站，此时，一趟西行的列车进站，我混在旅客当中，上了站台。
这是一趟开往东北的列车，旅客没有想象中得多，他们挤在座位上，张着嘴、仰着头，流着口水呼呼大睡。也有未睡的旅客睁着困顿的眼睛看着刚刚上车的旅客。刚上车的旅客像扔进湖里的小石子，荡起微微的波澜，他们往行李架上放行李，询问空着的座位是否有人，拍醒那些占了两个或是三个座位的旅客。列车员关闭车门，站在车厢连接处，做梦一般看着眼前的景象，打了个呵欠，钻进乘务室内。
厕所里，我换上那件破褂子，是件女人穿的花褂子，脏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花色，酸腐的气味熏得我差点背过气去，但是没用一分钟，我就适应了这种气味。洗漱间里，我照了一下镜子，镜子里的我已经消失了年轻铁路职工的模样，取而代之的是疲倦、肮脏、瘦小的穷女人样子，为了使这种模样更真切，我弄乱了头发，然后提着那只编织袋向车厢里走去。
车厢里的空酒瓶子并不多，似乎夜间，旅客放弃了饮酒的爱好。在食品桌上、座位底下、垃圾桶里、男人的两腿之间，我捡到一些酒瓶子。一个男人看到我过来，特意将酒瓶子放在两腿之间，我弯腰去捡，他双腿一用劲，将我的胳膊夹在两腿之间揉搓了几下，兴许那件破褂子的味道实在难闻，他很快松开腿，将我的胳膊放了出来。还有一个男人在我弯腰之际，摸了我屁股一下，一个男人趴在我耳边说：“这么年轻，做什么不好？跟我到香港，保准一月挣五千元。”更多的人对我投来鄙视、逃避的目光，一名旅客甚至因为我惊扰了他的睡眠，骂我 “婊子”。
列车很快到达十浦车站，酒瓶子装了半个编织袋，我不管不顾地趴到食品桌上，打开窗户，抓过编织袋，身子探到窗外，试图将编织袋扔到线路上，座位上的旅客醒转过来，对我破口大骂，用手捶我的后背，打我的屁股，拧我的腿，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想在这短暂的停车过程中，将编织袋放到线路上，然后将我的身子放下去。
努力几次，我发现难以成功，虽然我的个头比那个捡酒瓶子的女人高，力气似乎也要比她大，但是我没有能力安全地将编织袋放到线路上。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连我和编织袋一起扔到线路上。已经有上水的同事发现了我，她们愕然看着我，急速地判断：趴在窗口的这个肮脏的女人到底是不是我。没待她们喊出来，我就缩回身子，提回那只编织袋，在旅客的骂声中，跌跌撞撞，从门口下了车。
没待站稳，一个警察一把揪住了我，气急败坏地说：“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教育你多少遍了，不能无票乘车，不能扰乱乘车秩序，不能在线路上乱跑，被火车撞死了，是你倒霉还是我们倒霉？咦，怎么是你？你不是那个上水的小姑娘吗？”
“华，华，你跑哪去了？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一个女人跑过来，是我妈妈，她怎么跑这来了？
“好，你可回来了。那个包裹，那个包裹。范美兰已经告诉我了，她的金项链、金戒指丢了，而你多了一个包裹。看，包裹我们已经拿出来，但是要等你打开，如果里面有金项链、金戒指，那就是你偷的，这就是精神文明事件。”是车间党支部书记，他的手里果真拿着我捡到的那个包裹。他什么时候拿出了这个包裹？他凭什么打开我的格子，拿出那个包裹！
“不要听他的，不要打开。”是一个同事，不知何时从列车背面钻出来，站在我的身后，小偷一样轻声跟我说话，“范美兰，什么时候有金项链、金戒指了？什么时候见她戴金项链、金戒指了？她们就是见不得你发财，她们也想发财想疯了，她们就是见不得你发财。” “阿姨，阿姨，我没有票，我能不能上车？”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问列车员。
“没有票怎么上车？你家大人呢？你没有票，怎么进站的？”
“我爸妈离婚了，他们老打我，我就跑了。我没有钱，好几天没有吃饭了，饿了就捡铁路上的药片吃。阿姨，你看这些药片。你让我上车吧，我想到离爸妈更远的地方。”
“没有票哪能上车？站务员，警察，来，管管这个小孩子。”
没有站务员过来，因为一个女人突然倒到站台上，双腿蹬着墙壁胡言乱语，说什么也不肯上车，一个男人蹲在她面前，忧愁地捂着脸。列车上移交下一名特殊旅客，长发、白脸、老鼠一样的目光，脸上挂着见过世面的狡猾的笑，十个脚趾头、十个手指头全被砍掉了，身边没有一个同伴，坐在一块纸板上，等着站务员救援。一名女乘客的包被小偷偷了，化装成旅客，整天端着杯子、夹着包在站台上晃悠的便衣警察一把抓住了小偷。两名男旅客不知为何打了起来，那个本来站在我身旁的警察一下子冲过去，变戏法一般，手里多了一支枪，他用枪指着打架的男旅客，男旅客一下住了手，趴在地上，双手抱到脖子上。
在这个乱糟糟的，仿佛演电影，仿佛魔幻一般的站台上，我接过党支部书记递过来的包裹。包裹已经变得柔软了，散发出甜兮兮的酸味，一角渗出铁锈一般的颜色，另一角滴答出了汁水。
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我已经确认，包裹里装的不是钱，钱不会是软的，不会渗出铁锈的颜色，不会滴答出汁水。那么里面是什么？一包卫生纸？一包垃圾？那个男人被砍掉的手指头、脚趾头？还是一颗小孩子的头？
我的手抖起来，我的身子抖起来，我的手、身子抖得像一片狂风中的叶子，双腿像映在水波晃动的湖面上的倒影，上牙齿打着下牙齿，发出“咯嘣、咯嘣、咯嘣”的声音，车间主任说：“打开，打开，打开。”
这个时候，列车开动了，那些挤在列车上的旅客如同塞进罐头里的鱼，脸贴在玻璃上，目呆呆地看着车外，缓慢地、迅速地离开站台。那个被拒绝上车的小男孩坐在列车踏板下面的脚蹬子上，抓着两边扶手，跟随着列车一同离开站台。躺在站台上的女人坐直身子，双手比划着跟警察说着什么。站务员推来小推车，试图将被砍去手指头、脚趾头的男人搬上车子，送出站。打架的两名男旅客消失了踪影。
那个装着啤酒瓶子的编织袋还立在我的身边，我妈妈花白着头发张皇失措地看着我，车间主任、上完水的同事围拢我的身边，他们一齐喊：“打开包裹，打开包裹，打开包裹。”
我看了他们一眼，看了他们一眼，再看他们一眼，咬紧牙，拼命控制住抖动的双手，一点一点，一下一下，打开了包裹。
包裹里的东西碎片一般从我手中散落到地上，同时一股酸臭的、恶心的味道蒸腾而起。我的同事捂着鼻子一下子跳到远处，但是她忍不住伸过上水叉子扒拉那堆东西，黑色的铁制的上水叉子将那堆东西扒拉了个遍，同事放下手，小声说：“原来是包垃圾。”
……
责任编辑 林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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