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萧乾早年生活孤苦、大半生漂泊不定，这些缺失性体验在其创作中的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提供创作动力、丰富作品内容、影响创作风格。同时，由于作家在情感表现上的节制，使作品表现出乐观、从容、超脱的个性风貌。
关键词：萧乾缺失性体验小说创作
萧乾是一位有着“沉重的悲剧”的“奇才”。
作为北京东直门一个蒙古族守城门人的儿子，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从出生之日起就被人诉为“暮生”的孩子，遭人歧视，他苦命的寡母带着他寄人篱下、艰难度日，在他11岁时却也撒手人寰。童年的萧乾虽然得以读书，但半工半读的教会学校却在他的心灵上刻下了沉重的宗教阴影。14岁时，因“闹学潮”避祸广东，饱尝了流落他乡之痛和爱而不得的苦楚，之后辗转南北、远赴海外，并亲赴二战战场进行采访。新中国成立后毅然选择留在国内，却被打为“右派”，遭封笔22年之久。
“诗穷而后工”。沉重的生活成就了萧乾的文学创作，在他的小说中，孤苦和漂泊的主题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挣扎的、忧郁的、苦闷的角色，很多就是作者本身，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也是作家亲身经历的。比如长篇小说《梦之谷》写的就是自己朦胧的初恋，《落日》是对亡母的悼念，没有半点虚构，而《篱下》、《矮檐》则是对自己童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状态的记录，从《皈依》、《昙》、《鹏程》、《参商》等篇中又可清晰地看到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的萧乾对教会的憎恶。
但是，萧乾并不是那种一味地渲泄苦难的作家，他更善于自我疗伤，更愿意记住生活中那些温暖的事情和善良的人们，更能够去坦诚地面对和解决，也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心灵，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文风并没有巴金小说的深沉，也没有沈从文小说的虚幻，更没有像川端康成那样形成一种“孤儿脾气”，甚至在特定的时代里也没有变得剑拔驽张。可以说，缺失性体验推动了作家创作、影响了作家作品的内容，但他同时注重丰富性体验的汲取，正如杨义所说，他是“大悲欢的成功”。
舐伤——缺失性体验对萧乾小说创作的推动
生活的缺失，必然使人感到苦闷，对此，文学家表现的更为敏感。面对生活带来的痛苦，萧乾说“就像一个人抚摸自己的疮疤：没有了生理上的疼痛，剩下的却只是一片仿佛还值得骄傲的平滑而光润的疤痕。”他用“锉人一头”来形容这种状况。在他看来，从小遭人“轻蔑、歧视，甚至鞭笞”、使其感到自卑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风俗上、社会上、经济上。
萧乾是个遗腹子，这本是件很平常的事，但长辈们却对此事讳莫如深，直到一个姑姑骂他是“暮生的孩子”时，他才认识到，在世俗人的眼中，遗腹子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尽管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芥在胸，不愿提起，对此，我们能够从作者在1936年为《栗子》写的跋——《忧郁者的自白》中感受得到。文中作者隐瞒了这一事实，而是说“在我刚见天日的时候，他（指其父）便咽了气。”虽然后来作家进行了说明，能够平和地正视这件事情，但童年时因此而遭受的歧视对他心灵上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抚平的，当时的情绪、感觉、氛围——即那种浸染了浓烈的沉重情绪色彩的“滋味”，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萧乾的少数民族身份一蒙古族，也是造成他自卑心理的一个因素。虽然当时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宣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童年的萧乾总是看到汉族孩子追着少数民族孩子，口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为此，他便把自己的蒙古族身份隐瞒起来，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恢复。实际上，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虽然身体里流淌着蒙古族血液，却不曾像一个真正蒙古人一样在长白山上打猎、在大草原上驰骋；他生活中仅有的能和蒙古族联系起来的事实便是牧民模样的祖先的牌位像和用蒙文写成的家谱。在他身上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满汉文化杂糅的北京文化、中西文明碰撞的基督教文化、南北思想融合的新式文明，但唯独没有明显的蒙古族习俗和思想意识。背负着痛苦却承担着“虚名”，是背弃还是坚持？无论放在任何人的身上，这都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其实真正让萧乾感到“锉人一头”的根源在于“矮檐”下寄人篱下的生活，归根结底，就是贫穷。如果生活富庶，前两种尴尬也许会被人称为美德并大加赞颂，但事实是，他一生下来就和“忠厚无能”的母亲到处寄居，母亲去世后，他更加孤独地过着寄居生活直到14岁。他就像“一只受了伤的猎犬”，遭人白眼，受人歧视，尝尽辛酸。
童年时的种种缺失汇聚在一起，成为萧乾个性气质中一种无法排遣的忧郁。在小说集《栗子》的跋中，萧乾称自己为“忧郁者”，而他自己又非常清楚地知道，忧郁是一种“毒物”，且“一经传染上，在个人是终身的痛苦”，但他“却不以忧郁为然”，“为艺术，这也许还是一剂不很坏的佐料”。
可见，作为一位作家，萧乾深知缺失性体验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甚至认为过去的苦痛有“值得骄傲”之处。这一点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找到认同。朱光潜在分析“悲剧与生命力感”时说，“痛苦也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只要它能在某种身体活动或艺术创造中得到自由的表现”，“这些情绪都有一种混合情调，既有积极的快感，也有痛感的成分，而这痛感成分一旦被感觉到和表现出来，就会产生缓和的快感，增强由悲剧的怜悯和恐惧以及艺术引起的积极快感。”这恰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说，倾诉最哀伤的思绪的文字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更工”，艺术往往始于生活终止之处。于是才有了萧乾《创作四试·伤感篇》中的滴滴泪痕，才有了他唯一的长篇《梦之谷》中维特式的曼妙与苦闷，才有了他在回忆往事时，“宛如黄昏时分在黯淡灯光下去翻看一本罩满尘埃的像册”，其间现出的是“窄巷陋室和活动在其中的一些瘦骨嶙嶙、神色怔忡的人们。”
一般情况下，作家的缺失性体验不仅是对自身缺失状态的体验，从另一方面看，它往往又进而变为对更为普遍的缺失的体验。当作家在“反刍”自己的痛苦时，理所当然地会进行触及生命及灵魂的思考，进而去思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做自己心灵的保姆。于是诞生了描写社会底层人命运的《雨夕》、《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道旁》，揭露西方传教士“收买灵魂”的《皈依》、《昙》、《参商》、《鹏程》，以社会政治运动为背景的《栗子》、《邮票》、《黑与白》，批判社会陋俗的《吉期》……作者自己也曾说过，巴金曾经指点他“一定要跳出写自己童年的圈子，要关心广大世界，关心人类的命运”。描写一个矿工的悲惨遭遇的《道旁》就是对这段建议的实践。 当然，一个作家创作动机的形成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生理、心理、精神需求汇通于同一创作活动形成的“动机簇”，它会带给作家以整体张力，使其在这多种因素的冲突与合力中完成创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萧乾意识背后的各种需要中，缺失性需要因为包含了生命体验的基本需要，所以更能在创作过程中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反刍——缺失性体验对萧乾创作内容的影响
将痛苦拿出来“反刍”，重新体味，实际上是对已有的经验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在观照中插入了审美距离，这时候我们会意外地发现通常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从而得到一种“艺术的启示”，产生美感和诗意。
萧乾便是时常把体验拿出来“反刍”的作家，每一次咀嚼之后，都会使作家更从容，更冷静。黄照在评点他的小说集《篱下》时，就认为其首篇《篱下》有点“超然态度”，“他要写的主题原是带深厚悲剧意味的故事，却反而将一幕诙谐的喜剧来隐蔽在表面。”他进一步解释说：
所谓超然态度，是指作者对故事里的人物的爱憎不偏袒，把主观抑制到零度，纯客观的点染各个人物，举凡诚实虚伪，人情冷暖，喜、怒、哀、乐，一任其自然……没有怜悯，也不嫌恶，作者像一个残酷冷静的生物解剖学者，也如同温煦的日头光明正大普照一切。
当然，“把主观抑制到零度”不可能，“残酷冷静”也未必彻底，但萧乾却实现了同自己表现对象的自我分离，俨然如“生物解剖学者”一般，坦诚地去剖解自己的内心，清醒地去思考过去，既能“入乎其内”，又做到了“出乎其外”。
在萧乾作品中，有一种情绪是被他反复吟唱的，那就是怀乡恋土、渴望稳定。
萧乾从一出生就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随母亲到处寄居、漂泊无依。而自1928年离开北京到汕头开始，就没有再停下过脚步，1946年从伦敦回国、1949年由香港回到北京后，又历经了重大劫难，始终不得安居。
羁旅生涯丰富了萧乾人生的阅历，开拓了视野，成就了他的记者事业。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他的心总会飞回到那个破破烂烂的羊管胡同，总会不断回忆起童年的往事，“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我的心也驰向那座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尤其有两件事情是他经常提到的。一是小时候下学，在东直门大街的路旁看见一个逃难的白俄乞丐的尸体，无姓名、无国籍、无亲属，这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千万不要“当一个无国籍的流浪汉”。另一件事是在去伦敦的轮船上遇到一个为了拥有一个国籍而期盼战争的年轻人，因为有了战争他就可以通过当兵从而拥有一个国籍。同时他又看到许多英国人不顾一切地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作家感慨：“同样是受难，回到自己家乡毕竟比游荡在异邦心里踏实”，同时能够拥有“同祖国共存亡的慰藉”。萧乾在回忆录中写到，“家，像是生命的定心铊……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在回忆录中，作家用鸽子对家的依恋表达了自己对家的依恋之情：
我并没有什么可叫它们传递的，使我感兴趣的也不在它们那套神奇的本事；吸引我的，使我无限神往的，是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
所谓“家”，左不过是稻草铺成的小小的窝吧。窝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只有几只咕咕咕叫着的雏鸽。然而那个窝以及窝里的小生命却占据了它们的全部心灵。
……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现实生活中越是缺失的，主体的追求就越强烈。对于一个从小就寄人篱下、二十多年浪迹天涯、经历过六次恋爱和三次失败婚姻的人来说，一个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家是多么的重要。于是，童年的生活场景每每进入到作家的作品当中，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尤其临近不惑之年，更是不想再漂荡下去了，然而，“安居”二字，却不那么轻而易举，之后的二十几年，由于政治命运不济，又搬了十几次家，直到平反后才安定下来，从此再也不提搬家之事。
“狐死必守丘，越鸟朝南枝。”饱尝漂泊之痛的人在无数次擦拭累累的伤痛的时候，抽取出的是一种“带着血丝的爱”，对故土、对故人，深沉却又单纯。
虽然萧乾能够“出乎其外”，从生活的种种经历中整理出自己当时并没有清醒意识到的感受和结论，但此类创作同时也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当中，在创作完《一只受了伤的猎犬》之后，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大能写小说了，原因是“跳不出回忆的圈圈，不能使人物走出纸面。”实际上，此时的萧乾已经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在了新闻写作上，他并不是跳不出个人生活的圈子，而是已经把个人的生活扩展到更大的空间当中去了，而这种生活更适合写成散文或特写，没必要再虚构进更多的情节，因为现实生活已经足够精彩了。
疗伤——丰富性体验与缺失性体验的互补
萧乾是一个善于将丰富性体验与缺失性体验适度调合的作家，他深知文学创作规律并深怀社会责任感，因此在创作中往往表现出节制和乐观，决不会允许自己囿于苦闷、耽于执着。他不断地咀嚼伤痛并自我疗伤，对于孤苦中的一丝温暖、贫困中的点滴乐趣和无助时的些许关怀都时刻珍藏。
首先，作家非常愿意抓住生活中幸福的体验。
短篇小说《俘虏》就是一篇难得的“欢愉之辞”。小说描写的是一班少男少女为盂兰节准备提灯游行的仪仗，男女主人公由对立而转向友好的过程。故事在颇具《七侠五义》中绿林好汉派头的男孩儿铁柱儿与矜持害羞的女孩儿荔子产生矛盾中展开，以一只名叫“咪咪”的小猫被捉去沦为“俘虏”，到最终得到释放为线索，以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盂兰节的绚丽灯海中实现和解而结束。短短的四千多字却构建了一个真诚友善、和美快乐的世界。作者称，《俘虏》是他的短篇小说中“惟一不含任何社会意义”的作品，也是作家本人及夫人文洁若都极为钟爱的一篇。从他们用作品男女主人公的名字给自己的大儿子和女儿命名上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正由于小说《俘虏》是作者所有美好愿望的整体展示，所以从作家写作之日到耄耋之年的六十余年中，这篇小说经常被他提及并在多部作品集中收录，虽然世事变迁，人生经验也不断丰富，但作家始终愿意把握住这份人性的美好。 其次，父爱的缺失让萧乾更加珍惜母爱的温暖。
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儿童很早就失去父母或其中一方，对其精神方面的伤害十分严重，但之所以有的艺术家没有出现人格变态，就是由于童年时的丰富性体验。很多艺术家都是在不幸的童年中由于母爱的影响而获得信心、勇气和力量的，像卓别林的母亲、莱蒙托和高尔基的外祖母、巴金的母亲、诗人艾青的奶娘……作为遗腹子，萧乾从未品尝过父爱的滋味，但他那可怜的寡母却将他视为珍宝，倍加呵护，在儿子遭受欺负时，总是用身体去全力保护，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接受教育，以此来改变命运。虽然在他11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但他生命中的几个女性却不同程度地分担了这一角色。
一位是被他称为“老姐姐”的表姐，虽然个子矮胖，长像也不美，但心地纯洁善良，相当于萧乾的半个母亲。她为了完成萧乾母亲的托付，竟然决定终身不嫁，不仅代替萧母为他洗涮缝补，照顾起居，还成为了萧乾的启蒙老师，整本整本地给他讲民间故事、哼唱儿歌，并给他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
另一位是萧乾四堂兄的妻子，美国人安娜。她让萧乾喝到了第一口可乐，还曾送给他一支华特曼自来水笔。她教会了萧乾一口流利的英文，并且在1926年萧乾被当做政治犯被监禁后，想方设法将他营救出来。她用基督教徒的爱与执着关心着萧乾，影响着萧乾。
第三，作家能够从创作规律和社会责任感出发，从主观上将缺失性体验与丰富性体验进行健康地调节。
也许是童年的生活给了萧乾太多的辛酸和感悟，因此他的很多小说都以孩子的眼光作为叙述视角，《篱下》中的环哥、《放逐》中的坠儿、《花子》与《老黄》中的七少爷、《矮檐》中的乐子、《一只受了伤的猎犬》中的七少爷……书中描绘的各种不平和苦难，在成年人看来是再痛苦不过的事情了，可在作品中那些孩子的眼中，却变得那么清澈、那么简单，虽然沉重，却不复杂。
萧乾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时刻考虑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不仅与读者分享命运，还引领读者去改善命运。虽然他认为忧郁是他的“不治之症”，但同时觉得应该顾及到更多的人，他说，“我不能忘记我是生活在一个群体中，我的写作将有另外的人读到。为了群体，我在克服它，绝不任它传播。幸而忧郁以外，我还不缺乏一腔对社会的热诚，一颗未枯涸麻木的心。我愿永将这枝笔放在那个的支配下面。”因此，萧乾后来又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毕竟道路是越走越宽的。
杨义在评价萧乾的时候多用“真诚”两个字，是这种品格成就了萧乾的“大悲欢的成功”。同时，从这样一个传奇性的事例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作家创作的实现与创作个性的形成与他经验中的“大悲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大悲欢”既是创作的源泉、动力，更能借此对生命、价值进行理性地梳理并从中体现个人的精神和品格，而认识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作品的前提。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萧乾新闻创作的民生意识研究”（项目编号：NJSY12134）的阶段性成果。
（孙艳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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