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德林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领导“救国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与马占山、苏炳文及李杜合称为抗日义勇军四大将领。从绿林好汉到在吉东率先举起抗日大旗再到成为抗日英雄，他的所作所为不仅鼓舞了当时的抗战局势，而且激发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抗战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侵略者的步伐，体现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爱国热情。
【关键词】王德林；抗日战争；救国军；爱国情怀
王德林（1875-1938），原名王林，字惠民，他曾在“闯关东”过程中因愤于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入侵东北，毅然举起“排俄救国”大旗，被逼为寇。1932-1933年，他在吉林地区组建“中国国民救国军”，与日军展开多次殊死抗争，领导了轰动东北的“瓮声砬子事件”、“镜泊湖连环大捷”使绥宁抗日区更加巩固，成为吉林省唯一的一块未陷落的地区，被称为“救国常胜将军”。然而学术界对王德林和抗日救国军这一专题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本文拟就王德林与抗日救国军加以论述，以期对王德林的研究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王德林与抗日救国义勇军的组建
王德林从1903年“排俄救国”到1917年被东北陆军收编为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期间，所领导的队伍袭击沙俄千余次，表现了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对帝国主义的憎恨。这种朴素的“匹夫责任”意识在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张学良奉蒋之命采取“不抵抗方针”的时候表现地更为强烈。王德林虽然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都很有限，但凭着他那份炽热的爱国心，他从下层振臂一呼就获得了十余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塞外健儿拥护的草莽英雄。[1]王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口号率原先部起义，号召：“全体官兵要联合大众，共同奋斗，将日本人赶出华北，赶出中国”。救国军队中人员成分较复杂，有大批青年学生、各地农民、工人；一些大刀会、红枪会等绿林武装；以及大批反正的伪军。抗日救国军人数从1931年11月起义初的数千人扩展1932年3月的七万余人再到年末的11.5万人。队伍的扩充速度十分迅速和他首先提出：“工农兵学商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阶级，共同一致对外抗日”[2]的正确主张是分不开的。
二、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的主要活动
（一）两个主要抗日事件
一是“瓮声砬子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所在东北步兵27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吉兴投降日本。11月底吉兴曾电告王说，日本打算修筑自朝鲜会宁之吉林省城的吉会铁路，要其在勘测队在瓮声砬子防区勘测期间予以协助。12月7日，当勘测队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强行闯入瓮声砬子炮台区，守卫人员在劝说无效后当场击毙2人，成为轰动东北的“瓮声砬子是事件”。事后王与日军交涉，大义凛然痛斥日本的强盗行径并痛打了前来问罪的日本军官。认清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吉兴降日的汉奸嘴脸，王德林拒绝升任团长换防吉林。在共产党员李延禄等的帮助下，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担任总指挥。
二是“镜泊湖连环战役”大捷：1932年2月，王德林率部再克敦化后，又复克额穆、蛟河，在镜泊湖流域建立根据地。面对被日军捕杀爱国志士且调集了朝鲜、哈尔滨的侵略军，妄图袭击镜泊湖流域的情况，王德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前方司令吴义成、副总指挥孔宪荣率部互相配合，连续出击，将日军在敦化修筑吉会铁路和牡丹江铁桥的物资全部焚毁，使日军的修路计划受挫。日本侵略军恼怒异常，立即命令天野旅团向敦化进军，令吉林驻军铃木旅团四路沿吉敦路直袭救国军根据地南湖头，妄图一举歼灭救国军。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3月18日，李延禄带领主力团伏击日军，20日激战南湖头，21日再战鹦歌岭，王德林率部乘胜追击，将宁安城团团围住。天野、铃木甩下部队，逃回哈尔滨。日军失去指挥，如鸟兽散了，救国军在关家小铺一带伏击敌人，日军死伤惨重。这就是有名的“镜泊湖连环战役”。 镜湖泊连环战役”的重大胜利起到了对吉东抗日形势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它的激励下，各地伪军中普遍出现动摇和逃跑的现象，如：伪军第八团团长王玉振就不肯担任伪职，逐渐公开反日反满，还有刘万魁的原宁安保安队总队，原东北军第二十一旅项元英警卫连及其驻绥芬河的张振邦团，宁安伪警备旅郭英奎团等都先后参加救国军的抗日队伍。[3]
（二）王德林和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
一是共产党对抗日救国军实现了具体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有比较多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救国军中担任要职，实施具体的实际的领导工作并组建了中共党支部，进行了宣传和教化作用。如共产党员李延禄、刘静安、胡泽民等受王德林委任分别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副参谋长、宣传部长等职。
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认同“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4]并且还发出号召“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建抗日义勇军……武装自己，直接对日抗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5]领导东北人民实行武装抗日的根本方针，努力争取团结自发的抗日队伍。东满和吉东中共地方党组织对王德林率部抗日十分重视，中共延吉县委派共产党员李延禄帮助王德林组建部队。但当时派到王德林抗日救国军中去的周保中和李延禄等人，却发现王德林犹豫不定，于是便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使王德林坚定了抗日的决心。[6]他们还在救国军中发展了党组织，成立了由党直接领导的两个“补充团”等等，成为王德林抗日救国军中的骨干队伍，也为后来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在宣布更名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后，总指挥王德林委任李延禄为参谋长。东满各地党组织先后派遣200余名党员参加吉林救国军，进行抗日战争。李延禄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中共满洲政府为加强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于1932年5月派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周保中到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7、8月间，周保中担任救国军总参议，不久为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并在前方总指挥部建立党的组织，对团结救国军的官兵坚持抗战起到重大作用。”周保中把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宣传转变为积极抗日救国，进行民族战争的宣传，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和军队一起抗日救国。 二是有民族大义，以国家存亡为重，拒绝执行蒋的“剿共”政策。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为拉拢东北各抗日武装，对各抗日首领分别授予职衔，王德林被任命为宁安警备司令。8月蒋发出“剿共”密令，王德林拒绝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和“剿共”旨意，亲自出面挫败了另一救国军首领策划的扣留共产党员金大伦、贺剑平等人，暗杀周保中、李延禄的阴谋，保护了共产党人。
（三）在韩中联合抗日方面，尝试组建抗日统一战线
王德林曾经和朝鲜族以及和北朝鲜人民有紧密的联系，不仅达成了联合作战抗日的协议，而且朝方还曾派遣金大用、李元揆、李春郁、朴东旭等到东宁县去，[7]与驻在当地的抗日救国军结成反日联合战线，并与从苏联越境过来的姜国模部队（曾经组成“血诚团”进行过反日武装斗争）相约联合作战，为之进行了军需金募集、武器购入和扩大成员等工作。但是其统一战线的基础过于薄弱，联系流于形式，对于联合抗日并没有较大影响。
（四）救国心有余，力不足，被迫退入苏境渠道回国后仍继续抗日事业
1932年11月，在马占山、苏炳文率部退入苏联，护路军司令丁超被诱降，李杜领导的自卫军也被日军打败，退入苏联的严重情势下，王德林不得已通电全国，通电中称：“我军历经百战，苦守一隅，弹少衣单，饮冰卧雪……德林则志在救国……目前所处环境已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敢再隆重声明，纵奋斗至二弹一人，亦必与倭寇周旋到底……仍望政府出兵援济，及我同胞特别注意，奋勉筹维……”王德林于1933年1月13日，率领余部退入苏境。
从苏取道辗转回国后，王德林不顾年老体弱，仍旧奔走于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绥远、郑州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将募得的8000元大洋交与陈瀚章等人用于东北抗战事业。此等报国热情，令人肃然起敬。
193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曾提名王德林为总司令，因其有疾在身，未能赴任。193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王为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光复军第二路总指挥以图收复吉林省。他不顾长期未愈的胃病，最终胃病复发，当年病逝于沂水。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于翌年2月4日发表了悼念王德林的文章，指出：“在此抗战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相持阶段，丧失这位民族老英雄，实乃我中华民族的一个损失。”悼文号召学习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王德林为革命烈士。[8]
三、对王德林抗日战争的评价
（一）王德林积极抗日的动机
一是早期抗击沙俄侵略的影响和对于帝国主义的痛恨。王德林早年因为家中贫困而且遇到鲁中大旱，便到关东的闯荡以图谋生。闯关东过程中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俄军的侵略行径，对沙俄帝国主义十分痛恨，公开竖起了“排俄救国被逼为寇”的义旗，专门截击沙俄车船，打击沙俄势力。面对更加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王德林坚决举起抗日救国大旗。
二是其自身朴素的爱国情感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王德林为实现抗日救国的大业，提出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他曾在国民党以封官许愿手段改变其抗日性质时说道：“我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样的”[9]，他还对救国军的士兵有严格的六字要求：不怕死，不扰民。王德林家世代务农和行医，从小就见证了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和树立了为国为民的崇高精神，加上绿林生涯中只是抗击不仁不义之师，不曾对民众有骚扰行为，更加深其对普通劳众的同情，从其外号“义盗红胡子”可以有所管窥。
日军的残暴统治和伪满洲政府傀儡政权的胡作非为是其积极抗日反满的最主要原因。随着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并且加深，王德林身上的爱国热情也被激发的更为彻底。
（二）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地位和作用
施肇基说：“若不是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我们在国联交涉中简直无法立足。”抗日救国军作为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王德林领导发动的“瓮声砬子事件”、“镜泊湖连环大捷”无疑大大延缓了日军的进程，使绥宁抗日区没有沦陷。
抗日救国军的行为不仅有力的回击了“不抵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寄希望于国联（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操纵下）只是美好的幻想，显示了吉东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意志。抗日救国军为抗日联军组建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以自发性为主要特征的抗战阶段的结束，此后义勇军余部虽然继续坚持抗战，但已不是东北抗战的主体或主力。取代义勇军抗战地位的是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而抗联的发展是在吸纳各路义勇军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抗联第四军、第五军分别是李延禄、周保中率领的就是当年王德林救国军的余部并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王德林率部抗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鼓舞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激发了东北三省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觉悟和抗日热情。
（三）抗日救国军失败原因
客观原因：一是日军军力的强大和有详细紧凑的战略部署，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二是蒋介石断绝了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军部队的一切给养，如王德林在入苏前的通告所说：“目前所处环境已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敢再隆重声明，纵奋斗至二弹一人，亦必与倭寇周旋到底……仍望政府出兵援济”这表明处在抗日斗争前线的抗日救国军，没有军晌支持，可能连服装、弹药、粮食也都没有办法解决，只靠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物资来补充自己。“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就指示东北军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这种一切寄希望于“国联”的举措虽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但是这举措不仅限制了抗日救国军，还动摇了抗日救国军的军心，严重破坏了救国军的长期抗日斗争，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
主观原因：一是抗日救国军成份极其复杂，有学生，大刀会、红枪会等绿林，也有大量的反正的伪军，成分的复杂性就加剧了抗日战争的一致性以及反间谍的艰巨性，加速了离心倾向，而且救国军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二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王德林部在救国军多次盲目攻打敦化县城，第三次攻打敦化县城中地方武装陈团临阵脱逃，救国军激战一昼夜之后，被迫撤退。[10]盲目攻打县城反映出缺乏有力的统一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也没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缺乏战略和战术部署，抗日战争停留在一个自发性的抗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组织。
尽管抗日救国军的斗争失败了，但是王德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令人难忘。“愿我爱国青年，共同学习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并共勉之。”或许他的部将和亲密战友李延禄在纪念“九·一八”二十八年纪念日时撰写的挽联最能概括王德林的抗日生涯：“国难当头，同心协力，奋起抗击日寇气节凛然；山河依旧，万民欢腾，祖国建设辉煌英名永传！”
【参考文献】
[1]近代报刊：津沪大报·申报·民国·申报香港版，1939，（346）.
[2]民族英雄王德林[N].国闻周报（卷十四第二）.
[3]金大值.试探抗日救国军的发展过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
[4]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Z].1931年9月20日.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Z].1932年4月15日.
[6]邢安臣著.东北近现代史讲座[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科学版），1998，（5）.
[7]朴昌昱著.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M].延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
[8]黄忠，韩忠勤主编.沂蒙大观[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9]李延禄口述，骆宾基撰.过去的时代[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10]孙邦.抗日救亡[M].长春：吉林省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于德泉（1933— ），男，辽宁凌海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锦州市老年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研究方向：抗日战争史、东北地方史；丘朴智（1992— ），男，福建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