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则，然而它们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故事：《盗官记》围绕“强盗能不能当官”的疑问展现一个盗为民、官害民的畸形社会形态；《让子弹飞》则融入了导演姜文强烈的个人理念。小说仅仅是为电影提供了一个灵感，电影则通过大量的隐喻而与当下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本文主要通过人物性格的差异分析来看电影改编的得失。
【关键词】 《让子弹飞》；《盗官记》；姜文；改编
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篇，虽说是改编，实际上在导演姜文联合几大编剧的多次改动下，《让子弹飞》已经可以说是个和原著相去甚远的全新故事了。电影延续了姜文强烈的个人理念，并赋予暴力美学和黑色幽默的传奇色彩，充满艺术感和想象力。《让子弹飞》，光从片名来讲就足以吸引眼球，强大的卡司、大规模战斗场面和众说纷纭的寓意极浓的台词，共同促成了它的成功。本文将电影和原著小说进行对比，分析两者的不同特色和改编的得失。
一、“盗官记”中“盗”字的两种理解
“盗官记”中的“盗”字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是“盗取”；一种是“强盗”。虽然无论原著小说还是电影，归根到底说的都是一个强盗当县官的故事，但对于当官的起因，两者有不同的阐释。
《盗官记》中“盗取官职”的情节很少，只是故事开头的一个引子。新来的县长在下船上岸时踩空而掉进大江里死了，会计主任为了讨回钱庄赊给县长买官的钱，于是让秘书师爷冒充县长，和县长夫人做一对假夫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大肆搜刮，直到行迹败露，跑路的时候被土匪所劫。土匪抢走了他们的钱，杀死了师爷和会计主任，而放走了县长夫人和她的孩子。
原著中的张麻子因为这次抢劫而凑巧了解到国民政府卖官的潜规则，于是突发奇想，也打算买官过过县长的瘾，且他与县城的恶霸黄天榜有家族仇恨，可以趁机报仇，一箭双雕。张麻子通过“堂堂正正”的买官的途径上任，这和《让子弹飞》的盗官相比确实平淡失色不少。不过小说的主题本就不是要吹捧张麻子，作者也明确提出这个人物的局限性。小说语言风格朴素，叙事平静，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展现一个荒诞悲哀的时代面貌，因此并不需要夸张、霸气的场面。
《让子弹飞》则在一开始就用几发子弹劫下火车的夸张性设定，刻画了一个霸气自信的麻匪头子形象，张麻子直接盗取县长之位，摇身一变上任鹅城。纵观全片充满幻想色彩的西部传奇主旋律，“盗取官职”的设定显然比原著中平淡地劫了“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更刺激。就电影的商业规则来看，也更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从这一点看，电影对于原著的改编更多是为了与全片的基调相切合，正因为它与原著表现的主题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开场设定，因此是恰当的改编。
二、从原著到电影：人物性格更加复杂
本文仅对人物设定与原著出入较大的师爷、县长夫人和张牧之这三个角色进行分析。
（一）师爷
原著中的陈师爷就是讲《盗官记》这个故事的巴陵野老，是个在衙门混迹多年的穷科员，土匪把他绑走，硬要他当师爷。开始时他并不想帮忙，但当他见到土匪们的兄弟亲情，而且对他极为尊敬，张麻子又想干实事之后，于是同意帮忙。在此期间，他献计献策，百般周旋，和电影中的师爷一样，很有一番头脑。他是真心愿意帮助张牧之的，即使被黄天榜抓进黑牢，仍担忧张牧之的危险。尤其是在故事最后，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混在老百姓队伍里，给张牧之送了行，才悄悄离开。因为年纪大了，他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流落到边远的县份去。巴陵野老边落泪边不停低声念叨着“走着……走着……”[1]（P145），这足以看出陈师爷对张牧之的忠诚和对张牧之之死的难过之情。
而电影中葛优饰演的汤师爷，真实身份是新上任的县长马邦德。火车被劫，除了县长夫人和他自己，其余人都死了。为了保命，他先是伪称自己是师爷，又故意把张牧之引向有黄四郎的鹅城，而非他本来要上任的康城。他有多次买官上任的经验，对官僚之间的腐败勾当了如指掌，是最能“装糊涂”的人。他胆小懦弱、视财如命，一直在张牧之和黄四郎之间摇摆不定，暗自观察形势发展，打算见机投靠胜算大的一方。为了发挥葛优的喜剧特长，汤师爷有大量爆笑诙谐的台词，这更增添了商业片的可观性。
然而，即使是“骗子”，汤师爷仍有真实感性的一面，他同样在乎亲情和友情。火车上，还是马邦德身份的师爷大骂“刘邦是个小人”，刘邦是个对亲人相当漠视的人，为了逃命，不惜把自己的孩子丢下马车，减轻马车的重量，分散敌军的注意。虽然刘邦是胜利者，但是师爷对这种漠视亲情的手法，是非常鄙视的。这一点从他对自己妻子孩子的感情上就可看出。
县长夫人死时，师爷的痛苦哀嚎是他第一次真情流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夫人是背叛了师爷的。可就是这样的县长夫人死时，师爷却第一个冲过去抱住她的尸体，痛哭道：“我就是县长，我就是马邦德。”完全不顾自己是否会因为隐瞒真实身份而被张牧之所杀，甚至一贯在张牧之和黄四郎之间暗自徘徊的他都第一次有了想杀黄四郎的念头（片中有一个师爷拿枪的镜头）。
此外，虽然一开始汤师爷极力否认山西母子是自己的亲属，但从假麻子口中得之山西母子已死的消息后，他却激动地一把丢掉一贯看重的财产——装有宝石的盒子，一路小跑，驾着马车去看他们的尸体，却因此丢掉了性命。可见，汤师爷虽然是个“骗子”，但是对于自己的亲人其实相当看重。临死之前，他还奉劝张牧之别回鹅城找黄四郎。到此时，电影里的师爷和原著中的达到了统一，都真心视张牧之为伙伴。只是相较原著中陈师爷轻易就被土匪感动，电影里的师爷更体现了人性复杂的一面，这也是电影更耐人寻味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物都不单纯。
（二）县长夫人
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县长夫人都是个可怜的角色，原著中甚至只有寥寥几笔对她的刻画：县长意外死亡，会计主任无法向钱庄交代，于是“强迫王家宾的老婆拿出买官的本钱和利钱来。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有许多钱？只好交出委任状，承认会计主任的巧妙安排。”[1]（P81），完完全全是个柔弱的妇人形象，命运完全随他人摆布，只能擦干眼泪，把苦水往心里咽。
而反观电影里的县长夫人，不似原著中那般柔弱。青楼出身的她有些妖媚，有些水性杨花，本就见过各种男人，面对张麻子盗官一事，她表现得相当淡定：“反正呢，我就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我无所谓！”她敢于和师爷对峙，并理直气壮地对师爷说：“不是我给你出钱，谁给你买官当县长啊！”可见，她有着为自身命运抗争的一面，但实际上仍是旧社会无地位的女性的代表，因为她终究还需依附有权势的男人。最后，她还成为了张牧之和黄四郎斗争中的替死鬼（这里不讨论刘嘉玲的替身是刻意为之还是穿帮镜头），不仅如此，连她的死都被张牧之利用，以拜祭为契机来绑架黄四郎。总的来说，电影丰富了县长夫人的身份背景和性格，这也是改编的需要。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各有想法，相较原著强化时代的悲哀，改编后的电影表现了更多人性复杂的一面。然而，和原著一样，这个人物也没有逃脱悲剧命运。
（三）张牧之
原著中的张牧之的本名是什么并没有提及，“张麻子”是人们根据他的土匪身份而强加的外号，“张牧之”是陈师爷帮他买官时由“张麻子”谐音而起的名字。而到了电影里，“张牧之”成为了本名。同样是土匪，原著中的张牧之不过是长工出身，受压迫而被“逼上梁山”，且他从小就有对绿林英雄的崇拜情结，即使当了县长，也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山上继续当他的土匪，因此颇具旧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气魄，自然也逃脱不了阶级局限。到了电影里，张牧之摇身一变，讲武堂出身，做过松坡将军的手枪队长，将军死后，面临军阀混战的局面，而不得不浪迹天涯，落草为寇。因是寇，“牧之”也就谐音成了“麻子”，这里就和原著中的名字来源的先后发生了颠倒。从这里可以看出，电影明显赋予张牧之这个人物一点“贵族的血统”和英雄气概，更符合影片的西部传奇色彩和英雄主义基调。同样是局势所迫才成为土匪，原著中是传统狭隘的农民起义，电影却更添加一番西方侠盗罗宾汉式的理想大义。这样一改，小说的阶级斗争本质被偷梁换柱为“正直军官”与“地主恶霸”的斗争。
原著中的张麻子虽然有一定的智谋和勇气，但总归没有摆脱强盗的鲁莽，他怀念山上无拘束的日子，于是还“重操旧业”了一次，夜闯黄公馆，甚至让山上的土匪大摇大摆地进出衙门。这些行为一直被黄天榜和他请来的“特务”暗自观察着。最终张牧之杀黄天榜不成，反而被特务和军队捉住问斩，审判时，面对王特务“你一个江洋大盗，怎么可以来当县太爷呢？”的问题，他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以为我当了你们骂的江洋大盗就可耻吗？哼！才不呢。我当强盗就是专门抢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混账老爷的，就是专门来治你们的。……我失悔我没有再当强盗，当最厉害的强盗……我现在才明白了，只有强盗才能治你们，别的……”[1]（P143）实际上，是张麻子绿林好汉式的狂妄大意为他日后的悲惨结局种下了祸根。对于张麻子的结局，作者马识途表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农民起义没有政治纲领和政治组织，是不可能战胜官僚、财阀和地主组成的统治阶层的。
而反观电影中的张牧之，虽为落魄军官，但仍不失正义。这个人物比原著多了一分冷静和睿智，也添加了姜文式的英雄主义。“我就是要站着把钱挣了。”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霸气和信心。六子的死让张牧之和黄四郎的矛盾升级，在师爷的劝阻下他没有用枪直接打死胡万，而是非常理性地放他回去，之后的鸿门宴和真假麻匪大战等情节中张牧之与黄四郎斗智斗勇，并多次挫伤黄四郎的锐气。张牧之做县长本来是为了赚钱，但是在了解到鹅城已经无税可收并且百姓在黄四郎的欺诈下苦不堪言的情况之后，他毅然决定和黄四郎斗争到底，这种决然来自于他内心的正义感，就像片中所说的，要的是一个公平。整个电影高潮迭起，结局部分张牧之更是运筹帷幄、镇定自若，他发动群众，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而完胜黄四郎。整场斗争下来，张牧之都显示出一种绝对领袖的冷静和睿智。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的张牧之能打败黄四郎的原因。[2]只是结局却物是人非，大仇虽报，但人死不能复生。弟兄们带着自己喜爱的女人离开了自己，理想在目标达成后依然显得遥不可及，剩下的只有无奈和悲伤，陪伴他的只有青山、夕阳和铁轨，这多少有些英雄落寞的味道。
三、结语
从大的方面来说，无论是《盗官记》还是《让子弹飞》，都展现了以卑劣手段形成的一个无奈又环环相扣的怪圈现象。然而两者侧重的主题并不相同。
《盗官记》通篇都围绕着“强盗能不能当官？”的疑问。官逼民反的绿林好汉，奸诈恶毒的地主官僚，因买官卖官的交易而撞击在一起。在这里，买官只为财，卖官也为财，财从何处来？只能是刮地三尺！谁是官？谁是盗？谁为民？在这里，强盗比官员更主张正义与公平，他们将抢来的官僚地主的不义之财分发给百姓，本该为民服务的官员却暗中和乡绅勾结，搜刮民脂民膏，肉食者如此行径，国何以堪？民何以堪？而延伸下去的结果却是盗为民，官害民，民匪“一家亲”。如此角色互换带来的荒诞感，让人顿感其内涵深邃。
《盗官记》展现的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夜谭十记》的10个故事都是如此，每个故事的讲述者都是亲历事件的衙门科员，他们都对腐朽的旧时代极尽冷嘲热讽。一个个故事轻松讲来，却掩不住满纸的荒唐，掩不住满眼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于他们一切都如风中碎羽，无足轻重。作者马识途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的凄凉，将那时的无耻嘴脸群像曝之于世人面前。[3]
《让子弹飞》则更多染上导演姜文个人的黑色幽默与凌厉，精彩的权谋斗争、鲜明的人物性格、大胆的想象、与当下现实相联系的隐喻……影片将众多不可能的元素凑在一起，并冲撞出激动人心的火花。《让子弹飞》同样反映了军阀混战时代的腐朽黑暗，然而隐含了太多象征，因此不如朴实的原著小说那么“好懂”。可见，艺术作品的主旨虽然都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关，然而更是作者个人思想的体现。《盗官记》是马识途的故事，《让子弹飞》里的人物和背景虽然几乎都是从小说取材，但仅仅是取材而已，或者说小说只是给了姜文一个灵感，电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电影整体风格与原著是截然不同的。《让子弹飞》已经被打上了强烈的姜文个人的烙印，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盗官记》。
如果没有《让子弹飞》的成功，《夜谭十记》也许依然会是一本默默无名的小说，直至再版也都挂上了《夜谭十记：让子弹飞》的名字。然而，真正读过原作的人都会发现小说和电影几乎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也许在当下的商业模式的操纵下，再严肃的文学也不能不有赖于影视的影响力吧，从小说本身的意义上来说，这实在是文字审美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让子弹飞》确实够劲爆，但略为夸张的场面和情节毕竟比《盗官记》少了一份现实色彩，原著于平淡的叙事中道出的时代的悲哀被电影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霸气的动作场面和打倒地主恶霸的胜利结局，只有英雄独自一人骑马的背影给电影划下落寞的句点。但是能从大胆的想象中展现一个紧张刺激的传奇故事，从这一点上看，《让子弹飞》比《盗官记》要出彩多了，这是电影对小说的胜利，也是改编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故事的主题不同所决定的。因此，就要表现的主题而言，电影和小说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