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斧声烛影中有一件东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玉斧,有人说玉斧是宋代的镇纸,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根据历史记载,南北朝时期,陈朝的创建者陈武帝陈霸先称帝前后“夙驾兼道,衣制杖戈,玉斧将挥,金钲且戒。”上古时代所说的刑天舞干戚,内中的戚就是玉斧,周代祭祀太庙时,玉斧往往作为一种工具出现。
后来有副著名的对联中说过这句话:“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如果玉斧仅仅是镇纸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显然不通了。
实际上玉斧,特别是赵匡胤手中经常拿着的玉斧,应该是一个便于携带的既有供皇帝把玩又有防身作用的器械。有人质疑说宋代皇帝不会带着利器上殿的,然则,到了明代,明成祖本人还经常带有佩剑,隆平侯张信因为太子之争,一语不合就被朱棣用佩剑砍伤了牙齿,而赵匡胤和朱棣都是武人出身,身上带着防身的工具应该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但是,因此说宋太宗赵光义利用这柄玉斧杀了乃兄,则是比较荒唐了,因为那样作案痕迹委实明显,而且,从当时的背景看赵光义即便是动手也不会选择这样的下策。
宋太宗赵光义之所以被后代称为得国不正,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说不清这个斧声烛影的背景。
因果有时候是以结果来定论原因的。比如说赵光义做了皇帝之后的几件大事就很不让后人理解。第一个是宋太祖的最后一位皇后宋氏病故之后,谥为孝章皇后,但是,这个皇后的灵柩就被停放到燕国长公主那里,大臣也不按照对待皇后的规矩来成服治丧,当年赵匡胤死后,赵光义亲口对宋皇后说共保富贵,这时候却是不见了。大臣王禹�就在背后说:“后尝母信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结果,王“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史・王禹�传》)如果说赵光义嫉恨当初宋后不召自己反而去找德芳的缘故如此办理勉强说的通的话,那么宋后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光义,而是去找德芳,德芳比较德昭还要年幼,况且也不是宋后的亲生儿子,虽说是她抚养的,如果太祖真的有遗诏宣召光义的话,宋后一个女流怎么敢私自作出决定,而光义又怎么会说出共保富贵的话呢?还有一件小事就是赵光义即位之后,一度把宋太祖的儿子德昭、德芳以及几位侄女一律称作皇子、皇女,赵匡胤弟兄的下一代,名字中间统一有个德字,然而到了太平兴国八年,赵光义这一支下属的皇子一律改名叫元×,而太祖赵匡胤的儿子和齐王廷美的儿子仍旧叫德×,唯一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是这时候德昭、德芳和廷美或者亡故,或者被囚,而光义的皇帝做到这时候已经比较稳固了,不需要继续敷衍弟弟和侄子们了。
德芳的后代从守、世两代之后越来越衰微了,到了南宋更是不堪。后人说太祖的后裔枝叶飘零不是没有道理的。德昭死于太宗光义的呵斥,死后先是追谥魏王,以后改为燕王。魏是大郡,而且也在宋的治下,而燕则是在北人的手中,虽说是追封,但是,这个改动背后的寓意显然不是一般泛泛的改变。
第二个是当内侍王继恩去找光义的时候,晋王的亲信左压衙程德玄正在门口等候,显然是有所准备的,而光义居然说:“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王继恩这时候居然大叫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到了大内之后,王继恩还想着通报一声,程德玄干脆的很,他说:“便应直前,何待之有!”光义就此进去,定了大事。而此前"也就是赵匡胤死前的晚上“帝召晋王入对,夜分乃退。”那么,既然在此前皇帝已然召见过光义,而且,那时候太祖赵匡胤已经患病,而光义的接班人地位如果早在帝心的话,皇帝不会没有嘱咐的,而光义当时得到王继恩的消息之后也不会那么慌张,王继恩更不会说事久就被人抢了的话。这是《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的事情。到了《宋史・程德玄传》时就可以看到是说王继恩带着皇帝的遗诏来的,这显然是宋史作者的漏洞,就在北宋期间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也只说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不提什么遗诏。假如真有遗诏的话,像司马光这样地位的人物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为光义宣传的。
然而,上述事情还是发生在太祖宣召光义之后的,而在后来考证者看来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斧声烛影的传闻出来。说是光义害死乃兄夺位属于得国不正。姑且不论光义杀没杀他的老兄,单是光义的地位来得还是不那么光明正大。最初,宋太祖一直不愿意定都开封,准备选择洛阳和长安,反对最为坚决的就是光义,光义表面上拿出的理由是天下在德不在险。实际上,光义盘踞开封已经十五年了,一旦迁都,势力受到最大损失的显然是他赵光义。有人说开封尹自从五代以来就是皇储的别称,这是极言之,而不是实际情况或者说不是全部内容,按照《旧五代史・少帝纪》中记载,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做皇帝时就提拔过华州刺史赵莹为开封尹,宋代开国之后仿照五代一些旧制,但是,光义就任开封尹之后得以兼任中书令后才班列宰相之上的,而不是做了开封尹就是成为潜在的皇储。宋真宗做皇太子之前也做过开封尹,但是,这离皇太子还有一段距离,在开封尹之后,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由此可见,开封尹是通向皇储宝座的第一号公路,但是,不能简单地说开封尹就是皇储的别名(石重贵的弟弟石重睿就是从开封尹的位置被调离的)。后来,廷美兼任开封尹,他犯错被囚,如果开封尹真的是皇储的别名的话,那就等于说廷美事件是易储的头等大事,大臣们肯定不会那么轻松地看待。然则这件事惊动的并不很大,由此看来,开封尹重要重要矣,可是,一定把它和皇储划上绝对的等号还是牵强。
《宋史・田重进传》中记载,田重进本人曾经做过宋太祖的侍卫步军头领之一,光义就想结好他,派人送去酒菜,可是,田并不接受,来人对他说这是晋王送的,可是,田重进说,我只知道天子而不知道晋王。假如光义的储君的地位已经明确的话,田重进就算不接受也不会说出这样的硬话来。而光义拉拢太祖身边的侍卫人员的用处于此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之后,赵恒(宋真宗)到了街上被百姓看到,百姓齐呼少年天子,而传到光义的耳朵里,光义大为不满甚至说百姓准备把我置之于何地啊,幸亏寇准这时挽救了一下,夸奖这是天子的鸿福所致,光义才没有追究(事详《宋史・寇准传》)。设想一下,如果接班人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应该高兴的是天子本人,因为这是封建王朝,儿子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建立太子是王朝的头等大事,废太子更是成为圣德之累而被君主看作是畏途的事情,然则光义并不对皇太子的这种群众基础买账,相反还比较忌讳,和光义类似的情况就是后代的明太宗朱棣了,朱棣对儿子朱高炽一再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原因很简单,朱棣得国不正,他不想他人也仿效他的做法侵夺他的权力,假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光义死后,王继恩联合其他人居然要拥立已经废了的楚王元佐做皇帝,而皇后居然还说居长为立,合乎情理,也幸亏吕端的反对才作罢(事详《宋史・吕端传》)。可见,皇太子虽说得立,可是地位之一般确实不敢恭维了。另一方面,这个王继恩的权力之大也是一 [ 2 ] [ 3 ] [ 4 ] [ 5 ] [ 6 ] 个疑问,宋代不是唐明,宦官的势力一般化,远没有到专擅的境地,王继恩代天子巡视,平定巴蜀农民起义,这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开的第一个先例。王继恩这么得宠的原因何在呢?那就是只有从当年的雪夜发生的天子更替上找理由了。
(二)
宋初斧声烛影疑案的最大诱因来自那个所谓的金匿之盟。关于金匿之盟的成型并不见于宋史太祖本纪和太宗本纪,而是载于昭宪太后本传中:“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乐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问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再问之,太祖日:‘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日:‘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日:‘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日:‘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个说法和《续资治通鉴》以及其他相关史书的说法类似,情节出入不大。另外,宋史赵普本传和廷美本传中都有述及。似乎言之灼灼,然而,考诸历史以及相关背景,可知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宋承唐后,事事师法唐代,就连宋太祖本人幼年也以李世民为楷模,所以,宋史中多有夸赞太祖生母杜后之处,比如太祖赵匡胤少年不喜读书,希望立志做李世民一流的人物,杜后就劝诫他说:“说大话的人往往不能成事。”以后,赵匡胤陈桥兵变,杜后闻之又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似乎是烛照在先。而后,她训诫赵匡胤说:“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其见识已经决然非泛泛之辈可以预之的了。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位杜太后身上隐藏了很多唐太宗李世民生母窦太后的身影。被唐太宗等人尊为太穆神后的窦太后是北周名将窦毅的女儿,她得知杨坚篡位就大怒说:“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以后数次解救李渊于困危之际,李渊经常对儿子们说:“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参见《新唐书・太穆太后本传》)李世民对他的母亲特为尊敬,史书上记载窦太后生前对李世民最为钟爱,隐示日后世民当有大前程。而杜太后的种种卓越的见识为这个金匿之盟做了有效地铺垫,因为在大家看来,像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后能够安排这么一个决定宋室江山永固的政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杜太后死于建隆二年,这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只有三十五岁,儿子德昭生于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7年,这时候也才五岁,当然可以说是幼儿。这些都合乎情理,然而,却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点,赵匡胤此时春秋鼎盛,而且,赵宋家族没有短命的遗传和不可治愈的家族遗传疾病史,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于戎马倥偬之间还渡过了五十多岁的时光,杜太后本人去世的时候也有六十多岁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赵匡胤的“百年之后”,德昭早就成长为长君了,事实上,赵匡胤死的时候,德昭已然二十出头的年纪,这样的年纪怎么也不能说是幼儿了吧?和后周恭帝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儿子不能久安于位呢?怎么能够预知赵匡胤在位几多年呢?这不仅不合乎封建王朝的礼法,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更为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赵宋统绪排列的秘密政策的决议居然有一个外人赵普在侧,而直接和这件事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光义、廷美都不得与闻,按照宋史的说法,光义是即位六年之后也就是宋太平兴国六年才知道的。如果这中间赵普死亡或者赵匡胤疏于交待,那么,还会有谁来证明这件事的真伪?即令是有金匿安在,那么人证呢?宋史作者还补充了一个说明:“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这么一说就更加不可解了,这位杜太后简直就是天人一般,她能够预测出赵匡胤的在位时间不说,还能预测出三子光义、四子廷美的在位时间,试想,就算光义在位十年,廷美也在位十年,那么到了德昭即位时德昭本人该有多大的年纪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抄袭,抄袭的是春秋时代吴王寿梦的遗言。然则,春秋时代毕竟封建不立,封建礼法尚未形成,中国进到宋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期,继承之昭穆制度早就深入人心,杜太后这种安排简直是匪夷所思。而以前此英明烛照的杜太后能够作出这样的安排的唯一解释那就是这种说法系出伪造。《宋史・廷美本传》中记载:“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廷美不自安的是什么呢?既然廷美没有参与金匿之盟,不知道皇家既定的传承顺序,那么他不自安什么呢?宋史的这个记载至少透露两个东西,一个是德昭之死和德芳之死不那么正常,第二个是廷美的存在于光义看来比较危险。就以第一个来说,既然杜太后已经和宋太祖预定太宗光义即位,那么,光义没有必要害死德昭和德芳,就算是光义不想完成传位廷美再传位德昭的既定方针,那么首先害死的也应该是廷美才对。解决德昭和德芳单纯的就继承来说似乎对廷美最为有利。而以第二个来说好像是能够证明廷美是皇位的既定接班人和有力竞争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看,光义害死廷美岂不是等于公开给自己背上违背母训的不孝的罪名了吗?以光义这样一个立志做一代雄主的人物何以出此下策而不顾呢?这种圣德之累光义怎么会一点计较都没有?
光义在得到赵普的上书之后,“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皇帝显然不会自己去找,自然是还有其他人过目,赵普在太祖晚年失去信任,放归已久,这时突然冒出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世上本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金匿之盟当然就会传播开来,光义于此时害死廷美岂不是让天下视为异类?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金匿之盟杜太后的原话:“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赵匡胤有两个弟弟,杜太后不会不知道,那么传给哪个弟弟呢?杜太后没有明说,有人或许要讲那就是推长而立,然则,也不对,为什么呢?封建统绪首先是传子,家天下的含义异常狭窄,子孙一系、万古不易,其他的即便是兄弟也是旁支,而且,既然已经抛弃了子孙即位的大礼法,传弟那就也可以变通为传贤而非传长,至于传贤那就只有皇帝本人最有发言权了。放着日渐长大的儿子不立,传位弟弟又没有指定说明,即是传弟,那么廷美自然也有份,廷美之后德昭兄弟(太祖系)、德昌兄弟(太宗系)、德恭(廷美系)兄弟又要怎么办?这么一个明显制造宗族继承混乱的金匿盟约还被太祖这样开国皇帝奉为圭臬,内中蹊跷不说也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喧嚣一时被宋太宗赵光义君臣视之为他即位的合理法统的唯一解释文件其实是赵光义和赵普精心策划编造的,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金匿盟约真的存在,宋太祖一直准备传位于弟,那么为什么没有遗诏?宋史说王继恩拿着遗诏去找晋王,其他的史书包括《续资治通鉴》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没有提及此事,如果太祖真有遗诏的话,完全可以不需要王继恩去私下找到晋王,而是应该集合大臣,公开宣读太祖的遗诏,晋王在先帝的灵柩之前即位,这是古今即位的通法,也是 [ 1 ] [ 3 ] [ 4 ] [ 5 ] [ 6 ] 消除天下疑问的最好办法,光义如果真的具备合法的继承身份宁不出此?换言之,也就是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王继恩确实私下找到了晋王。这个王继恩是太祖时代的宠臣,太祖身体不好,“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篆醮”,可见亲信之高,以一般的惯例,这样的人在第二代统治者眼中应该得不到同等的信赖,至少不会比之先皇帝更加青睐,可是,这个王继恩不仅荣宠比之太祖时期还盛,而且,等到太宗一死,在太子已经存在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敢继续搞一个新皇帝出来,可见其人的威权到了什么地步,王继恩拥有这样的大权显然是太宗生前赋予的,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太宗光义对这么一个刑余之人给予这么之大的政治感情和热情,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如果不是王继恩于他有恩的话,光义何苦为此呢?而之于皇帝有恩,如果不是救护于沙场,那么就是私相于内廷了。
(三)
宋太祖开宝九年十二月,光义就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这和几乎所有的正统王朝的正统继承人的改元办法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可以说是对先皇帝不敬不孝的做法发生在一个有着所谓金匿之盟铁定继承文件允许的宋太宗身上,难道不也是可疑吗?
在《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这是一个比较滑稽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俗话说:“知夫莫若妻”,从古至今就是疏不问亲。以皇后之尊母仪天下居然不知道皇帝传位给谁,倒是一个内侍居然了解皇帝“之志素定”,难道不值得疑问吗?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这位宋皇后的背景,宋后是五代十国著名的世家宋渥的女儿,宋渥是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女婿,宋氏一门家族贵盛,显于当世。宋太祖赵匡胤本来看重后蜀的花蕊夫人,但是,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解劝赵匡胤,赵匡胤改立宋渥的女儿,宋后是赵匡胤亲自挑选的,其人“柔顺好礼”,和宋太祖共同生活八年之久,没有史料证明赵匡胤对这位皇后表示出厌倦,即使是后来光义那么对待宋后,仍旧不能从宋后本身上做文章。换言之,宋后之于赵匡胤来说是很满意的。宋太祖虽然不会以后宫来决定传位的统绪,但是,宋后本人应该知道皇帝内心心属何人。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清代嘉庆暴死热河之后道光的即位前后的风波就会比较清晰地对宋后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
嘉庆皇帝在热河病故之后,因为大臣没有找到御笔亲书的密诏,所以,慌作一团,以内大臣僖恩等人为首的主张立皇次子曼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可是,首席大臣托津、戴均元以不符合祖制不同意,最后决定一面寻找,一面汇报在京的嘉庆的皇后。在京的皇后后来写了懿旨,确定皇次子曼宁为皇太子,因为嘉庆生前多次褒奖皇次子曼宁,而且,皇次子也是年岁最长的皇子,兼以禁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就在皇后的懿旨到达热河的前一天,嘉庆皇帝的遗诏被找到了,内中就是立曼宁为皇太子。皇后的懿旨虽然没有帮得上很大的忙,但是,皇后鲜明的态度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道光即位之后,对这位仅仅比他年长六岁的继母尊如生母,亲自加尊皇太后及其母家。可以说,清朝的密立储贰制度从雍正朝开始到嘉庆朝已经臻于完善,可钻的空子几乎为零,这从托津当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即使这样,在号称“本朝家法森严”的清朝,皇后的力度还是存在的,大臣们最终还要把请示皇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办,而从皇后的懿旨看,显然在所谓密立的前提之下,皇后也还是知道皇帝准备确立的皇储是哪一位。
由上述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知道,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的赵匡胤,对于身后的地位归属问题是不可能不让皇后知道的。皇后在皇帝突然宾天后的地位也是相当突出的,唯其如此,光义对于宋后的做法才恨之入骨,以至于后来在宋后的葬礼上大做文章借以泄愤。宋后之所以让人去找德芳,而不是德昭,也不是晋王,这里面并非没有深意。然而,宋后不是一名具有相当政治经验的政治家,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羽翼保障她的这个指示获得完成,不过,从宋后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应该知道,宋太祖并没有遗诏给光义,否则,以宋后这么一个女人家是不敢轻易更换储贰的。假使宋后想要倾覆光义,那么一定做足准备,怎么会随便地差遣一名内侍去做非常之事呢?宋后尽管不是成熟老练之辈,但是,也不会轻率到如此境地。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续资治通鉴》中的关于这段的记载,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王继恩主动去找的光义,而光义不是坐等皇帝的遗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产生太祖的遗诏,光义的即位缺乏足够的文件认可,也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宋太祖遗诏,现有的宋太祖遗诏是光义即位之后编造的,为了让宋太祖遗诏和光义即位互相吻合,后者继续编造了金匿之盟。从而说明光义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出自太后的钦点。
(四)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和赵光义谋害赵匡胤其实是两件并不相同的事情,虽则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却不能等同起来,而且,赵光义的得位不正和隋炀帝杨广等人的性质还有区别,现在,我们来还原这一段历史的本源。
赵匡胤因为赵普和赵光义的帮助,得以发动陈桥兵变,他对光义的能力是比较欣赏的,建立宋朝之后,光义一直是参与重大决策者之一,有人把光义的开封尹直接理解为皇储,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比较简单化的理解开封尹这个职务了。宋太祖请学士窦仪讲解宰相故事时,窦就说:“今皇弟尹开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宋史・赵普本传》)可见,当时光义是实际的首相。这和唐代唐中宗与唐睿宗的关系类似。虽说赵匡胤对乃弟信任有加,可是,把他立为皇储还不是皇帝的既定方针。赵匡胤有一次准备给符彦卿加官,赵普就不同意,赵匡胤说:我料定彦卿不会负我。赵普接着就说:陛下当日如何负周世宗呢?赵匡胤默默无语,彦卿加官的事情就此搁浅。符彦卿是周世宗的岳父,同时也是赵光义的岳父。北宋立国之后对于柴氏一向恩礼异常,赵普的话显然不是针对周世宗的后裔而发,也不是担心彦卿加官之后会复辟柴家的天下,相反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皇帝注意彦卿的女婿光义的势力。以赵匡胤的为人当然不会不知道赵普所指何人。而后此事不了了之,内中理由不问也知。值得一提的是,当开宝六年,赵普罢相时,赵普上书给皇帝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七》)赵普的第一次离开中枢看来和光义有着一定的关系,此问题下边将继续讲到,故而不赘。
赵宋继承五代乱世,如何稳定江山是第一要务,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举动的深刻原因所在,这个时期,赵匡胤考虑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具备老到成熟的政治经验的人,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光义最符合这个条件,因而,皇帝刻意培养光义也在情理之中。光义本人也在积极地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是,随着北宋的统治基础越来越趋于稳定,皇帝本人的想法也因此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乾德二年,德昭出阁,没有按照规矩以皇子身份封王, [ 1 ] [ 2 ] [ 4 ] [ 5 ] [ 6 ] 而是循序渐进,到了开宝六年,德昭的职务上升到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人说德昭终太祖之世也没有封王,于此可见太祖并不是想传位给德昭,这是片面的。事实上是赵匡胤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在开宝九年就病逝。再者,开宝六年,光义也才刚刚晋封为晋王,而同时任命廷美和德昭,提升他们的职位。加强德昭在中枢的影响(加委同平章事)。也是这一年才宣布光义班列宰相之上,也就是说在开宝六年之前,光义的位置并不在宰相之上或者就是宰相之首。所以,开封尹就是皇储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于此可见。光义在得到晋升之后,他原来的相权也得到分化,廷美兼任侍中,德昭兼任同平章事,还把赵普解任,提升卢多逊为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光义尽管得到班列宰相之上的名义,但是,实际势力没有得到增长,还受到一定的钳制。原来一元结构被打破,至少廷美和德昭都成了决策层的主要成员。那么,调离赵普表面上看是光义不满赵普,实则是太祖不希望看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情景出现。皇帝既然不愿意看到赵普专擅,同时也不愿意看到在他一等之下的晋王拥有庞大的独立系统。这一年,吕余庆、沈义伦、薛居正都先后为相,分权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同时,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光义的未来的岳父兼亲信李处耘被问罪,李处耘的女儿是宋太祖亲自为光义纳定的,时问是开宝,然而,直到宋太祖死后李处耘的女儿才正式入宫。宋太祖曾经就李处耘的问题亲自问过宰相吕余庆,吕余庆没有落井下石,由此也可见,太祖对于光义的政治感情已经从逐步升温到渐渐冷静。
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就是光义收买太祖早年的亲信将领田重进,田重进和禁军将领多有来往,其人在禁军中也很有声望,光义如此用心地拉拢田所要表达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储的地位拉拢外臣,特别是拉拢领兵将领的背景无非是皇储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隋炀帝杨广,康熙废太子允扔无不如此。光义如果是法定的接班人,而且,太祖既定传位给他,那么他结好田重进又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而田重进说:我只知有天子不知有晋王又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在这个时期,光义结纳了重要的角色内侍王继恩,这个人后来给光义带来的惊喜可谓非同寻常。光义如此倾心厚礼地交结赵匡胤的左右,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不是固宠可以解释的那么全面的。
发生在开宝六年的赵普罢相是一件轰动北宋初年政坛的大事。从中我们可以窥到以后光义即位不正的一些蛛丝马迹。
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金匿之盟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杜太后、赵匡胤以外就是赵普,赵普充当第三证人兼记录者,假如赵普是一个反对光义即立的主张持有者,杜太后会让他扮演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吗?显然不会,也就是说赵普是一个当时主张兄终弟及的。那么,建隆二年决定的事情,到了乾德元年,赵普就因为不能授给符彦卿兵柄而与太祖意见相左,赵普公然说:“唯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而赵匡胤则问赵普:“卿苦疑彦卿,何也?”赵普是一个八面玲珑、老到成熟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他反对彦卿的职务最后将得罪的是谁?而且,金匿之盟假设一定,那么,赵普极力反对来自皇储的阵营的中间人物对于赵普以后来说意味着什么?赵普当然不会不知道。从历史上看,赵普并不具备一些开国宰相的奋不顾身、以身殉道的品质,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还要经常作出很多为人为史所诟病的事,包括宋史作者也在谴责他于廷美一案中充当的急先锋作用。赵普退休后上书一再为自己辨白没有离间赵匡胤和光义之间的兄弟感情,也没有说过不利于光义的话,这是欲盖弥彰常用的手法。赵普在开宝六年罢相,再次复起时已经是太平兴国六年,前后十年的时间都是闲置,他的妹夫侯仁宝被卢多逊陷害致死,太宗居然还对卢多逊居之不疑,由此可见,光义对赵普的感情于一般了。如果说是太祖讨厌赵普以至于疏远他,那么光义即位之后应该没有理由继续让赵普坐在冷板凳上达六年之久。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赵普的离开和宋太祖有关的同时和光义也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如果真的有金匿之盟,宋太祖不会轻易把这么一个唯一的见证人兼坚定的光义的支持者放走的,而光义也不会那么傻到自剪羽翼的程度。即便是沿着金匿之盟的思路看,赵普的去位也是宋太祖改变继承思路的开始。于此可见,金匿之盟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赵普被逐的历史真实情况应该是,第一,宋太祖不想身边继续存在一个播弄大权、尾大不掉的权臣,也要为德昭等人的上升打开空间;第二,光义本人也不希望一个老谋深算的宰相立于自己的身后,为自己以后的继承造成一些潜在的威胁。兄弟二人出自不同的目的都需要赶走赵普,于是,赵普的命运在开宝六年只能是下台了事。赵普去后,腾出来的政治空间由廷美和德昭补充上,赵普的对手卢多逊受到重用,光义除了得到班列宰相之上的名义之外没有得到其他的任何实惠,所谓的班列宰相之上在唐代也有,比如李旦受封安国相王也是班列宰相之上,可是实权非常有限。而直到这个时候,宋太祖还没有赋予光义任何合法的继承法统的名义,然而,两年之后,按照宋史和其他一些史料的记载,宋太祖忽然对左右说:“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这里面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宋太祖如果早就确认光义为皇储的话,那么既不宣读于明堂,也不知会心腹大臣,反倒是和左右的内侍说三道四,以宋太祖神明俨然的性格和他开国帝王垂法后世的责任他是不应该说出这样似乎轻浮的断言来的,这种说法的编造和金匿之盟一样都是出自赵光义和赵普之手。
(五)
赵匡胤虽说对光义还是比较信任,然而,政治天平已经开始向德昭兄弟转移,开宝九年,德芳也出阁,担任了德昭以前的旧职贵州防御使,德昭兄弟走向核心已经不容逆转。可是,就在这一年,太祖病故了,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太祖本人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患病的长久记录,在开宝九年十月开始患病,一开始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更没有想到要料理身后之事,奇怪的是十月间,太祖和光义在晚上见了一面之后的次日凌晨太祖就病逝了,这也就是斧声烛影由来的蓝本。如果宋太祖自知不起应该在当夜召见光义时有所交代,如果属意于光义,这时候就要有所动作加以表示,然而,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兄弟二人最后的见面显然没有提及即位的大事,这一方面说明有些东西已经永久地湮没于历史中,另一方面说明太祖本人当时对自己的病情还有把握,认为不至于忽然病亡。后一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比如清仁宗嘉庆皇帝死前的上午皇帝对自己的病情还是相对乐观的,没有吩咐找出写有密旨的金盒,然而,下午发病时已经口不能言了。而太祖何以一晚上不到的时间就病死了呢?疑点自然就集中在光义这个见过乃兄最后一面的皇弟身上了,从此传开的斧声烛影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赵光义得位不正和他必须谋杀乃兄是两回事。我前面说过,赵光义杀害乃兄不会使用玉斧,那么做痕迹也 [ 1 ] [ 2 ] [ 3 ] [ 5 ] [ 6 ] 过于明显,再说,宋太祖是军人出身,不会毫无反抗,内侍近在咫尺,听到异动能会无动于衷?假如皇帝来日无多,有些亲人也是要在附近不能走远的,而皇帝只召见了光义说明问题不大,光义这时候采取玉斧砍死的办法只能是愚不可及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光义采取毒死的做法,这个是从后来光义毒死李后主那里得到的启发。既然是毒死也一定有痕迹,宋太祖的脸色或者皮肤颜色都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出现,光义这么做固然没有玉斧杀人那么大的响动,可是也容易被看出破绽。所以,毒死一说也缺乏必要的证据。
光义取得皇帝的位置是势所必然,而不是理所固然,这也就是他一直被称作是得国不正的根本所在。即便是德芳暂时即位,光义取得皇位也是一定的,因为他的实力集团已经成为当时除了宋太祖之外无一可以抗衡的独立系统,只不过那样,宋初就要着实上演一出明初的同样的“靖难”屠杀悲剧了。
金匿之盟之所以能够被编造出来,光义之所以被后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即位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关键在于宋太祖生前对光义的出奇的政治安排。
有一点是不容讳言的,那就是赵匡胤对这位大弟一直很具有好感,认为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策划陈桥兵变就可以看出来,赵匡胤躲在幕后指挥,光义和赵普在前台表演,三人配合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这么一起欺负孤儿寡母的政治把戏居然逃脱了后代史家的诟病,把它和曹氏、司马氏的李代桃僵分割开来,于此可见,赵匡胤的手段之高,也可以看出光义的出类拔萃。因为陈桥兵变的历史原因,让宋太祖比较看好大弟的政治才能,所以,立国之后便让光义出来主持全局的工作,这里面既有宋初政治形势不稳需要富有政治经验的人掌握的因素,也有赵匡胤本人刻意培养光义的内由。否则,你怎么解释赵匡胤放手让光义盘踞京都长达十几年之久,培植了大量的心腹。如果不想让光义介入权力中枢,完全可以效法司马炎整治他的弟弟司马攸的故事办理,天下本来就是传子不传弟的,理由没有也可以找出来。
宋朝建立之初不是没有可能恢复以往其他五代的短命的面目的,这也就是赵匡胤君臣非常感到恐惧的地方,以往我们经常颂扬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如何的宽仁备至,其实,这也是形势使然,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是心慈手软的,赵匡胤自己不就公然地说过:“犯吾法者,唯有剑耳。”若干年之后,赵构不就是沿着宋太祖的这一思路威胁岳飞等人的吗?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正是发生在号称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而制造者也正是被那些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称为什么宽温仁厚的赵匡胤的子孙们。赵匡胤不杀慕容延钊、高怀德、石守信等人主要是当时内乱没有平息,再有,倘若采取过激手段对待禁军将领的话,很有可能变生肘腋。所以,赵匡胤采取了比较和缓的做法,一方面解除了他们威胁皇权的利器,另一方面则继续利用他们的剩余价值。这点固然是比较高明的,但是也不至于被后来者肉麻地吹捧成什么圣德巍巍。用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基本思路来看待光义的崛起就比较容易了。赵匡胤在开国之初需要的就是光义和赵普这样“诡计多端”的能人来辅佐,届时赋予他们什么样的权力都不过分,只要他们甘心被驱使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赵匡胤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光义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小集团,也可以宽容赵普的受贿和无形。这是帝王惯用的南面之术。内中不乏一定的真实的感情色彩,然则,必须放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理解。一旦时过境迁,皇帝还要收回自己的权力的,这样赵普的下台也就是势之必然的了。
(六)
赵普去后,光义虽然相对无事,但是,皇帝却在考虑后代接班人的一揽子计划中添加了自己的儿子德昭,以后把德昭、廷美一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形成光义、德昭、廷美三驾马车的局面不能不说赵匡胤已经在立储问题上产生了一定的思路转折,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考虑下去,如果天假以年,赵匡胤走回司马炎的老路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也就是做了晋王之后的光义还不断拉拢赵匡胤的亲随将领和身边的宦官的企图之所在。王继恩说:“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参见《续资治通鉴》卷八)这句话算是真正道明了光义后来的处境。假如光义早就载于金匿之盟或者太祖有过明示安排光义合法接班,王继恩作为宋太祖生前最受宠信的宦官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吗?即便是向新主子买好,也无需如此张皇。而光义身边的亲信程德玄“便应直前,何待之有!”(引文同上)简直就是迫不及待、图穷匕见了。设想一下假如光义具备合法继承人资格的话,他的藩邸人物会这样讲话吗?这样讲话将置光义于何地?唯一能够解读上述两个关键的当事人的这番言论的那就是赵匡胤晚年对接班人的变更,唯一可以解读光义急急地在当年就改元太平兴国的也只有赵匡胤改变了既定方针。当然,宋太祖的这些改变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见微知著的行动上,而没有明确的诏书或者文件。
正因为赵光义即位的反常和即位之后的更加反常,让人们开始琢磨这位皇帝的统绪的来路,光义这时候开始给自己造出即位合法化的舆论,舆论最为主要的工具就是所谓的金匿之盟了。由破绽百出的金匿之盟使得人们不得不联想到宋太祖最后一次召见光义,兄弟二人之间到底说了什么呢?尽管已经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宋太祖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地安排光义接班,否则宋后不会去找德芳,王继恩和程德玄不会说出那么慌张的话,光义更不会“吾当与家人议之。”天位假如固定,和家人商量什么呢?如果大行皇帝有遗诏传位,还和家人商量哪些问题呢?宋太祖之所以没有和光义交待后事,一个原因是赵匡胤还不认为自己就行将死亡,另一个原因是赵匡胤不准备把大位托付给光义,但是,光义作为自己患难与共、经验丰富的政治伙伴,赵匡胤感觉应该让他尽力辅佐接班人。可是,当以上的东西有待于验证时,赵匡胤忽然宾天了,也就是在召见光义不久之后,难怪后代史家有光义毒死乃兄的说法,提供毒药的就是那位程德玄。目前直接质疑这个毒死的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光义不可能一条腿走路,一边毒死兄长,一边慌里慌张地跟着王继恩跑到宫中摘桃子,如果计划谋害赵匡胤的话,显然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之充分,需要王继恩出场,但是不需要王继恩雪夜的这一笔画蛇添足了。
光义即位之后最大的苦恼来自自己没有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东西让大家信服他的地位来自于既定方针,为此他还编造了这样离奇的传言:宋太祖对左右生前曾经说过,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首先,我们感到这种话是不可信的理由在于假如宋太祖想来扩大和宣传光义的话,那么可以宣布光义为皇太弟或者用其他昭明天下的做法,而不必鬼鬼祟祟地和近臣说三道四;其次,这是宋太祖和近臣之间的谈话,外廷何以得知?假如这种谈话在太祖生前就传播开来,有人据此上书弹劾近臣通外廷的罪名不是让这种话的效果适得其反吗?f瞅Ⅱ这种话在太祖之后传播开来,那么做假的成分就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光义可以提供比之更为有力的遗诏来说明即位的合法性,而不必用这种张长李短的对话来证明一切。 [ 1 ] [ 2 ] [ 3 ] [ 4 ] [ 6 ]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光义开始编造更大的政治谎言,那就是金匿之盟的全面出台。原本光义还打算有一番振做,那就是及早地建立功业,比如平定北汉和收复吴越,然而到了太平兴国四年,光义求胜心切在高梁河之战大败,更让光义倍感心惊的是“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宋史・赵德昭本传》)光义到了这个时候彻底感受到不解决即立的合法性是以后一切行动的阻碍,于是,先是逼死了德昭,然后进一步打击廷美。金匿之盟中有一个附属说法那就是“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再结合一下光义即位之初把廷美的子女也和皇帝的子女等同对待就可以看出一些苗头来了,廷美和德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然而,廷美班列在德昭之上,光义作出种种优礼廷美的事情在于表达一种信号,什么信号呢?那就是廷美将是下一个宋朝的皇帝,光义试图用廷美的例子来反证他赵光义的即立也是兄终弟及的传统之由来。再有,光义即位是得到廷美的大力支持的,齐王廷美由于力挺光义即位也得到了来自光义的一些许诺。这点我们可以从光义的爱子楚王元佐以及宠臣卢多逊和廷美的交好得到答案。以上两个人都是光义倚重和亲任的对象,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和廷美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之所以这样公然地和廷美交往是得到来自光义的暗示和承诺。
但是,太平兴国四年之后,从德昭之死可以发现光义也改变了自己的既定方针,他不准备履行自己最初的一些条件,廷美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在后来编造的金匿之盟中不再刻意地提及那个“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的东西,而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宋太祖应该传位给弟弟。金匿之盟的编造者是赵光义和赵普,这次等于说重演了一番当年陈桥兵变,只是这属于文变,而非前次的武变。《宋史》作者说:“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我们试想一下,假如没有光义的幕后指挥与导演,区区一个下野的赵普怎么会有能力倾覆廷美一个两朝的亲王呢?廷美死后,元佐烧了光义赐给他的行宫,装疯卖傻更加说明廷美一案中透露出来的秘辛。光义接着在廷美被贬之后开始向大臣们宣称廷美来路不正,不是杜太后这一直系出来的,光义说:“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这就把附属条件给否定的一干二净,因为廷美出身不好,所以,不可能是兄终弟及的合法继承人,光义欲盖弥彰地说:“朕于廷美,盖无负矣!”这种一再强调自己不负他人的做法在廷美已经被软禁致死的背景之下其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大臣诸如李�者巧妙的对答:“禁中事,若非陛下季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光义嘴大,自然是说啥是啥了。
赵普曾经就即立问题劝过光义,他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后来者很容易对这番话进行曲解,误以为太祖赵匡胤是始终属意于光义的,只不过光义不想继续属意于廷美了。实际则并非如此,赵普的这句话的根本前提在于光义已经准备搞掉廷美,而赵普所说的这句话的本意则是在于指出赵匡胤晚年的失误,那就是赵匡胤既然不准备传位给光义,却是不早为之计,因而造成了光义即位的既成事实,至于现在光义既然也有了类似的想法之后就应该早做准备,未雨绸缪。因为在这句话之后宋史作者就说“于是廷美遂得罪”的话出来了。是不是我们目前在这里妄加猜测的臆断赵普的本意呢?不是,像比之更大胆更犯忌的话,赵普不止一次地讲过,像提拔符彦卿时赵普反啧赵匡胤“陛下何以负周世宗呢?”已然完全超过了君臣应有的礼节和忌讳。这时候,赵普为了固宠,说出这种一针见血的话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赵普的复出就是光义为了打击廷美的一个重要步骤,廷美不死,赵普如何能够完成功狗的任务呢?以后,廷美一死,光义马上暗中间接地给赵普带话请他退休,光义说:“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什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堕泪。”这里面君臣对哭都是演戏,真实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皇帝赵光义想让赵普趁早“择善地处之”,所以,宰相宋琪等人就把皇帝的心思直接说了出来“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赵普参与编造了金匿之盟,协同迫害了廷美,他应该及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否则,光义下一个就要向他开刀了,君臣在彼此的虚假和气中结束了合作。
这场困惑很久的“斧声烛影”终于落下帷幕,胜利者赵光义终于走向皇帝的宝座,然而,天道好还,多年之后,当宋高宗赵构南渡之后又把宗位不得不交还给太祖赵匡胤的这一支派,这倒是赵光义万万没有想到的。 [ 1 ] [ 2 ] [ 3 ] [ 4 ]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