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过的几个国家里，人们无论在饭馆、在家中、在酒吧，饮酒时都绝不大声喧哗。待客时也不给人劝酒，喝不喝，喝什么，怎样喝，喝多少，均请自便，高度尊重个人的意愿。这一点，看似不够热情，其实比我们文明。在公共场合绝不旁若无人，与人交往处处互相尊重。对这些，我不能不表示赞赏。
198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由束沛德、艾煊和我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匈牙利作家协会的邀请去匈牙利访问。在主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招待员端着一个大木盘，上面放着好几瓶不同的酒，问我喝什么酒？我为了表示随和，不挑剔，便说：“什么都行。”大概是翻译搞错了，译成了“什么都要”，不然他怎么会把每一种酒都给我倒了一杯呢。既然倒上了，不喝完剩在杯子里是不礼貌的。我于是一一喝干。好在我历来能够各种酒混着喝，又好在人家不像在我们国内，绝对不再添酒、劝酒，你想喝的话可以自己去倒，高度尊重你的自由。
4月30日在参观多瑙波格丹尼农业合作社时，暖房管理人雷拜・雅诺什特别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他的家中，他的父亲原是位造船工人，现已退休在家，做得一手好山葡萄酒。老人坚持要我们进入他家的酒窖，窖内摆着好几个大木桶，一桶一个品种。他一定要我们把每个桶里的酒都品尝一大杯。束沛德和艾煊的酒量有限，只好由我代劳。我一边喝一边说：“看来我今天是要醒着来醉着回去了。”老人对我的这句话和酒量非常赞赏。临别时又特意送给我一瓶烈性白酒，嘱咐我说：“带回中国去喝。”
匈牙利工艺美术博物馆的馆长米伯尔，50年代曾是我国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出于对中国的感情，改了个中国名字叫米白。我们去参观时他能直接用汉语进行解说。晚上又开上自己的车子去宾馆接我们到他家去做客，他的夫人还亲手做了美味的招待点心。我们边谈话边喝酒，谈的多是中国的事情，他还播放了他保留的诗人何其芳的录音。分别时他解释说：“我喝了酒了，不可以开车送你们了。”就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来送我们。这若是在国内，一般人不会这么自觉地酒后就不驾车，何况是在夜间。不过，即使在白天布达佩斯也没有交通警察，交通是自动控制的，规则是要自觉遵守的。
我们国内航班的飞机上，空姐只送一两次饮料，而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空姐推着饮料车不停地往返，旅客想喝什么可以随时伸手自取。饮料中除了啤酒，还有白兰地和威士忌，当然都是半两或一两的小瓶。这一点我最欢迎。
访问日本期间，唯一不方便的是几乎无酒可喝。日本的清酒度数太低，味道也不行，有酒精加凉水之感。啤酒也很贵，一瓶的价格在国内可以买10瓶。中国酒则只有茅台和五粮液，折合人民币每瓶都在千元以上。如果拿国内的工资去日本喝酒，恐怕是世上最划不来的事情。
在马其顿喝酒是比较惬意的，1996年夏天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那里出席过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记得在总统接见以后的午宴上，在奥赫利德湖边的公园里支了几个盛着葡萄酒的大木桶，由大家自斟自饮，气氛极其畅快。有歌声在响起，有音乐在飘荡，但是绝无大喊大笑或划拳的噪音传来。在中国，喝酒和噪声总是密不可分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这一点也是要学习西方的。
选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