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母亲，儿子因车祸丧命，同车人亦受伤不轻。幸存者说，是她儿子无证驾驶惹的祸。交警信了，母亲却不信：她知道儿子胆小，不会轻易开车。多次找交通大队喊冤，交警说除非拿出有力证据，否则不能更改结论。于是母亲就到80里外那个出事小镇去，一家一家叩门，寻找目击者。家里没钱，母亲只能步行，走一次差不多要花一天时间。
谢天谢地，母亲找到一个证人，证明儿子死时坐在副驾驶位置。去交通大队交涉却无结果。母亲不死心，继续寻找证人，别人劝她算了，她不肯。一次一次往出事地点跑，终于找到另一个证人，证明儿子死时确实坐在副驾驶位置。最后交通部门重做结论，儿子无辜。此时儿子遇难已过四年。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你儿子是清白的？母亲答：直觉。又问，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了四年？母亲答：凭我是他的母亲，别说四年，四十年也能坚持。
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并不存在血缘关系，但没有亲情，不等于没有感情。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时，执著程度未必逊于这位母亲。其幸运在于，历尽沧桑，当事人犹在；然而，要是当事人三缄其口，坚持要把真相带进坟墓，情况又会如何？
冯亦代先生2005年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文汇报》次日刊发的《大雪飘飞送别亦代老人》中说：“近年来，冯亦代因病已不便写文章了，黄宗英觉得有些史料当事人不写，就可能失传了，劝他写一些记忆中的‘碎片’，留作史料。冯亦代却一本正经地说：‘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黄宗英说：‘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黄宗英觉得他固执起来像一座石墩”。到底什么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人们迫切希望知道真相。
原来，“有些事”是党组织让他做的。冯亦代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印刷厂（即造币厂）副厂长，对重庆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尤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冯亦代仗义疏财，有“路路通”、“百有份”之称。不管国民党、军统、中统还是青红帮、袍哥，都能“吃讲茶”、“折肩胛”、“叙金兰”、“排名次”……对冯亦代这段经历感兴趣者，不止黄宗英一人。有来访者亦问：“您能谈谈那时候的故事么？”冯亦代沉默了半天，说：“有些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的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见张者《相见时难别亦难》一书）随着冯亦代“笑着迎接黑的美”（此话他想加在遗嘱中），这些往事也就成为“黑的美”的组成部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了。
坚持把真相葬入坟墓者，当然不止冯亦代一人。潘维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硕士时，导师是外聘教授陈翰笙。在潘维心目中，“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曾获“苏联英雄”称号、二战时期著名谍报人员左尔格在日本被处死，其人竟然是陈翰笙介绍去日本的。这还不说，“1944年，蒋介石根据日本的情报，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这不能不让潘维格外好奇。“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见潘维文《忆先师陈翰笙》）
国内如此，国外亦然。2005年1月22日，尼克松总统秘书罗丝・伍兹（《尼克松回忆录》中“丝”作“斯”）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换成另位老太太辞世，保证波澜不惊）而罗丝・伍兹辞世，马上成为美国各大媒体头条新闻。老太太离开权力中心多年，所以惹人关注，只因她是“水门事件”当事人。罗丝・伍兹在世，肯定有人心存幻想，希望有那么一天，老太太会说出事件真相；老太太一死，意味着“水门事件”空留谜面永无谜底。
“水门事件”发生在1972年6月17日，五名男子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被捕，其中一人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然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搞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掩盖水门事件的同谋者，最高法院裁定尼克松须向官方交出有关的录音带。尼克松深知美国总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选择了交出而不是销毁这些录音带。录音带录音时间总计240个小时，其中有一段尼克松与其幕僚长海德曼的谈话，长达18.5分钟被消磁。“水门事件”沸沸扬扬，扑朔迷离，皆因此而起。罗丝・伍兹解释说：18.5分钟空白是制作副本时不小心按错了键，又恰好接到一个电话，未能及时发现造成的。而专家经检测后确认，这段录音是分五至九次被抹掉的。于是，消磁内容就成了当代美国历史上一大悬案。
尼克松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也知道只有说那段空白是我洗掉的或者说是由罗斯・伍兹自作主张或者是在我的直接间接要求之下由她蓄意洗掉的，人们才会欣然接受。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去洗掉录音带，我也完全相信罗斯所说的，她也没有。”（见《尼克松回忆录》）
罗丝・伍兹曾在法庭和大陪审团面前为此宣誓作证，并未因违法受到起诉。
基辛格在回忆录《动乱年代》中曾说“尼克松没有真正的密友”，但实际上尼克松对罗丝・伍兹非常信任，甚至视她为家庭成员之一。尼克松说过：“我（辞职）的决定已是不可动摇的，在一次晚餐上，我让伍兹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事情就不能再改变了。她……和我们全家走得很近。”
舆论怀疑罗丝・伍兹对录音带做了手脚，尼克松更是跳进密西西比河洗不清，只好辞去总统职务。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迄今亦无来者。罗丝・伍兹离开白宫后，一如既往，对陪同总统一起走过那段日子只字不提。
人证不能如愿，退而求其次，大做物证文章。2001年8月8日，美国国家档案局郑重宣布，将竭尽全力恢复录音带上被抹掉那18.5分钟录音。档案局女发言人苏珊・库帕透露，恢复这段录音至少耗时一年。结果科学家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近两年，但仍然无法恢复录音带中空白。2003年5月9日，档案局发言人约翰・卡林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尝试了一切手段来再现那段被抹去的录音；不过，我们现在只能尽量保存这盘磁带，希望下一代人有能力破解这一关键的历史证物。”
历史学家平生职责所在，就是努力发掘事情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发掘真相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找到当事人、亲历者。可惜当事人各有自己的原则，政党组织有纪律，地下工作有秘密，秘书职业有操守，当事人做得都没错。但作为史学家，探求真相也没有错。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可者说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吧。
历史绵绵不绝，酷似一个自然数列，而真相则相当于该数列之极限，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趋近；从事实上看，永远不会抵达。
选自《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