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农历六月初七，母亲六十岁。父亲突然丧生二十八年了，汉仲突然丧生十一年了。她在生活的两个极端中撑下去：赌博和沉思。她常打牌通宵，不打牌的时候，就沉默地躺在床上。母亲失去了往日的幽默和洒脱。我只指望你们跟我做个六十岁生日，母亲对我说。只有两个月就是她生日了，母亲得了感冒，咳嗽不已，吃药无效。我带母亲去台湾大学医院，医生诊查之后，要母亲照Ｘ光，他看了照片，要和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母亲得了肺癌，扩散得已无法动手术，已无法挽救了。我求他不要告诉母亲，只因为我不要母亲绝望地死去，而是充满希望地活着。我忍住眼泪，告诉母亲她得了气管炎。
我日夜在医院陪伴母亲，眼看着她日渐衰弱消瘦。她在医院住下去，只是为了打针减少痛苦。
母亲说：华苓，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相信不是严重的病，你很镇静很高兴嘛。她看着病房窗外走来走去的人说：能够走路，就是福啊。我好了，可以带薇薇、蓝蓝出去玩了。
好，我给您梳头，别一个假如意髻。小时候，我好喜欢看你梳头，如意髻，又黑又亮。
母亲坐在病床上，瘪着嘴笑笑，摸摸头说：头发要掉光了。
头发会长出来的。我望着母亲浮肿的脸，不忍那么谈下去。姆妈，我把你房里窗帘换了，天青色。你回家，房里亮一些。
好。我就想回家。跟你讲，早晨我咳嗽，咳得换不过气。母亲指指同房另一个病人，忍住笑压低了声音说：她以为我得了肺病，被子蒙着头，怕传染。不要告诉她我是气管炎，让她去白担心。母亲调皮地笑笑，继续说下去:你爹一死，我就老了，只想活到六十岁，你们也都成人了。
你才三十二呀！
心老了。三十二岁的老太婆。母亲自嘲地笑笑。
姆妈，我叫了一声，突然止住了。
母亲望着我，指望我说下去。
爹死了，你想过再嫁吗？
没有，没有。我有你们呀。现在这个时代，再嫁是件平常的事了。我的太外公死的时候，太外婆只有十九岁。他不肯咽最后一口气，要年轻的老婆把一根指头放到他嘴里，他一口咬住了，要她发誓不再嫁。她说：我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我没有儿子，二房有了儿子，就过继过来。她说完了，丈夫才放了她的指头，咽了气，闭了眼。母亲突然咳嗽起来了，手扪着心口。
痛吗？
她点点头，仍然咳嗽不已。
我握着母亲的手。我的心也绞痛。
她终于咳出一口带血的痰，继续说：告诉你，你爹死了，我从没有二心。我只想死，磨过来了。汉仲死了，我也想死，也磨过来了。你们都很好，我很满足。我真满足。我太满足了。我就指望热热闹闹做个六十岁生日。你们都成人了，都很争气，我也对得起聂家了，偏偏生了病，一辈子就指望六十岁吐口气。
姆妈，明年庆祝六十整寿。一定！
好！明年，一定！我要你们都在我旁边，我要你们都给我磕头。母亲自嘲地笑笑。
两代人都磕头。
好。明年华桐也可以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说送我钻石戒指，不要忘记了。不，不，不要。今年我生病，你们花的钱太多了。
将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姐弟送你一副金麻将！
好，记住！
一定！
医生和护士进来了。我告诉医生她刚才咳嗽了好一阵子。
他嗯了一声说：现在要抽肋膜里的水。
母亲看着医生手里粗大的玻璃管，立刻拉着我的手。我和护士扶着母亲慢慢坐起来。护士一手扶着母亲的肩，一手撩起病院服的后半截。我双手捧着母亲的手。医生将大玻璃管的针头向母亲背部戳进去。我别过脸，不忍看母亲。她没叫一声痛，只是我双手握着的她那只手攥得更紧了。
医生走了，母亲才躺下，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微弱地说：疼得很。我要活命，忍得住疼，我才不甘心死呢。我还要活十年，活二十年。不，我这场病，也活不了那么大岁数了。我只要再活两年，好好再活两年，看到华桐拿博士，看到华桐结婚。
我终于得到医生许可，拿了止痛药，接母亲回家了。她回到家，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的病快好了，精神也好一些了。但我眼看着母亲一天一天衰弱了。
一天午夜，母亲叫我。我走进房，大吃一惊，母亲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两眼灼灼，两道锋利的冷光，照我射来。
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
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她如何受骗嫁给父亲，如何应付一个复杂大家庭的倾轧，讲父亲暴死之后她所遭受的欺凌和污辱，如何别无二心地指望子女成人。她将我一个妹妹过继给她结拜的姊妹,忏悔对不起她。她想念在哈佛求学的华桐，希望他和苏端仪结婚双双回来。她担心我的婚姻。
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他在家的时候，有天晚上，你从外面教课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你们在房里吵起来了。第二天，殷先生说：他们吵，我气得在房里走来走去。聂华苓应该离婚呀！我说：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你这个婚姻，当初我就不赞成。现在你只好忍下去了。华苓，我要告诉你，你有时候太不像话了，像男人一样大笑，太不拘形迹了。你和朋友们在房里聊天，我在这边房里，听见你哈哈大笑，那样子笑，实在不像个有教养的女人。
她讲到汉仲飞行失事后，万念俱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也不信佛了。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停住了，眼神恍惚。她定定望着我，并没有看见我。
我连声叫：姆妈！姆妈！你说呀，说下去呀！你怎么啦！
她就那么恍恍惚惚盯着我。她已经离开了现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使力摇她两肩：姆妈！你说话呀！姆妈！我要听你讲呀！把你心里话全讲出来！讲呀！姆妈！
她望望四周：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姆妈，你在台湾，在自己家里，和我在一起。
台湾？你是什么人？
我是华苓呀！
她仍然定定望着我：啊，华苓。我到底在哪里呀？
在台北，我们都在台北。
汉仲呢？
他也在。
你爹呢？
爹也在。
啊。都在。那就好。啊，都在，都在。她脸色突然变了，冷光逼人，盯着我说：你骗我，华苓，你骗我！不准再骗我了！不准再骗我了！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受了一辈子的骗。
母亲终于又进了台大医院。她再也回不了家了。
她很安静，偶尔低声说几句话，全是对生命的渴望：
我好了，就是走一步路，我也要好好过过瘾。
我好了，自己走出医院。我不向医生护士说再见。再见，再回到医院来见？我不来了。我只说谢谢他们。
我好了，要在园子里种花，种葡萄，自己酿葡萄酒。
我好了，抱抱小外孙呀，带着薇薇、蓝蓝出去玩玩呀。以前我不懂这就是福，这一病，我都悟过来了。
我好了，再也不心烦了。活下去，真是好呀，烦什么呢？
薇薇、蓝蓝在圣心中学住读。薇薇是外婆一手抚养大的，她给外婆写的信，外婆都放在枕头底下，不时用手摸一摸，摸出来再看一遍，对我说：我看薇薇的信最高兴了。她小时候，我抱着她，就想：等她读中学，我就看不见了，现在她也上中学了。
母亲闭上眼，微笑着。
星期天我带两个孩子去医院看外婆。薇薇在学校赶着绣了一条手绢带去。
母亲微笑着接过手绢说：外婆没有白疼你。她将手绢放在枕头边，轻轻拍了一下：就放在这里吧，我看得见。薇薇，好想你们啊。外婆好了，星期天带你们出去玩，看电影，上小馆，逛新公园，好不好？
薇薇答应了一声好，转身跑出病房，在外面大哭了一场。
我日夜守着母亲，晚上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睡一下子。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台大教课，东海大学的课只好请假了。每次我走进病房，母亲都很高兴。一天晚上，我回到医院，长长的甬道没有一个人影，惨白的灯光，一直亮到尽头，再过去就是太平间。我并不害怕，仿佛我这辈子就是一个人在那儿走，走向甬道尽头。到了母亲房门口，才猛然悟过来：我的母亲躺在那儿等着我。她睡着了。我没有惊醒她，一夜没有闭眼，一直望着母亲，听着她微弱的呼吸。
天蒙蒙亮，母亲醒来，看见我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你在这里，我就心安了。这几天，你猜我想什么人？想你爹！二三十年了，怎么现在这么想他！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想，说不定他会走进房，笑眯眯的，也不说话。我问他：噫！你怎么来了？你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把儿女都抚养成人了，你来享现成福呀。他笑笑：我来找我的老伴呀。我点头笑笑：你来得正好！
我轻轻捏着母亲的手指头，一个个捏着，然后按摩那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逐渐向上按摩，手腕，手臂。母亲微笑着闭着眼说：好，好，莫停，一停，我又怕你不在这里了。
一天晚上，母亲要我回家好好睡一觉。
我回家坐在母亲空空的房中。我要呼吸母亲剩余的气息。屋子里漆黑，一潭冰冻的黑。我冻在潭心。一只蜻蜓满屋飞。我一伸手，抓住了蜻蜓，把蜻蜓捏得紧紧的，另一只手从字纸篓里掏出一小片旧报纸，把蜻蜓兜在里面，把报纸上端扭了又扭，正要将那一团纸扔出窗外，感觉到纸包里的颤抖。我将报纸里的蜻蜓扔进了字纸篓，回到我的房间。躺在床上，睡不着。悠悠万年，一个人和一只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轻微的颤抖仍留在我指头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亲渴望的生命。我从床上跳起，从字纸篓里抓出那一团破报纸，打开来一把扔出窗外，扔到凤凰木下。凤凰木旁有一朵粉蓝小花。太阳会再升起来。蜻蜓会再飞起来。天下雨了。我听见雨打凤凰木的声音，雨打破报纸的声音，蜻蜓翅膀颤抖的声音。
第二天一清早，我匆匆赶到医院，仿佛迟一步就见不到母亲了。
你这么早就来了？母亲每天看见我总好像多年没见那样惊喜。华苓，有件好笑的事告诉你。她压低了声音，声音已咳得沙哑了：昨天晚上，我咳嗽了好半天。同房那个病人的女儿，坐在靠我这一边。以为我是肺病，吓得她连忙把椅子搬到另一边去了。母亲笑着对我眨眨眼。吓吓她，离得远一点，我可以清静一点。母亲对我顽皮地笑笑，咳出一口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睡着了。我乘机回家看一下，又不禁走进母亲房中，坐在靠窗的朱红沙发上。每次我都是坐在那儿，母亲斜靠在床上，恨不得我就坐在那儿谈谈天，说说话。我总是匆匆忙忙，要去工作，要去教课，要去赶稿子，要去会朋友，要去看电影，很多要去做的事。现在，我坐在母亲房中，她各种神态全涌在眼前了。母亲穿着大摆大袖的黑缎子旗袍，搭着一条白丝围巾，戴着眼镜，微微踮起一只脚，透着点儿挑逗，又有些不舍地笑着。母亲披着狐皮领黑斗篷，额前一抹刘海，在雪地里走过两根大石柱，走进屋内迎面的大穿衣镜里。汉口江汉关码头上，白色鲜花的牌坊挂着“魂兮归来”的横幅。母亲一身白布孝服，昏倒在父亲朱红棺材旁边。母亲灰衣灰鞋，拿着鞭子，在阳台上赶着打她长子汉仲，鞭子打断了，转身伏在父亲灵前痛哭。
医院突然来了电话，母亲情况危急。我通知了两个妹妹，赶去医院。医生正在抢救母亲。她张着嘴，喉咙呼噜着痰，插了一个管子。母亲一看见我，就挥手要我握着她的手。我两手紧紧捧着母亲的手。两个妹妹陆续赶到了。医生用一根管子插在她喉咙里抽痰。母亲的脸扭曲着挣扎呼吸。我的手越攥越紧，母亲的手越来越松了，呼吸越来越微弱了。
母亲的手终于撒开了。
那天是1962年11月15日。
选自《凤凰网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