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最早从事自杀危机干预研究的学者之一、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刘华清副主任医师。
刘大夫说，自杀是内心冲突、矛盾激化的极端产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精神因素（包括精神抑郁、心理创伤），还有人际、家庭矛盾、社会因素、生活事件、家族遗传等。在我国，自杀主要集中在两个年龄段：一是60岁以上的人口，退休后因生活模式变化、找不到社会归属感，许多人会郁郁寡欢，尤其是公务繁忙的领导或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一旦赋闲一时无法适应，容易悲观厌世；其次就是青壮年人群，这主要是因为青壮年时期正是人的一生中最动荡的时期，事业和生活都没有定型，失业、失恋、离婚都可能成为自杀的诱因。刘大夫指出，自杀已成为我国15～34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而15～34岁也正是心理障碍高发的年龄段。
青少年自杀低龄化
2003年8月26日晚上，北京西坝河某小区，10岁的女孩煦煦用爸爸的围巾在厨房上吊自杀。煦煦遗书说，爸爸长年出差在外，她希望爸爸和妈妈能经常在一起。
2003年10月27日，广东梅州，双头中学四女生为了校园琐事喝下农药集体自杀，幸好被抢救过来。回想集体自杀的举动，一女孩说：“那时候我们很幼稚。”
2003年11月19日凌晨，南京下关，年仅17岁的高三男生周亮趁父母不注意时溜出家门，爬上隔壁居民楼的7楼跳楼身亡。据了解，他的父母平时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供养懂事的他考上一所如意的大学。
2003年11月24日，还是在南京，某重点中学高一女生薇薇，一个阳光般的少女，也同样选择在这个深秋突然陨落。
学生相继轻生的事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南京晨报选定该市某重点中学初三年级的两个班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心惊：超过三成的孩子曾经想到过自杀。在103个被调查者中，有28人有过轻生念头，此外还有7人竟然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问及原因时，不少孩子只是很简单地说“烦”“郁闷”“空虚”“活得太累”，甚至仅仅是“不高兴”。不可思议的是，孩子们对自杀、死亡的看法也十分淡漠。竟有60%的孩子表示对自杀这种极端行为“可以理解”。而在谈及对死亡的感受时，也有30%的孩子充满好奇。大多数孩子对自杀的理解就是“一种摆脱烦恼的方式”而已。
对此，刘大夫说，孩子其实并不知道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通过死亡来吸引更多的特别是亲人的关注、得到众人的同情。成绩不理想、周围人的一点批评，乃至仅仅为了证明自己，都可能使孩子轻率地选择死亡。诚然，应试教育的压力，使学生普遍感觉活得沉重。但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望子成龙、成凤心切的父母殷殷期盼的同时，又有多少昔日未尽的梦想转嫁到孩子稚嫩的肩膀上？刘大夫指出，孩子的困惑其实往往是整个家庭的矛盾综合体。而目前的素质教育也存在偏差，普遍缺乏挫折教育，温室中长大的独生子女欠缺应对技巧和能力，以致很小的一次挫折也会被孩子无限放大。他呼吁应让孩子承担起与年龄相称的责任，锻炼其面对挫折、独立自主地解决困难的能力。家长不要担心孩子犯错误。俗话说得好：不犯错误的孩子长不大。
企业家自杀与日俱增
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数据表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种种心理障碍走向了自杀之路。
据调查，有53%的中青年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少企业家深感工作繁忙，压力过重，心力交瘁；抑郁情绪增加；有强烈的“亲情减少引起的心理失衡”感受；朋友减少，内心孤独感加重；缺乏安全感，心理承受力下降；厌烦工作，甚至想逃离社会……
刘大夫说，企业家综合素质比较高，若纯粹从数字上看，自杀比例并不高于普通人，但作为企业领导，他们的恶劣情绪势必会影响整个企业的工作氛围，而他们的自杀行为也更易引起轰动和争议。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93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前总经理方宏自杀事件。在世人眼里，方宏近乎完美：1990年被提升为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大众发展稳健，而上上下下也公认这位老总称职、出色；家庭和睦，身为医生的妻子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方宏却于1993年3月9日上午，从五楼总经理室的窗口纵身往外一跃，堪称辉煌的一生戛然而止。企业家心理重负第一次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十年了，这一事件在业界和精神病学界所引起的震撼仍未平息。刘大夫说，正是长期的工作压力、情绪低落导致方宏自杀。
风光的背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常使企业家深感身心疲惫、难以承受。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常给企业家一种风云突变、朝不保夕的危机感，面对已取得的成功，他们害怕失败。而一旦被淘汰出局，内心的天平就难免失衡。刘大夫说，承载着企业重担的企业家更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维护。他强调，找心理医生并不非得有严重的心理疾患。和心理医生聊聊有助于内心冲突的解决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庆幸的是，不少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看心理医生已经是文化和经济地位的象征，目前北京定期到私人心理医生处缓解压力调节心情的企业家人数已小有规模。
妇女自杀不容忽视
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惟一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全国妇联权益部维权处处长吴学华说，我国每年有超过15万妇女死于自杀，150万妇女自杀未遂，而其中农村女性自杀率又居首位。
刘大夫说，女性自杀者中，工人、农民、学生、无业人员居多，3/4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过去农村妇女自杀率较高，而近10年，18～25岁的城市女性自杀比例上升较快。尤其是这几年城市下岗职工的激增，使很多家庭遭受巨变，一些妇女因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轻生。
刘大夫指出，贫穷的生活本身就是应激的心理因素，一些家庭的矛盾和纠纷根源就是贫穷。不过，相对于城市女性，面对生活的困难或挫折，农村妇女往往比较坚忍，但她们在婚姻家庭内的矛盾和冲突面前却很脆弱。家庭暴力、第三者插足、婚姻不自主、家庭冷漠、夫妻吵架、婆媳不和、生女孩受气等都会成为妇女自杀的导火索。
农村妇女自杀，大多是和丈夫争吵后一时冲动赌气自杀，或试图通过这种极端手段来换取别人的同情或者内疚，要么是不惜一死来洗脱自己的嫌疑或惩罚别人。刘大夫说，研究表明：很多农村妇女正是以自杀作为要挟家人的工具，她们并不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轻生者自杀前都有征兆
刘大夫说，生命是本能，没有一个人真正想死，死之前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求救信号，这就是我们预防自杀、挽救生命的工作基础。
自杀行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带有突发性的，当事人只是一时遭遇某种困境，对生活充满绝望，在自杀前内心充满矛盾；另一种是由疾病引起的慢性自杀行为，当事人会伪装得很好。主要是靠跟他亲近的人早期发现其自杀的意念，尽早干预和治疗。
大约70%的人自杀之前有言语征兆或行为征兆，也就是自杀信号。如：情绪低落，表情沉重，日益消瘦，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紊乱，效率低下；一再谈论自杀；把贵重物品交给别人，请人代理存款，或交代一些事情；突然给很多人打电话，脸上流露出极端无助、绝望的表情，频繁出现意外事故、大量饮酒或吸烟等异常举动等。
前文提到的周亮自杀前就显得比平时更加懂事，经常帮家里做些家务，死前几天还几次向妈妈要药吃，说是晚上睡不着觉。周亮的家人告诉记者，当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些反常举动，哪知道才几天就出了这样的惨剧。
如果有人出现自杀征兆，要先稳定当事人的情绪，并留人看护，将一些可能被用来自杀的东西藏好，也可向心理卫生机构求助。专家提醒，劝解要讲究技巧：首先，要以关心、尊重的口气劝说当事人，可暂时应允其任何要求；要尽量让当事人将自己的难题讲出来，并尽量把对话进行下去；不要与当事人争辩，说教、评价他的行为，要着重强调当事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其次，应迅速拨打110、120等紧急电话。切忌用言语刺激当事人。
刘大夫说，心理问题是许多自杀事件的主要原因。他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心理问题，普及心理健康常识，提高全民的心理素质、承受力和应变能力，建立“危机干预”网络，增强社会支持网络，尽量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希望每个人都能爱自己，珍惜自己。凡事要量力而行，正确看待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多参加体育活动，尤其是集体项目，培养归属感，融入社会。丰富发展兴趣爱好，陶冶情操，远离孤独。广交朋友，多与人交流，摆脱不良情绪。
建立自杀危机干预网络
1960年，在美国洛杉矶出现了第一条生命热线，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自杀求助热线。通过热线倾诉，很多人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到60年代后期，在捷克等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生命热线。主办者通常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因此，原则一般是不收费。警方、消防队、急救中心、精神病院、社区组织等共同组成了整个危机干预网络，一旦遇到自杀事件，他们将采取统一的行动，最大程度挽救生命。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这种“危机干预”网络。
1983年，我国出现了第一批心理咨询人员。到目前为止，所谓危机干预也仅限于热线电话和心理咨询。最主要的差别仍然在观念上――讳疾忌医。国内从1994年开始有自杀干预危机专业委员会，2002年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成立了自杀干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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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中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80%以上的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女性自杀者是男性自杀者的3倍，尤以农村年轻女性最高；农药是主要的自杀工具，58%的自杀死亡者是服用农药而且难以成功抢救；有28%的自杀者从未上过学；有1/3的自杀死亡者没有精神疾病，其自杀多属于急性人际矛盾之后的一种冲动行为。
37%的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此外，大约60%自杀前两天有一个急性诱发事件。
自杀造成的“后遗症”亦不容忽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一个人自杀平均会使6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在我国，每年有13.5万未成年人经历父亲或母亲死于自杀的伤痛，专家认为，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十余年，甚至会持续影响他们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