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健健康康、无病无疾。一旦生病，能否看得起病，才是最应该关注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被历代统治者所高度重视。
古代医者的医术参差不齐，大多医者水平有限，而医术稍好的郎中，看诊的价格自然也就偏高，名医更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中药治本但疗效慢，要看好病必须长期吃药，这就意味着一笔长期持续的开支。
因此，看病费用对古代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寻常人家生病，若非危及性命，一般情况下则是能扛就扛。显然，历代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很早便心知肚明，历朝都有相应的免费医疗制度或临时性政策，来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
历代朝廷的赐药政策
早在周代，朝廷就设有“掌养万民之疾病”的“疾医”一职。但“疾医”数量少难以服务众多百姓，因此更为常见的方法就是朝廷赐药。特别是在遭遇瘟疫和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时候，朝廷往往会通过赐药于民的方法，来保障百姓的医疗权益。赐药是历朝施行的一种仁政，我们从秦朝到清朝的史料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朝廷赐药的相关记载。
例如，《汉书》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全国多地发生旱灾及蝗灾，当时掌权的王莽便以汉平帝的名义，赐药给灾民，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南宋绍兴十六年，京师发生疫病，高宗赵构派出翰林院医官，免费给京城内外的百姓看诊并分发药品。不只是朝廷会赐药，地方府衙也会不时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北魏“别坊”可免费就医
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纷争，战争频仍，百姓的医疗更成为了突出的大问题。北魏朝廷尤其重视医疗问题，于是创造性地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基层的政府性医疗机构——别坊。前朝政府虽然也有为百姓提供免费医疗的情况，但多是临时性的。别坊则不同，它是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医费用全部由朝廷来负担。
此外，为保障别坊内医疗人员的医术水平，北魏朝廷还设置了医者的分类考核制度，按诊疗水平的等次给予不同的奖惩。这同样是历史上的一项创举。北魏的医疗改革，着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即便放在今日，实行起来也是十分不易的。
唐玄宗亲制药方立法保障
然而，北魏的别坊只针对京畿地区，对于更为边远地方的百姓，却只能通过分发朝廷医署精编的“医疗手册”来进行基本的医疗辅助。显然，这种方法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于是到了唐朝，由于国力各方面的增强，医疗卫生机构也相应完备起来。
为了更好地在百姓生活中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开元十一年，玄宗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考虑到还有一部分百姓家里买不起笔墨，无法抄写医方，皇帝还下诏，在地方乡间要道处都要公示医疗卫生知识。
不仅如此，唐朝还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医者的职业行为，保障医疗水平。“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医者若有因财而诈称患者病情严重的，以盗窃罪论处。这是针对有意为之的情况，即便是无意的误诊误判，也同样会有法律惩处。如此一来，大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医疗权益。
宋朝推广“放心药”
由个体经营的药店，古时很早就已经出现，但由官方开办的药店，则是从北宋才开始设置的。官办药店专为百姓提供价格低、疗效好的成药，受到百姓欢迎。
北宋熙宁三年，在宰相王安石推动的变法之中，新实施的“市易法”还将药品纳入到国家专卖行列。当时就有合剂局、太平惠民局和施药局等官办药店，实际上不仅为民售药，也提供一定的诊疗服务。
不单是医药方面，宋朝也同样设置了保障贫困百姓就医的“安济坊”。说起这“安济坊”，它与我们所熟知的大词人东坡先生还有一段渊源。元祐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时值当地疾病流行，为了给穷人就医提供方便，苏轼领头在当地建起了病坊，名为“安樂坊”。
崇宁二年，“安乐坊”由官府接管，更名为“安济坊”。此后，“安济坊”这类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馆纷纷在地方建立。明清时期所设立的“养济院”也是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