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我一直在拍生存的挣扎
拍第一部电影《寻枪》前，陆川去选景，行经广西，看到路边处处树着“陆川补胎”的牌子，颇觉奇怪，一问才知附近有个陆川县。该县有两样东西出名，一样是补胎，一样是陆川猪。十几年后，陆川参加电视节目，主持人王自健拿出一袋写有“陆川猪”字样的肉干请陆川品尝，自己却拒绝来一块，因为“不能得罪你”。
其实陆川已经用“猪猪”作为网名多年。他亲手组建过小团体“猪盟”，或叫“猪友会”。大家叫他猪老大、猪哥哥。他的粉丝说，我们叫“粉条”更合适，因为猪肉炖粉条。偶尔有新来的人在他博客上问：你怎么会叫猪猪？像个小女孩的名字。他回答：我属猪。
以上这些实在不像陆川导演的一贯形象——严肃的、深沉的、文艺的；面对争议，总正面对杠，大声为自己辩护；容易落泪，但不卖萌，不自黑。尽管卖萌和自黑已经是这个时代应对嘲讽的有效武器。
他的第一个网名“愤怒的猪猪”也许能联结这两个形象。那是1999年到2002年，他是新浪论坛“影行天下”版的版主。《愤怒的小鸟》还没有面世，那些圆滚滚的绿猪形象还没有深入人心。那时，“愤怒的猪猪”为了电影整夜灌水拍砖，“开始拼智慧，然后拼打字速度，最后拼体力。说理说不过，还有骂。用各种马甲加入战团，如同指挥着千军万马。”
之后，他在严肃的“愤怒”道路上跋涉前行，直到拍第6部电影，才拐到了可爱的“猪猪”道路，制作迪士尼的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5组顶尖摄影师拍了18个月，重点讲述大熊猫、雪豹、金丝猴三家的萌系故事。自然电影不同于传统的纪录片，虽然在拍摄中同样不允许干预拍摄对象，但在后期制作时，自然电影在强烈干预，用拍摄的素材重新讲故事。
小葫芦
陆川现在每天6、7点起床。这位在家“能躺着绝不坐着”的主儿，以前都是9、10点起床。去年10月，儿子小葫芦出生，他发现如果还按以前的作息时间，就见不到醒着的儿子。于是，他调整作息，早上带胖儿子出门遛遛，再去上班。
他给小葫芦换尿布、喂奶、洗澡……他猛然发现世界新的一面打开了，他本来觉得活到四十多岁，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知识是他完全不知道的了。小葫芦一来，他发现，以前电视里播的傻乎乎的母婴产品，原来缺一样都不行。电影里的父子母女桥段，以前觉得俗，嗤之以鼻，现在一看就揪心。他突然开始给朋友们的孩子买礼物，尽管有的孩子都十几岁了，从来没收过他的礼物。“算弥补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忽略。”陆川说。
生孩子那天，他特意约来朋友，给太太拍一套美美的纪实照片。他觉得这是电影人的记录本性，是一定要做的。后来拿着反复看，每次都觉得特别值。他甚至发了三十多张照片在微博上，感觉像自己的第6个作品首映。“那事其实是做给自己的，就是有特别强烈的冲动要去跟人分享。”他说。
小葫芦出生后的大半年，正是陆川剪辑《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大半年。孩子出生后两小时，他不得不离开医院去机场，飞到洛杉矶开剪辑会。然后就待在英国和美国剪，不时看看小葫芦的照片。一个月后，他受不了，要求无论如何得回家一段时间。这可不像他的工作风格，做《九层妖塔》时，他在公司沙发上睡了半年。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时，他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睡了一年。他之前拍每部电影都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巨大黑洞，在肉体和灵魂上都要吞噬你，最后完全把你吸进去干掉。”
尽管英国可以退税，在那剪辑更省成本，迪斯尼还是同意陆川回北京剪一个月。到了春节，美国人不懂这日子对中国人的重要性，继续安排了工作。陆川又请了3天假，来回飞机占去一大半，只剩三十多个小时跟小葫芦待着。还是想见一下。
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诞生在中国》。“很多媒体朋友看完之后说，不太像我的东西。可能这些帮我发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陆川说。
1999年，陆川在博客的第一篇文章里写：“对于婚姻我有恐惧，这来源于我对于父母婚姻长年的偷窥与思考。……当我看见父亲年复一年地坐在同样一个主席位置上冷漠地吃饭和宣布着命令，我感到婚姻的本质是一个陷井。……于是我幼小的心灵中便坚信这样一个信念：婚姻会使人失去理性和崇高的品德。”
现在再问他，他笑笑说：“我这观点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婚姻确实会让人钝化。婚姻和养育意味着要付出和妥协，但创作是自私的、独裁的。家庭生活需要你改变自己，创作需要你别改变自己，你最好像一把刀子一样越来越尖利。”
他已经开始想到，男孩跟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是敌人。“所以我很珍惜现在这段时间，在他还没能力成为我敌人的时候。”他当然希望小葫芦生活得健康积极，但又觉得，童年有了挫折和艰难，才能够给人灵魂中注入一种有力量的东西。可挫折和艰难的程度难以把握，要是过量了，容易像自己一样，成为看很多问题悲观的人。
羊头白蘑菇
陆川的每一部电影都和前几部看来很不相同。不过他觉得里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总在拍生存/生命的挣扎。
“这种生存挣扎的感觉会吸引你吗？”我问。
“不是吸引我，我觉得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停顿下来，垂眼想了一会儿，猛然抬眼，“对，它确实会吸引我，你说得很对。因为我感受到的是，人生中自由、快乐、满足都是暂时的，而那种挣扎、纠结、困顿、迷茫的感觉却是永恒的。那个主题贯穿一生。包括我看我孩子，他一天天地从混沌、懵懂走向一个理性的世界，但他是不是在走向幸福？真的，未必。我觉得他后来会发现，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一个准备，一旦冲进去，并不知道会面对什么。”
《我们诞生在中国》里，陆川最喜欢雪豹达瓦的故事。一开始，3个故事都是太平安定的，“全是好人好事”。雪豹妈妈养大了小雪豹，肥壮的小家伙们开始出门打猎了。陆川觉得这不是中国，“在中国没那么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电影。”有一天，他偶然跟英国剪辑师说，有没有你扔到垃圾箱的素材，你觉得肯定用不了的，给我看一看。对方拿出一个硬盘，里面存着他觉得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迪士尼电影里的素材。陆川找出了雪豹和牦牛搏斗的镜头，还看到了好几只雪豹的死亡，有的病死，有的冻死，有的死在血泊里。他突然觉得，这故事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