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些政治家也是文学家。秦朝有一位大作家，叫李斯。他曾以不朽的名篇《谏逐客书》享誉天下，当然，也并非独树一帜。李斯历叙秦穆公以来都以客致富强而成就霸业，以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其实，这就昭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虽说李斯入秦为大名鼎鼎的吕不韦舍人，但是秦王最后采纳了他意见，取消了逐客令，不久，官为廷尉。秦统一六国之后，李斯任宰相，又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对我国文字的统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说曹操，他有一句名言，叫“外定武力，内兴文学”。他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浓缩到了“八字方针”。于是，他以政治家的胸懷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而他也是历史是的大文豪。其代表作《短行歌》，有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又有“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咏叹。最令吾辈折服的是，他以辽阔雄壮的沧海水景表达了政治家的开阔之胸的名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三行，若在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诗的本色折射出他的政治风貌。
不过，历史上也有科学家兼文学家的人物，比如东汉的张衡。他对人类的突出贡献是，既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与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又创作了以《二京赋》为代表的汉赋。这种现象是极少见的。
文学不是政治，也不能依附于政治，然而，文学与政治又具有某种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已证实了这一点。从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官员，或从官员变戏法地突然成了作家，从来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令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如此。东欧与拉美都有作家成为总统的例子。
李煜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代表。他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二十五岁从政继承王位，在当了十五年的帝王之后，宋师南下，终于国破了，家也亡了，“肉袒出降，被送至汴京，成为被软禁的阶下囚”。李煜工于书画，妙于音乐，在文学方面具有特殊的才华，一首《虞美人》传诵至今，老少皆知，就说明了这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果没有为帝这王的切身经历，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人生感叹的。顿挫生姿，汪洋恣肆，促节曼声，可见他的文学功力了。
生命的历程，亦即一种文化的历程，只是或积极，或消极。生命应给文化以温暖，文化又回头给生命以滋润。据说，这首诗写毕之后，李煜于他的生日七月七日晚，在开封的寓所宴饮奏乐，叫歌妓演唱，声逼朝廷。后来，宋太宗知道了这事，认为他有故国之思的嫌疑，便令秦王赵廷美赐他牵机药，将李煜毒死了。
应该说，李煜有他腐败的一面，在帝位时寻欢作乐；沦为阶下囚，仍沉恋旧欢，不思悔过。落得下样的下场，也是必然，不值得对他怜悯。正由此，李煜一生的历史内涵与文化内容，要大于他生命的几何意义。历史的剧烈演变，似乎为一代帝王的诞生创造了某种必不可少的历史环境，了不一代词人的成就铺垫了某种必不可少的生活基石。
并非歌颂李煜。李煜不值得歌颂。
深究历史的人，才可能认真而严谨地对待自己，与自己的人生。我以为，无论读史书的初衷如何美好，倘不深究过目的史料，都可能于人生没多大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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