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韩先生《开卷》第四期上的《我就是个恶人》，其中有言：“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所不同者……我所作的乃是芟荑，看重的是作品的价值取向，作家的人文品质。芟荑也是一种拔擢，除去杂草，禾苗才会茁壮地成长。”我与韩石山先生有同好，但方面不同，我芟荑的专门是新文学研究方面的杂草，著作和文章中的史料错误。我是一名退休多年的教师，退休前教中国现代文学，也许是一种职业病吧!
读韩先生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后，发现了几点史料错误。在一部二十六万字的大著中，当然是白璧之微瑕，但我认为还是芟荑的好，以免讹传，也希望韩先生大著重印时，能够改正。
我来按顺序说：
第十五页，韩先生说：“这是鲁迅的幸。若没有《新青年》的创办，没有较早参与《新青年》编务的钱玄同的督促，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译出版《域外短篇小说集》的老文学青年，会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销蚀下去。”
鲁迅、周作人兄弟翻译出版的那本书，虽然是短篇小说集，但书名是《域外小说集》，韩先生太疏忽了，无论如何不该错。《域外小说集》人们太熟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重印过两次。即使是笔误，也不该多出那“短篇”两字呢!怎能如此研究鲁迅。
第二十五页，韩先生可犯了个大错误，年代弄错了，后边的阐发全走了样子。第二十四页上，介绍二十年代初那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后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成书前请陈独秀、胡适分别写了序，这时两人都在上海。作者说：“胡看了陈的序后，有不同意的地方，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让陈看了，陈写了篇《答适之》。这两篇小文章，作为‘附注’附在两篇序文的后面。”作者认为，截止的一方多少总会占点便宜。这次“陈独秀的《答适之》写在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之后，就占了这样一个便宜。”在第二十五页上，作者引了《答适之》中一段文字后说：“这样的话，胡适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书出来了，辩论停止了，也就没办法了。这不受用存在心里，总有一天要了结的。胡适这个人，只要他认为有道理，迟早总要说出来。他要说的道理，总有地方可以说。”
接下来韩先生说：“不到一年，机会来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间，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便把他的这股不平之气放了出来。文中引用……”韩先生这里可弄错了，材料年代不对。这部著名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是赵家璧先生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职时编的。一九三四年策划筹备编此书，据赵先生回忆，当年请胡适编《建设理论集》，是托郑振铎先生办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他亲自来北京，去拜访胡适，请他交稿。不久稿到就付印了。该书版权页是：“一九三五，八，三十付排”、“一九三五，十，十五初版”。《导言》末署“廿四，九，三”。胡适这写作时间的“廿四”，该是中华民国廿四年，试想，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书，《导言》能写于一九二四年吗?韩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著作不少，怎能忘了那部《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胡适的《导言》能写于一九二四年吗?也许此《导言》中能找出几句发泄当年不满的话，但如将写作时间安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一年，可太不应该了，韩先生不该犯此史料错误。
第一百零八页上，韩先生说清华学校有四个学生，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给胡适写信，请问怎样在短期内得到国学的常识。接着写道：“胡适是个好为人师的人，他自己就是清华毕业的，知道学生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就很认真地写了一份必读书目。”这里，韩先生说胡适是清华毕业的，怕不准确。我查了好几本胡适年谱，均不如是说。
胡适出身于上海的中国公学，还没有毕业。曾在华童公学任教，后辞去教职，闭门读书，预备投考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一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登轮赴北京，参加考试。后来共录取七十名，胡适为第五十五名。七月发榜后，“这些录取的学生，没有像预定的那样先在清华学堂学习，而是径直到美国去留学。他们于八月十六日在上海登轮赴美，胡适没有来得及回家辞别他的母亲。”(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十四页)九月到美，入康奈尔大学。
因此，我认为韩石山先生说胡适是清华毕业的，怕欠妥当。
第二百八十三页上，韩先生说到李大钊与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时，讲到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说是“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县老家写的”。这可错了，李大钊的老家不在昌黎县，李先生是我的老乡，他老家在河北省乐亭县，他生在大黑坨村。抗战时期我在老家，我们村离他们的大黑坨有好几十里，跑敌情我还去过他们村呢!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是篇书信体的文章，文末有“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字样，韩先生误以为这就是作者在老家写的了。事实该是这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李大钊回故乡。临行前收到《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上边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不同意他的观点，决定反驳，带了刊物回乐亭老家，呆了些时间。我们乐亭是平原，全县没有山。七月下旬，李大钊从家乡去邻县昌黎的五峰山，那可是避暑的好地方。他在那里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文末的“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完全是纪实。八月十七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开学前，李大钊回到了北京。
韩石山先生写文章时，看到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末尾的“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就认定这“昌黎五峰”是作者的老家，那可不行。五峰山在昌黎县城北，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它离李大钊老家乐亭县大黑坨村还有二百多里呢!写这些话，要翻翻材料，不可信马由缰也。
以上四处，是我粗粗读《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后发现的瑕疵。至于大著的观点，见仁见智，就不多说了。我有史料癖，愿在文章中、著作里芟荑史料错误。我和韩石山先生是熟人，通过信，收到过他的赠书，他们《山西文学》还为我发表过好几篇短文。但我认为学术为公器，有了瑕疵，我不说别人也会说的。请韩先生原谅我的唐突。
二○○六年四月六日于北师大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