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音招）歌（今河南淇县），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王的都城，在此居住了半个世纪的我，又一次来到位于城东8公里处淇河岸边的纣王墓，望着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写的“纣王之墓”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望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孟世凯先生撰写的“商纣传”，我的思绪不禁倏地飞回到延续600多年的商朝的天空，回味着商朝由盛而衰的历史……
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大都是顺乎民意。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即是如此。当著名暴君夏桀沉迷于筑倾宫、瑶台，生活奢侈腐朽，“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之时，一直臣服于夏并曾被夏桀囚于夏台后来又被释放的商汤，顺应历史潮流，率兵大败夏桀。共传十四世十七君，有过四百七十一年历史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这样顷刻间崩溃灭亡了。百姓欢迎商军的到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孟子・梁惠王》）可见商汤伐夏之举多么的得人心，军纪多么的严明。正如孟子所言：“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勿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商朝之初，一派兴旺，商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西至陕西西部，北至河北北部，南至湖南北部，东至海滨，莫不臣服于商，就连西方的氏族和羌族，也俯首称臣。《诗・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江山易得而不易守。在没有战乱享受安逸的日子里，商朝的贵族内部发生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权力之争，他们于国家的如何发展壮大而不顾，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甚至不惜刀刃相见，给如火如荼的商朝泼上了一盆又一盆凉水，使商朝的火旺的国势由盛而衰。《史记・殷本纪》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此时，方国叛乱，再加上洪水的不断光顾，更使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雪上加霜。自汤至阳甲之弟盘庚，“乃五迁，无定处。”直到盘庚毅然从奄（今山东曲阜东）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后，气喘吁吁的商朝方才稳定下来，政治、经济、文化方才有了较大的发展，诸侯纷纷来朝，商朝又恢复了元气。至武丁时，商朝达到了鼎盛时期。西北伐鬼方，西南伐荆楚，还一再征伐土方、马方、羌方等，可谓节节胜利。东至黄海，北至渤海，西至青海湖，南至古云梦泽（今洞庭湖），都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之内，商的疆域则比以往更加辽阔。
每一个朝代的灭亡，大都是统治者不得人心，政治腐败，生活糜烂。商朝的灭亡，亦即如此。
商朝的后期，贵族们除对奴隶们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外，最残酷的就是人祭和人殉。他们将奴隶杀死，供奉祖先、鬼神，这就是人祭。据甲骨文记载：商王在祭祀时，一次杀死的奴隶多达数百人。或砍头，或焚烧，或活埋，或宰割等。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妾”，就是用熊熊烈火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入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记载人祭的，其中记有人数的一千九百九十二条，共用一万三千零五十人；未记人数的一千四百四十五条，共用人数不详。
为奴隶主贵族殉葬，便是人殉。据考古发掘发现，为奴隶主贵族殉葬的少则一、二人，最多则达400多人。位于安阳武官村的商王陵墓，仅墓室与墓道内的殉人就有79个。妇好墓中的殉人15个，有男有女，还有小孩。残忍的人祭和人殉，更加剧了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奴隶们或逃亡，或反抗，为风雨飘摇中的商朝走向灭亡埋下了伏笔。
贵族们的生活越发腐朽透顶了，他们沉湎于酒色之中，醉生梦死，荒淫至极。《尚书・无逸》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商朝最后一个君王――纣王，天资聪颖，能言善辩，才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托梁易柱之力。他即位后，励精图治，以期重振先祖之兴旺。他御驾亲征，平定东夷，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战争的胜利，使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有力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战争的胜利，也冲昏了纣王的头脑。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为取悦爱妃妲己，不惜重金，大造离宫别馆，筑广厦高台；让乐师创新淫声，引进“北里之舞”；建酒池，“为长夜之饮”；悬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其间；对妲己言听计从。为博妲己一笑，甚至折朝涉者之胫以观其髓，剖孕妇之腹以观其胎。真是暴虐残忍奢侈荒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暴虐残忍荒淫无度越发加重了奴隶和平民的赋税，越发使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连年用兵东夷，不仅损耗很大，而且造成了国内兵力空虚，早已忍辱待时的周武王，正磨刀霍霍等待时机……
当年，九侯有美女献给纣王，而纣王却嫌该女不善淫欲，怒而杀之，并把九侯剁为肉酱。鄂侯争谏，纣又脯了鄂侯。西伯暗自叹息，却被谀臣左疆告密，被纣王囚禁�里7年。后西伯之臣将美女、奇物、良马等屡献纣王，西伯方被放回。西伯回西歧后，对纣王臣服恭敬，并率诸侯进贡。纣大喜，特赐西伯田地千里，还赐弓、矢、斧、钺等兵器。西伯却借此暗地里扩大自己的实力，以与商对抗。他一边整修内政，增强国力，一边又征伐邻近的方国。为消除将来伐纣的后顾之忧，西、北伐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后又渡河东征，连克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今河南沁阳西北），打通了东进伐纣的通道，直接威胁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接着，西伯又回师灭掉商在西方的关系密切的附属国崇（今河南嵩县北）并将国都自西歧迁至崇，建立丰邑。此时，西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背叛纣王而归顺西伯，而西伯仍不露声色，对纣王毕恭毕敬。众臣在西伯克黎后，都为之震惊，先后向纣王进谏，沉迷酒色而又轻敌的纣王却置之不理，对西伯嗤之以鼻，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岂能撼动我铁桶般的江山？西伯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为东进伐纣奠定了基础，铺好了道路。
早已磨刀霍霍的周武王终于等来了伐纣的大好时机，他继承文王西伯的遗志，联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族或方国，慷慨激昂地历数了纣王的罪状，亲率“戎东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大战一开始，周师如貔、如貅、如熊、如罴。而纣王的主力军却在东夷，拼凑起来的由奴隶和东夷战俘组成的军队，根本不愿为纣王卖命，纷纷前徒倒戈，溃不成军，一败涂地。纣王无奈逃往鹿台，自焚而亡。长达600多年的商朝，就这样断送在纣王之手，重蹈了夏桀的覆辙。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进行认真的考古研究，又通过天文方法回推克商时关于天象的记载，这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此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的末代帝王都未以夏桀、商纣为鉴，又步了桀、纣的后尘。
纣王虽为亡国之君，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看其主流大节，在评点二十四史中仍给予了他较高的评价：“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但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较早为纣王翻案的中国社科院原院长、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也对纣王高度评价道：“我来洹水忆殷辛（即纣王），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像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周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要更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最后兵败自焚，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驳说儒》）
用唯物辨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商朝的奴隶制度是一种极其野蛮的社会制度，奴隶们如牛如马地为奴隶主进行着最廉价的劳动，又如牛如马地任奴隶主宰割，无疑这是应当批判谴责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它使农业和手工业大规模地分工，特别使手工业产生了飞跃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在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那就是商朝最大的骄傲，它的铜、锡合金比例，在今天分析起来都是基本符合科学要求的。铸造这件重达832.84公斤的大鼎，需要几百人同时用手工操作，这在科学不发达的商朝，是多么了不起的工程！是多么了不起的技术！其他的青铜礼器，造型美观，纹饰华丽，制作技术精湛绝伦。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商代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夏代。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就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妇好墓陪葬的就达400多件。且以酒器为主，竟占全部青铜器的百分之七十，品种达10余种。由此看来，商朝贵族嗜酒成风，纣王建酒池“为长夜之饮”，并非空穴来风。
商朝在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轰动世界的甲骨文字。近5000个单字，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记录着对祭祀、征伐、天气、疾病、收成等占卜的结果，刻成了一套极其宝贵的最原始的历史文献，刻成了世界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它和青铜器一样，向世界展示着商朝的辉煌，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灿烂的篇章。
商朝远去了，远去了3000多年，但它在奴隶制度下高度发展起来的经济和文化艺术，永远定格在商朝的天空，永远闪亮在中国历史的浩瀚星空；同时，纣王亡国的教训，也永远值得人们思考、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