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于中国众多的文人而言，注定是一段奔波，也是令人兴奋、激动的日子。这一年叶圣陶五十五岁，和许多进步人士一起，他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的奔赴解放区。但叶圣陶毕竟只是一位民主人士，从他的《北游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那种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也许这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们更可以重温那一代知识分子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心灵的独白，他们的悲伤和喜悦，憧憬与彷徨。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游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心灵的实录。
一、北上之旅
2月27日夜，叶圣陶和二十几位知名的知识分子登上了“华中”轮，踏上了解放区之旅。也许是对前途充满期盼和希望，在船上，这一群人都异常地兴奋，组织晚会，唱京戏、民歌，讲故事，猜谜，充满了欢声笑语。叶圣陶记道：“略有风浪……诸君谋每夕开晚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以此消磨旅途光阴。”有一次叶圣陶还乘兴做了一首七律，前四句是“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又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以答诸位君子。3月1日，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徐铸成四人还每餐聚饮，被柳亚子等称为四大酒仙。三十多年后叶圣陶对此行充满感慨，那次旅途中“大多数都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3月5日从烟台上岸，叶圣陶初见当地的两位中共军政领导，“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3月7日在和一个青年聊天后深为佩服，“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3月8日在莱阳，当地的党政军各机关人员来看望他们，“彼辈均善于谈话，有问必答，态度亲切，言辞朴质”。晚上在田间举行欢迎会后叶圣陶十分感动：“余以为如此之戏，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生面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3月10日在听了当地干部谈收藏保管文物的情形后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所以说3月11日他在华东正式的欢迎会上的演讲――“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至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当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不是客套话。此时他们对共产党具备了更加深入的感性认识。
但叶圣陶做人做事都很认真，对自己的定位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在日记中把邀请他们北上、盛情款待他们的中共方面称为主人。叶圣陶对于主人的热情有所不安。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宣传部长等从莱阳迎接他们，中午正式欢宴，当夜，烟台市党政军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之后又是宴会。叶圣陶表示，“明日行矣，以此为送别，我人深感受之不安”。10日晚到了青州，主人为他们准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青州的党政军首长都到站迎接，叶圣陶又多些感慨：“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绝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3月11日又是盛宴，“菜多酒多，吾人虽尚饱，亦不得不勉力进之”。3月18日，当他们到达北平时，市长叶剑英及众多民主人士等一起到车站迎接，场面很隆重，然后他们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叶圣陶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无功而受禄，感动之余会多一份压力。当然，对主人的各种安排，叶圣陶也不十分清楚，3月25日在六国饭店举行茶会：“初未知何事，及坐齐，始知中共中央今日迁来北平，毛先生与其诸同志将检阅军队，此间诸客人谋有所表示。”
二、恋家心切
叶圣陶是一个恋家的人，朱自清曾评价叶圣陶“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我所见的叶圣陶》）。1923年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时，郭绍虞请他到福州的协和大学任教，结果叶圣陶只在福州干了一个学期就跑回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家。所以叶圣陶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换了一册新的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上“北游日记”四个字。他以为这一回北上，不过是一次时间比较长的旅行，等开完了会，局面彻底改观了，就可以回到上海，继续他暂时中断的编编写写的工作。在1月5日向母亲辞别时想的是不久后回到上海：“傍晚，偕墨及小墨二官至我妹家……八时辞出，请母亲珍重。唯做乐观之想，小游回来，母体仍康健，其他不敢想也。”
因此回家这个想法总是挥之不断，宋云彬的日记（《红尘冷眼》）中有很清楚的记载，5月5日，“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躇。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6月14日，“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不曾想新中国对叶圣陶十分重视，9月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10月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的副署长。8月28日还喜迁新居，“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从此他在北京度过了将近四十年，反而把偶尔去上海看看称作“南游”，这在当时他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三、会务缠身
开不完的座谈会、学习会让叶圣陶感到难以招架，解放区的会多他是早有耳闻。在３月８日参加妇女大会后记道：“察听众神色有兴者不少，皆疾书做笔记。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他也亲自体验开会之苦，甚至一日数会。如从3月22日至4月6日短短半个月出席会议达十一次之多。会多且冗长，6月28日政协会从晚上七点开始，“而余则无所用心，默坐而已……会至一时始散，连坐六个钟头，腰背酸痛，夜不得好睡”。9月5日“会至七时散，一坐五小时，甚觉其疲”。所以当会短时，他十分意外，新政协筹备会只开了两个小时，“初料今夕之会必将甚久，而简短若此，殊感欣悦”。7月19日开文代会末次大会，郭沫若作总结。因为口音的缘故，叶圣陶没听太明白，只听懂一句话“此次大会的费用值小米三百万斤”。就是娱乐晚会，叶圣陶也不想参加了。9月26日这一天政协休会，“夜间有晚会，演歌剧，余惮其劳，未往观”。10月2日准备开新华书店工作会议，一听说“此会须开十余日，亦复不小，余则闻而皱眉矣”。
既然忍受不了对会议的厌烦，叶圣陶就尽量地逃会。5月5日，周恩来下午三点在北京饭店作报告，他和宋云彬在中间休息时脱身看戏去了（《红尘冷眼》）。7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手续很郑重，“及十一时，讨论提案，余即先归”。7月27日开教代筹备大会，“下半日尚有十余人发言，继之即闭幕，余未往出席”。9月12日教育工作者小组讨论，“余应参加而贪懒未往”。叶圣陶对会议也有自己的见解，文代大会是“余以出席甚少，所得无多。他人颇有谓大有收获者。大致知见之交流，自是此会最大意义”。7月24日教代筹委会商量章程和常委名单，“其事本甚简单，而大家好深究细察，遂至十二时毕”。7月26日教代筹备会大会，“开会之事，主席大有关系，主席爽利，进行快速，主席粘滞，即便迟缓。今日成仿吾为主席，即此二事，讨论历三点多钟”。新中国的会多固然是因为事情多需要讨论，能出席大会也是一个人的荣誉的象征，对此叶圣陶看得比较清楚，七百人参加的文代会，主席团竟有一百余人，“主席团之拟定，颇费斟酌。此是解放区之习惯，盖视此为一种荣誉也”（6月25日）。
四、书生从政
叶圣陶乃恂恂儒者，温柔敦厚，诚恳笃实。朱自清曾说“他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的和易出自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我所见的叶圣陶》）。但他有时也很固执，坚持自己的原则。宋云彬曾记载一件趣事，讲叶圣陶年轻时的故事：某次宴饮，主人强客酒，圣陶恶之，再四拒绝。伯翁从旁解劝，谓圣陶故不善饮，请勿强。圣陶正色曰：“否否，余故善饮，独今夕不饮耳。”（《红尘冷眼》8月17日》）叶圣陶长期在开明出版社当编辑，开明人的工作态度是脚踏实地，稳健笃实，一丝不苟，相濡以沫，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开明风”。而在开明风树立的过程中叶圣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又如他在负责文协期间，文协的会刊《中国作家》大家已经盼望很久了，但他对会刊的来稿质量很不满意，“彼此以为勉强筹集，必无佳篇。外间属望此志甚久。而所出平庸，殊失文协信誉……余因托雁冰告有关诸友，望共喻此意，暂不主张此志出版”（1947年8月6日）。他还曾在上年由于种种原因坚辞开明的理事和监事职务，只做一名普通的编辑。
叶圣陶对于新中国的工作也是很认真的，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十分讲究语言，并敢于据理力争。7月3日开会时认为教代会发起缘起“有两处改动，遂文理不清。余主不用缘起，否则以教育人员而出此，令人齿冷。大家皆主张用，并有人谓此稿‘四平八稳’‘平正无疵’。辩论结果，仍决由起草人修改”。第二天“晚饭后，与彬然共同修改教代会缘起，历两点半钟而毕，就原意使之连贯，删成七百余言。迩来此种文字应用甚多，一般人似以为有之即可，不必深究。余则以为非通体完密，得体合理不可。喻此意者甚少也”。叶圣陶拟定中学课程标准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的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唯有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他对于有的文章只重思想性而不管是否通顺的文风深恶痛绝。
叶圣陶说到底是一个文人，作为自由职业者，他已经习惯了那种能自由支配时间的专业化的生活，对于建国初期那种欣欣向上但又不免带些形式主义的机关生活有些不适应。他认为反复参加一些大致类似的会议，听许多几乎完全相同的发言相当无聊。10月13日感叹：“竟日治杂事，不成片段之工作。以后恐将永远如是矣。”总的说来叶圣陶还是了解自己的。但建国初期人才缺乏，他也是身不由己，“余名在出版总署，与乔峰同为愈之之副。他们何以提及余，不之知。余实怕尸其名。就实际而言，余岂能助理全国出版事业之大计乎。唯提出余不愿为，亦殊鲁嗦”（10月16日）。工作中事务多，晚上十一点能到家就已算早，回家经常是“疲劳甚矣”，这恐怕也有违他的初衷。少了点闲情，有时心情厌烦就想辞去工作：“余于工作时间之延长，学习之必须领导而又领导不来，出版署责任之重，编审工作之难以作好，一时纷集于胸，颇思脱去此公务机关。墨劝之，谓不宜如是。余思竟而离去，诚令人觉其怪，然余实不习此也。”
（《北游日记》录入《叶圣陶集》，第二十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