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 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的几种看法。理性选择理论起源于经济学中最根本的一个假设，及经济人假设，经济人采取理性的行动，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其效用最大化。受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在早期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经济利益社会价值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个人在主观上的理性选择有不同的偏好顺序，从而导致不同的选择结果。随着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经济社会学又逐渐对其进行了完善。
周长城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个人是自身利益的追求者；第
二，假定在特定的情景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行动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行动者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周长城，2000）。但是，周却并没有对理性给出一个明确的范围，且这些假设是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内的。
李培林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理性”，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可能所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接着他又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再引入社会学后，其前提假设的变化：1、“理性人”假设包涵了“社会人”，目前，理性人的假设，已经是假设在一定制度下的，偏好受多方面影响的，在追求并非单一经济利益的“效用”的理性人；2、“完全竞争的假设”对“公共选择”与“合作”的包涵，尽管法人行动者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此外，合作也成为竞争条件下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3理性“最大化”假设对“次优选择”和“X效率”的包涵，所谓理性最大化，只是在具有充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充分能力的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而在通常情况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一般只能是“次优”或者是存在“X低效率”的（李培林，2001）。李认为，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其前提假设的外延与内涵也是不断的扩大的，是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
也有学者从五个方面提出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1、个体行动者特别致力于是他们自己的私人财富最大化，或者说不管发生什么，都主观地引起他们的兴趣；2、行动者的主观兴趣或者期待的结果在观念以及实践中基本上是最高的；3、任何社会现存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也是被给定的或是随意的；4、为使他们自己的私人财富最大化，行动者在规范上无拘无束的努力比通过制度化的非理性规范束缚这些努力的任何努力更有可能导致集体昌盛或者社会财富；5、行动者相对不受束缚的追求偏好，比用制度化的规范限制这种追求的任何努力，更有可能产生和维持社会变迁的良性方面――一个稳定、自由、民主的社会。可见，理性选择理论忽略了理性行动者间沟通质量中的变化的概念，强调了行动者是否使其私人财富或主观偏好的最大化（冯学兰，2007）。
由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们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就存在着争执，所以在对该理论进行讨论时，往往导致他们争执的问题就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但是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不断发展，它的前提假设的范围也被不断的拓展，我们知道，社会学所羡慕经济学的，正是它那精致的假设与模型，如果范围被无限制的扩大，那么它的价值与意义就需要重新的审视了。
二、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与批评
理性选择理论自从被科尔曼引入到社会学中以来，就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这些批评伴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方法论上。理性选择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的特征是，在方法论上是个体主义的而非整体主义的，是归纳而非演绎的，是经验求证的而非哲理解释的。然而最能代表其方法论特征、最受争议也最受到激烈批评的，就是其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其相对立的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李培林，2001）。刘少杰认为，理性选择在经济社会学中有方法错位的局限。科尔曼虽然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做了一些改动，即把经济人改为理性人，把经济效益变为包含声望、地位、道德和伦理等方面内容广义的效益，然而，效益最大化原则和计算原则并没有改变，而在社会声望、社会地位、道德伦理等非经济因素上，效益最大化是模糊不确定的，并且是不可计算的。因此，科尔曼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主张计算那些无法计算的非经济因素的效益，实际上是制造了一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错位（刘少杰，2003）。
科尔曼说自己的理论是“系统的内部分析”，是通过对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的研究来达到对系统的研究，从而整合了方法论上的微观和宏观的悖论。但是有学者指出，相比之下，社会学比经济学更关注理性的有限性和个体行动受文化、制度的制约性。这意味着，欲对复杂的个体行动做合理性解释，除了从个体内部进行说明外，还不得不将个体定位于外部文化、制度的框架之上，这样实则违反了理性选择范式所坚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因为这等于承认了社会结构的地位更高，先在并独立于个体的意图。这样，理性选择范式照样摆脱不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宏观结构与个体行动的“二元对立”的老问题（陈彬，2006）。
第二，适用范围问题。刘少杰认为，并不是一切行为都可以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原则去分析，我们应该对理性选择的适用原则作出深入思考，检查形式计算和效益最大化这些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原则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立（刘少杰，2003）。理性主义的行为观认为人类有意识的行为都是理性思考、理性决策的结果。但是帕累托早就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非逻辑行为”，这些行为涉及价值观、信仰和感情领域。其实，韦伯也早就认为除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社会行为之外，还存在着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泰勒认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是无限的，并提出了“狭义理性选择”的概念，认为理性选择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第三，完全理性问题。最大化假设是以人的完全理性为条件的，但是托马斯・J・施弗对理性低估甚至排斥情感的特征指出了质疑,他认为不能忽视人类行为中存在的冲动、无意识和失控。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人们的计算与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且集体决策有时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个人合理性未必带来集体合理性。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因此，阿罗提出以“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
第四，关于个人偏好和行动目的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个人偏好和目的作为研究起点，而且认为个人的偏好是一成不变的，断言“口味这东西是不能讨论的”。科尔曼和费雷罗批评这种将个体价值或偏好和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而不予考虑。同时我们应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彬.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J].东南学术.2006，（1）.
[2]李俊.从理性选择到社会选择[J].社会.2004（6）.
[3]李中原，徐春丽.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局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
[4]周鸿.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简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7）.
[5]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J].社会学研究.2001（6）.
[6]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汇[J].广东社会科学1997（6）.
[7]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J].社会学研究.2007（4）.
[8]丘海雄，张应祥.理性选择理论述评[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9]高连克.论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假设[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5（2）.
[10]刘少杰.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J].社会学研究.2003（6）.
[11]冯学兰.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结构分析[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6）.
[12]周长城.经济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王阳阳，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朱林辉，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