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从性质上来划分,人类学是一种理论方法,而文学是创作实践,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学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实际上,文学本身就应该孕育着自发的人类学意识,或者说本然地就带有人类学思想色彩｡当人类学还没有在近代诞生之前,作为一种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它混混沌沌面目不清地栖身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之中,却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由伟大的个体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获得世界范围的沟通理解能力,自古皆然,概莫能外｡这就可以解释文化传统迥然不同于东方的歌德何以会对《赵氏孤儿》和中国唐诗产生兴趣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学思想的生长发育能力｡当人类学被有意识地提取､整理､升华为一门系统学科后,它在文学上的应用或者文学对它的应用扩大了文学的境界,作家的创作从一己的悲欢､一地的风景､一时的喟叹上升到生命生存思考的价值高度,文学具有了较高层次的哲学意识,“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这句启蒙时代提出的名言又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在这种‘文学人类学’的处理下,文学不再是孤立的字面上的东西,而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古老的神话､信仰､宗教仪式及民间风俗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①同样是描写市民阶层琐事的明清世情小说和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小说根本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文学中的“人类学”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形态:自发的人类学意识和自觉的人类学思想｡
“文革”后的人类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恰好准确无误地演练了这一过程:一开始文学中个人悲剧的呈现隐现着人类学意识的光点;1982年之后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兴盛繁衍,文学也迅速从单薄的个人控诉呼号过渡到追寻民族历史悲剧根源;而最近一段时期的文学写作热点比如底层题材等,关注的几乎是生命生存的最低状态和人性的最卑微之像｡当然,不能说这全是人类学的功劳,但这二者的巧合也足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现代人类学是极其复杂和有着多重交叉的学科,本文所谈的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即狭义的人类学｡建立于近代科学观念基础上的人类学是一门西学,这个名称来自希腊文的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它注重从人的自然特性和人类的文化创造这两个方面客观地认识人,实证地探讨人类的由来与现状｡“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②概括地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重点是人类的文化,特别是原始自然的文化,所以,人类学家大多从远离文明和政治经济中心的民间和边远地区寻找人类学资料｡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必须加以廓清:人类学与文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之间的契合点是什么?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人类学是广泛意义上的人学的一个方向,“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一章第一节写下的第一句话｡人类学致力于原初本真的生命文化的探讨,甚至追溯到原始野蛮的人性起源,这可以说是一个认识人的一个基础性角度｡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一半邪恶的“魔鬼”实际上是人类脱胎于低级动物痕迹的展现,而且往往在许多时候至关重要｡著名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其原因就是因为哈姆雷特心中也潜伏着原始的“弑父娶母”的冲动所致,而精神分析学说与人类学之间正是互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常说的“本真”､“本原”实际上就是指人性中比较原始甚至野蛮丑陋的一面,所谓的文明,就是人极力摆脱动物性力求自我发展进步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争论人到底是“性本善”抑或“性本恶”时无不从对婴孩的观察描述入手,一个懵懂的孩童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形的小兽;而亚里士多德倍受批判的“人是全身无毛两足直立的动物”实际上也是涉及到人的来源问题｡从这一方面来说,人类学成为对人的最低起点､最低限度的认识,首先研究对象是人,是为了解决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做的文化考据工作｡另一方面,“文学是人学”这句高尔基的名言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认同｡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和以往经验的纸上操练｡这其中,那份来自最原始的人类祖先的神秘的遗传和呼唤,不自觉地在每个时代的文学中沉淀下来､映现出来,或强或弱地发出灿烂的光辉｡楚辞“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野性神秘,唐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堂皇富丽,宋词的“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的飘逸灵动,无一不是当时前人思想感情的凝聚结晶而成的,闪耀着古老沉郁的恒久之光｡如果以心理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这可能是人类无意识的原型､意象的复活,由此,通过艺术我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人类生命源头的途径｡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如此说,“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到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③即使是强调“美在形式”的唯美派,其形式也是“有意味”的,这意味又必然关乎人类的生命生存的,富有历史感和文化感｡所以,一个金光闪闪的“人”使客观层面的人类学和主观层面的文学在精神文化领域并肩携手｡廓清了上面这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才能为探讨人类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起点｡
实际上,基于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性,它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要影响和作用是“还原”:还原人,把人还原到动物,进而还原现实､还原历史､还原文化､还原文学本身｡“人类学模式的文学旨在使我们恢复全部的人性,重视人性中一切原始的因素……人类学模式的文学使我们再次成为初民的一员”｡④当年张炜把《九月寓言》寄给《当代》,秦兆阳反对《九月寓言》的两条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小说中所写的解放后的农村成为无组织､无领导､无理性､无社会组织功能的极端贫困､极端愚昧､极端盲目的动物式的生存状态｡⑤这位老前辈的眼光也算敏锐,其实,这正是人类学思想下的文学特点｡
另外,人类学的一些相关学科,如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文化学对文学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它们的作用点主要在于扭转了以往中国文学中的僵化的“文化”观念｡文化,不仅仅是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虽然它们处在显赫的文化中心位置,即所谓的“大传统”,但这些都是短效的或者是虚假的造作“文化”;更真实更持久的文化是那些边缘文化､“小传统”,如民俗传说､神话故事､祭祀仪式､习俗习惯等等｡
“民俗,不仅本身是一种必需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而且在每个社会群体生活中,跟其它种类的文化密切相关联,并互相制约和影响,形成一个‘文化体系’｡它是构成人类的､民族的文化史和文化学的一种重要因素”｡⑥民俗世相具有强大的传承性,它负载着千百年来的深厚文化传统,是基础性的文化基座｡一旦作家意识到了这个宝藏的丰富资源性,他们就会自觉地从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作家张炜曾经这样表述,“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不难想像,民间文学与一个当代作家的关系｡他如果向往更大的智慧与真实,那么,就得学习永恒?熏就得返回民间”｡⑦应该说,这是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共识｡苏童的《米》自序中说?熏“我之所执著于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熏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⑧
神话学和宗教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它也给文学提供了相当多的素材｡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前提､土壤和宝库;宗教的直指人生真谛､宇宙本原､世界终极意义也同样为文学提供了无数的精神营养和永恒形象,元好问的《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衣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与诗相联相通,也可推广为文学与宗教相联相通｡在西方,远溯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中的神话传说宗教题材的运用,近及乔伊斯､艾略特和劳伦斯等人更是成功地使用神话宗教把文学提升到人类学本体论的高度｡文学人类学家弗莱也正是从古希腊神话和希伯莱《旧约》神话着手,去描述和概括西方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式的;神话学家卡西尔则以认识论角度分析神话思维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隐喻关系｡“文学源自古代神话,神话又同宗教仪式互为表里｡因此,神话和仪式是滋生文学结构模式的温床,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将成为确认原型模式､构建文学人类学体系的基础层次”｡⑨近距离观察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神话､仪式､原型等文学人类学题材和视角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也由此带来了文学中的隐喻､象征､训诫品格｡比如,寻根文学中的神话色彩有目共睹,史铁生､北村､张承志强烈的宗教意识让人心灵战栗,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卖血不啻是一个悲壮的以血为祭品的生命仪式,苏童重述了孟姜女神话,他的碧奴除了具有西西福斯不屈不挠的人类追求精神外,这个柔弱女子迢迢千里寻夫途中的悠长哭泣冲垮的岂止又是长城,更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卑劣的人性之墙,叶兆言则把后羿和嫦娥赋予人神兼具､仙气血肉并存的特性……神话学和宗教学加深了文学的哲理思考,给文学插上了想像的翅膀,远古和彼岸的朦胧和扑朔迷离使文学增添了神秘感和神秘美,“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古老的艺术,因为它们有着一种非常伟大的单纯的力量”｡{10}
除了神话学､宗教学,起源于人类学或者说作为人类学一个分支的文化学也对文学产生作用｡“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最早就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定义的,它的内涵极为复杂,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文化的来处和根系所在是人类原始的生命生存经验的世代积累,“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同它的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11}在此基础上,西方的文化学派从不同侧面展开文化研究,古典学派的英国弗雷泽泰勒和美国的摩尔根探究婚姻家庭和原始信仰宗教,法国社会学派中的涂尔干､列维・布留尔注重原始思维的发掘,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结构主义学派的列维・斯特劳斯重视民俗研究｡他们的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功能说､文化模式论､文化结构论､文化圈理论等等文化学理论启发了中国文坛文化观点更新｡如马克斯・韦伯的理论80年代初传入中国,掀起了一股“韦伯热”,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快便在中国有了中文译本,于是作家们理论家们展开了国人文化伦理精神和宗教精神的思考和写作｡这种文化影响力表现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中,就是“文化热”持续了几乎整个80年代,寻根文学寻的就是文化之根,而第三代诗歌运动也面对现实与传统对文化做出了思考｡
另外,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擅长运用神话和远古风俗,他们分别重视起源于原始的“本我”和历史文化的积淀遗存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荣格总结出的“原型”概念成为现代文艺学中的重要术语?熏这是一种心理人类学;尼采的生命哲学中用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和日神来作为精神特质区分人的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类似于“本我”､“自我”的分析,从而也显示出人类学的特性｡精神分析学说和生命哲学由于与文学距离更为接近,所以作用力更为明显,几乎当代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和生命哲学的影子｡这些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间接作用｡
二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古老的甲骨文可以算作是最早的文学创作之一,没有人类学的文学照样辉煌｡但那只是锦衣夜行,很容易戴上形式､体裁的镣铐,远离了文学之为文学的宗旨,沦为文字游戏｡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从《古诗十九首》的淳朴自然发展到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提升,再到唐诗宋词的气势乃至后来明清的台阁体､同光体形式上的精致,就文学特征而言,是一路的下滑趋势｡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来越注重“人”自身,人类学恰好给了文学一面观己鉴他的明镜｡人类学是什么?它面孔稚嫩内里却沧桑深邃,一起步就牢牢地把脚踏在了过去――时间或空间上的过去,原始自然本真是它特别感兴趣的特性,力求从最初的本原来探讨人｡而朴素的文化或文明是人性的毫无遮拦的最大敞开｡
中国文本中最原始的人类学思想应该从《山海经》就已经开始,里面的地理分布､奇风异俗是想像夸张了的人类学资料;以后各朝各代的诸番志､民族志更是人类学的原典,所谓的“蛮戎狄羌夷”是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划分｡历史进入了20世纪,系统的人类学从西方正式传入,中国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诸多如费孝通､李安宅､林惠祥这样的大家｡
神话研究是中国人类学逐渐走上正轨的推动力｡19世纪末,西方的神话学家就已经提出过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了先驱性的探索,日本学者的贡献尤为突出｡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当为中国神话学的最早文献;夏曾佑提出“传疑时代”之说;王国维借鉴印度希腊神话对比中国南北方文化;蔡元培从心理学角度解说神怪产生原因;周作人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方面贡献颇大;鲁迅的《破恶声论》(1908)､《中国小说史略》(1923)等都对中国神话作出了研究｡其它关注神话问题的先驱者还有茅盾､梁启超､闻一多､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郑振铎等｡从国内外分析中国神话入手,人类学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方法,人类学自然会在中国文学中有所体现｡
20世纪以来,人类学思想已在中国文学界崭露头角｡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人所共知;茅盾引进比较神话学梳理汉族古神话;郭沫若从婚姻进化史角度阐释甲骨文;闻一多从神话､民俗学角度求解《诗经》､《楚辞》之难题;李应伯､卫聚贤从图腾理论入手重述古帝王系谱;夏纯声从民族学旁证出发破解古代礼制风俗;郑振铎借人类学视野透析商祷传说……人类学已经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但这还处于前人类学阶段,是考古式运用,还不是一种有效的现代方法,比较零散而没有形成气候｡
民族的多灾多难使这种前人类学思想也几乎窒息｡从20世纪初到建国后的“文革”,战争与政治成为压在人类学嫩苗上的巨石,社会学和政治伦理学迅速庸俗化,刚刚破土而出的人类学思想被不由分说地挤了出去,退缩到少数民族风俗纯学理研究的狭路上去了｡文学界在接连而来的战争和政治暴风雨中疲于奔命,已经越来越趋于“异化”,失去了表现人的本质特色｡“红”色的政治和“黄”色的伦理成为文学的主色调,文学的特性被情愿不情愿地自动遮蔽了,这使得原本应该繁花灿烂的文学之路乏善可陈,而且越走越窄｡尽管作为一种隐秘的集体无意识,文学的人类学特质依然渗透于那个时期的作品之中(比如赵树理的创作在迎合政治需要的同时也带有很大的民间意义),远古的神秘原型依然出没于文学作品中(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巩护钟一节,那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刑天甚至开天辟地的盘古)｡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更为明显的显性结构来看,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是两条粗大的绳索,牢牢地把当代文学捆得寸步难行,其本身的艺术特质破碎而曲折含糊｡
文革以后,文学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它由政治的禁锢利用中解脱出来,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逐渐达到了文学本性方面的探讨,文学是人的文学而不是政治的附庸｡到80年代中期,人类学出现在中国的时机依然成熟,它终于盛妆出场了｡人类学气势磅礴,一开始就把文学恢复到“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以后人类学以广阔的视野披荆斩棘,打破了文学领域中政治伦理学层面的道德和历史经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还原出一个混沌杂乱但却更接近真相与实质的现实｡人类学对于文学的复原和形象重塑功勋卓著｡
在这里,我想用“三度转向”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嬗变轨迹｡整个80年代,文学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向:首先,文学由政治的急切控诉转向“人”的觉醒,人类学思想又开始有所复苏｡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1984年之前,无论是朦胧诗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意识流小说,主要是文学不自觉地朦朦胧胧地呈现了人类学的特征,属于自我萌芽阶段｡由于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撑,文学不过是凭本能爬出“文革”泥沼｡那时候无论是文学还是人类学双方面的条件都不足以使人类学在中国蓬勃生长并对文学施加影响,是文学举起“人”的旗帜一步步在向人类学靠近｡其次,进一步的转向是从现实的浅层观察思考探入到民族历史文化根源｡当代文学鲜明地体现人类学思想,或者说文学中的人类学由自发的意识到自觉的思想的完成是从杨炼1981年的诗歌肇始､风俗文化小说为铺垫､第三代诗歌为探索,到寻根小说终于蔚为大观｡这其中文学的关注点也实现了由近距离的现实到民族历史文化的二次转向,这个转向的关键点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而第三次转向则是由文人情感和意识转向鲜活的生命特别是民间的生命｡如果说在前两次转向中,人类学意识和人类学思想是分别对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创作思想背景的还原,那么,文学的第三次转向则是很大程度上在人类学的带领下,通过生命高度特别是民间生命的抵达还原了文学本身,还原了朴素的面目｡1989年之后基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交合作用,文学由启蒙的中心地位降落到边缘地带,实际上是正得其所,消除了紧张的应用性,转为自在个体的情感与现实表述,无论涉及现实还是心灵,由于主客体本身的复杂性,摆脱了负累的文学能够沉入到对生命生存真谛的思考之中｡这就从文化转向了最少现代文明“污染”的自在民间――当下相对原始纯真的民间的生命生存,这是对前两次转向的品质提升和深入｡文学解放过程中返回“原始文化”的结果是找到了原始的生命生存｡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前两次转向带有很强的“启蒙文学”的性质;后一次转向则属于“文学启蒙”,是完成了启蒙任务的文学本身的新生｡文学走的是一条“往后”､“下行”的路线,从文学的表现对象开始然后追本溯源最后是自己的解脱和放松｡由文化到民间,由民族到人类,由启蒙到审美,由神话到哲学,中国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下降沉实却更广阔深远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作家的前景好像光明起来｡这个过程伴随的是人类学影响的日渐深入和加强,并渗透到了骨髓当中,逐渐成为作家和理论家们理论探讨和作品创作的一种潜意识｡当然“转向”并不意味着和过去未来一刀斩断的孤立,是就大的创作趋势和文学思潮而言｡在这期间,人类学经历了文学中的自发的人类学意识到后来明确的理论对文学推波助澜,有一个人类学自我生长的过程｡整个80年代,人类学和文学都在发育｡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丰富多元的｡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基于众多原因处于“无名”状态｡相对于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操作和意义拆卸,“内容”似乎在文本中又一次显现出来,作家一反80年代后期的“零度情感” ､冷漠写作,经济､历史､女性等社会问题得到了反映｡这样,新时期文学就经历了一个社会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社会中心的轮回｡另一方面,在广泛的后现代语境中,人类学已经汇入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等诸多思潮中去,涉及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化诗学甚至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呈现多元融合趋势｡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德里达和拉康的解构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女性主义重新书写女性历史构想中都可以看出人类学理论渊源｡其中,人类学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的结合在90年代的作品中尤为突出;新世纪以来,涉及社会焦点问题底层写作､农民工写作是吸引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点,另外还有神话改写和改编的题材也逐渐升温｡
概括人类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横向扩展的层面上来说,人类学使文学恢复了“人”学本质;而从纵向方面来看,人类学从传统和历史的根源处思考文学,使文学成为一个前后连接的系统,具有了整体性｡这样看来,人类学具有还原和连接的双重作用｡同时,人类学还不仅对“文学是人学”这一路人皆知但不懂所以然的文学命题给予了理论层面的观照和解释;更直接的效果是,人类学也带给了文本创作崭新有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方向｡也就从人类学的引入为契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开始变得厚重沉实丰盈饱满起来,一反以往以社会政治伦理学为圭臬的机械僵硬､浅薄单一､乏味粗陋的局面｡文学的价值由此得到了提升和飞跃｡可以说,在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一统文坛的情况下,当代文学不可能有大的变革｡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芝麻开门”的符咒,它使迷茫的当代文学豁然间柳暗花明进入了“另一村”,成为当代文学观念和创作上的分水岭｡人类学给文学领域打开了一扇久已封闭的厚重的门,门外是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朴素而深幽的世界｡尤为醒目的是,人类学的进入使当代作家对于民族神话中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运用日趋熟练,从无意识的呈现到有意识的运用｡比如,从《红岩》中的坚定的革命者江姐到《人到中年》中疲惫的女医生陆文婷,再比较一下不同时期当代女作家的作品《生活秀》和《长恨歌》,文学中的人性因素越来越多,文本创作中的“有意味的形式”也愈发明显,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则直接对应着一个洪水神话,当然最明显的是最近的苏童重述孟姜女神话和叶兆言的后羿与嫦娥神话还原写作｡
人类学点石成金般的神奇效力使得中国文学界为之瞩目,也获得了国内理论学者和创作者们的一致青睐｡创作界带有人类学色彩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显露苗头的风俗小说,到特征明显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再到风起云涌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乃至后来的沸沸扬扬的新生代小说､女性主义,人类学越来越频繁地显身赋形｡结果是文学中附加或强加的成分渐渐被剔除,最本真的生命和生存层面的东西显现出来｡文学终于近距离贴近地观察人的生存种种,对人究竟是什么给予了有效的思考和表达并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的最终旨归所在,人类学是沟通联结作为形式的文学和作为实质内容的人的桥梁,或者人类学是源源不断提供营养的绿叶,文学是直韧的枝条,它们共同撑起了粲然灿烂的人之花｡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身心自由的获得带来了人类学的重新复活和长足发展,文学枝条也由此由一点新绿抽出而发展成蔚蔚丛林｡看起来,人类学与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关系是如此密切,人类学拯救了文学,文学又宣扬光大了人类学｡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人类学与文学的纠缠枝蔓的关系是一口很有意思的井,淘挖下去或许能发现一些东西｡
当然,从它的命名､定义和门类来看,人类学是一门彻头彻尾诞生在西方的学科｡但由于它特殊的研究对象“人”及其文化,在中国它当然也可以找到感应点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的历史比较短暂,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没有经过太多时间的淘洗和磨砺以完善,还有诸多不确定和变动争议的因素;加之中国80年代以来文学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因此,探讨人类学与中国文学关系虽然不失为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①《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38页｡
②《文化人类学》,林惠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1页｡
③《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荣格,转引自《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101页｡
④《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熏 [美]魏伯・司各特,蓝仁哲译,《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⑤《五十年的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何启治,柳建伟,《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⑥《民俗是民族文化史和文化学的重要因素》,《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钟敬文著,董晓萍编,中华书局,1996年11月,第一版,第196页｡
⑦《纯美的注视》,张炜,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第8页｡
⑧《米・自序》,苏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10}《音乐影响了我的创作》,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熏2004年,第8页｡
{11}《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熏1995年重译本,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