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个母亲的慈悲情怀和警察的社会责任，陕西监狱局的一级警督张淑琴在陕西收留了２４６个流离失所的罪犯子女，自筹资金于１９９６年５月成立了替罪犯代教、代养、代管的儿童村，为罪犯的子女们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此举在国内外绝无仅有，人称“世界第一村”。她和她的“世界第一村”轰动了世界。
本文是张淑琴感慨万千地向读者的真情述说。 ?
罪犯的儿女也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１９８４年我在陕西监狱局办的一张内部报纸任副主编，经常要去监狱或犯人家庭采访。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一个犯人揭发了监狱中的未遂暴动，立了大功，我采访时告诉他已被减了七年刑，他像没听见似的半晌没说话。待我转身要走，他突然给我跪下了：“队长，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孩子？”他的妻子也在监狱服刑。
我一路泥泞赶到他家，他的老母正病在床上，五个孩子因贫病交加已死了一个，一个孩子胳膊断了没钱治，最小的才４岁，全部辍学在家。
１９９０年的一天夜里，一个女犯因为她的孩子下落不明，自杀了。这些犯人惟一未泯的良知就是对孩子的牵挂，孩子是他们回归社会的希望。孩子不在了，她们的希望也灭绝了。
王军是个老实勤快的女孩，我刚认识她时，她才１６岁，因过失伤人在少管所已待了一年。这个知青的私生女从生下来就像个皮球似的从这家踢到那家，待送到少管所时，已有了四个爸爸三个妈。当她从少管所返家时，第三个养母又病逝了，无人管教的她又去偷窃。结果她又“二进宫”了。我心里一沉，这个孩子再没人拉一把就毁了。待王军解除管教后我把她领回了自己的家，对她说：“姨家里虽不宽裕，但有我孩子一份就有你的一份。”第二天我掏钱让她上了裁剪班，三个月后拿到结业证出来却找不到工作。我和两个女儿商量，省下点钱再让王军上个电脑学习班。我把想法对王军一说，她一下子抱住我：“姨，您放心，以后再有人叫干坏事，我绝对不干了。”
那几年像王军这样的孩子我收留了五个，都是出了少管所没人要的。我资助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后再离开我家。１９９５年我调到少管所做调研工作，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这几年青少年犯罪率高，不少少年犯就是因父母入狱后生活无着落，就到社会上偷、抢、打、骗，滑入犯罪的深渊。“六一”节我们开着警车送一些少年犯到女监探监，很多母子抱头痛哭，听着他们充满悔恨和无奈的哭声，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想，要是这些孩子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家，得到社会的关怀，或许不至于犯罪。我是一个警察，事关消除犯罪隐患，为什么我不能尽点力呢。
“六一”节过后没几天就是我４５岁生日，自从１９８４年丈夫因为第三者与我离婚后，我和女儿们一直相依为命。那天下班后我回到家中问女儿们：“妈妈把你们都养大了，现在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你们支持不支持？”大女儿马上表示一定支持，小女儿还拿出攒了几年的５０元压岁钱，说是给我的事业投资。真是母女连心。我激动地一把搂过她俩：“你们真是我的好女儿！”
“女村长”又叫“丐帮帮主”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我向陕西省分管政法的副省长徐山林汇报了办儿童村的想法，徐省长很支持，当即批了５万元给我做启动资金。陕西三原东周公司为儿童村提供了房舍。
１９９６年５月，我国第一个专收犯罪分子子女的儿童村在三原县成立了。儿童村一成立就引起国际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议会代表团、英国儿童救助中心、美国《纽约时报》、法新社等国际组织和媒体纷纷前来参观、采访，称儿童村为“世界第一村”，称我为“村长”，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个雅号叫“丐帮帮主”呢。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为了解决城市犯人子女的代养问题，我们先后在西安成立了第二、第三家儿童村。２００１年２月，又在北京顺义县筹划办了“特殊儿童北京示范村”。
儿童村的费用全靠社会捐助。有一个月我跑了５８家单位。有一次，一家服装厂捐助我们一批化纤布，说可以拿来给孩子们做衣服。我一听就乐了。有的厂拿不出捐款，送几桶酱油、醋什么的，我们也欢迎。１９９８年春节，上海电视台请我去做嘉宾，寄来了一张飞机票，我把它换成了火车票，省下的钱给孩子们买了白面。
１９９８年６月，儿童村账上只剩下６００元了，而我仅有的５０００元存款早就捐了出去，拿什么来解这燃眉之急呢？才几天我额前头发急白了一片。终于一家大企业同意我们去谈谈，我们在大太阳下等了三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让我们进去了，没想到接待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出来：“我们挣钱也不容易，给罪犯孩子捐款，没这份爱心！”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儿童村�孩子们一看到我，欢呼着迎过来，抢着帮我拿包，拉我的衣服，连衣服也抓不着的孩子委屈地跟在身后嚷：“张老师�您走慢点，我给您拔拔白头发。”老师告诉我，一个孩子出水痘，连饭也不吃，闹着要找我。我赶到宿舍，孩子脸烧得通红。“娃，老师走得急，没给你买点好吃的。”“不要好吃的，老师您搂搂我吧。”我轻轻地把烧得滚烫的小身子搂到怀里，孩子满足地笑了。此情此景，让我心里热得发痛�为了这些孩子�再大的委屈我也认了。
第二天，我接到省政协副主席的电话，说香港１５万元捐款到位了。放下电话的我快活得哭了。
几年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下，儿童村终于度过了最初的艰难。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我带着儿童村的孩子小龙去见他服刑的爸爸。听说和爸爸见面，孩子高兴极了。路上我给他买了四个面包，但怎么劝他也不吃，光喝水。到了监狱接待室，孩子郑重地把面包拿出来：“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在这里好好改造，学点技术。”
小龙的爸爸愣住了，儿子还没出世他就因打架斗殴被判了刑，没想到孩子幼小的心灵还挂念着他这个不称职的爸爸，他惭愧得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一旁的管教干部告诉我，他刚因打架闹事被关了禁闭。这么懂事的孩子竟有这么混帐的爸爸，我气得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拽出来：“你知道我们怎么养大你儿子的？就这样他饿肚子省下的面包也留给你，就因为你是他爸。你对得起谁？你不能为了儿子管管你这双拳头吗？”他抖抖索索地蹲下，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地上。这个一向自诩流血不流泪的犯人第一次哭了，是儿子殷殷的亲情催化了他心中未泯的良知。回到儿童村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张老师，我从来不敢想我这样的人也能有儿子，也没想到是政府在养着他。能遇到你这样的好人我为儿子高兴，我要为儿子争气，争取早日父子团聚。”像小龙父亲这样的来信，儿童村每年都要接到四五百封。这是亲情的力量啊，亲情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
孩子都是太阳花
在为儿童村奔波的日子里，欣慰的是，我始终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二女儿小燕１９９７年从西安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一直跟着我为儿童村东奔西跑。有人劝她：“好好的记者不当，跟着你妈瞎忙什么。”女儿却说：“舍不得我妈累着。”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２００１年４月初，小燕到河北去联系儿童村的基建工程，在路上出了车祸，她被撞成腰部压缩性骨折，住进了石家庄医院。我连夜赶往石家庄，当一脸憔悴的我站到了女儿病床前时，女儿心疼地说：“妈，您这么忙，还来看我？”我俯身紧紧抱住孩子，潸然泪下：“燕子，妈妈不能没有你！”
庆幸的是，我们的努力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社会的认同。２００１年３月，“焦点访谈”节目向全国亿万观众介绍了儿童村，社会各界纷纷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６月２日我们向社会招募心理辅导志愿者，短短四天，报名的就有１６０多人，大多是大学生、研究生。不少国际大企业也慷慨解囊，赞助建立儿童村的心理辅导室和宿舍。
我在家的院子里栽了好多太阳花，我和女儿们一有空就给它们浇水。别看这花不起眼，太阳一照就红了，我希望儿童村的孩子都像太阳花！
（摘自《家庭》 原标题为《一级警督和她的“世界第一村”》 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