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祝福 音乐性 基本幻象 人物 我 摘 要: 《祝福》这篇小说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幻象的音乐性;一是人物生命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一是“我”与创作主体对对象的感觉所表现出的音乐性。这三个方面所具有的音乐性,既与音乐的一般艺术规范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与音乐的本质的深层契合,正是这种深层的契合使这篇小说具有了众多深沉意蕴与魅力。
《祝福》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同时期的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基于不同的知识素养和不同的思想、文化、艺术的感受对之进行了多样的解读和评说,其成果不说汗牛充栋,也起码相当可观。不过,这些解读与评说大多囿限于小说的思想文化逻辑与艺术框架,虽不乏周全充实给人以启迪之作,也常有巨篇宏论让人拍案叫绝,但视野在小说文体及范式中的恒定也直接限制了艺术思维与理性评说更广泛的展开。于是开始从音乐性的角度阅读《祝福》这篇小说,也于是就有了这篇关于《祝福》的跨艺术阅读的文章。
一、基本幻象的音乐性
艺术的基本幻象是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提出来的,她认为,任何艺术都有它的基本幻象,这是各门艺术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并与别种艺术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的标志。就小说来说,它的基本幻象是虚幻事件;对音乐来说,其基本幻象则是虚幻时间。《祝福》作为小说,其基本幻象与其他小说一样,也是虚幻事件。这种虚幻事件在两维中存在:时间与空间。空间是事件存在的环境及样态形式,时间则是事件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更为重要的形式,正如巴赫金所说:“在文学中,时空体里主导因素是时间”①,没有时间,事件无法展开,也就不能存在。所以,“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忠诚尤其重要,没有哪部小说是不谈时间的”②。小说的基本幻象与音乐基本幻象的联系性也主要表现为时间性。不过,两类艺术基本幻象的时间性,并不是指作为艺术展示自己内容所需要的长度,而是指作为情节发展与情绪宣泄所包含的长度。这是因为,时间性的第一方面的所指在小说与音乐中是完全一致的:小说用文字描写事件需要一定的长度,而音乐用音响表达情感也需要一定的长度,长度尽管有不同,但这种长度――时间的性质则是同质的,都是外在、客观的时间,主体无法干涉,也无法虚构,都具有不可隔断的绵延性和自然逻辑的限制性。而时间性第二方面的所指由于是内在的、主观的长度,是主体虚构的长度,这就不仅使它们在性质上有了区别,也使它们在艺术世界里有了更为意味深长的联系。
区别是显然的。小说中事件存在的时间可以停止,也可以逆反。正如萨特所说:“在福克纳小说中,从来不存在发展,没有任何来自未来的东西。……相反,他的现在就是无缘无故地到来而中顿。”③“现在并不存在,它只是变;一切都是过去的。”④音乐却无法让虚幻的时间如此;但音乐表达情感的时间可以和声的方式重叠,让各种对立的因素在同一的时间中再现,“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⑤,而小说却无法做到。但它们的联系也是显然的,都注重时间的线性特征和循环(重复)特征,都注意主体的时间体验和主体赋予时间的意义等,从而使它们能用各自不同的物质材料以及不同的艺术手段在各自的世界中表达相通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与善恶分明的价值倾向,以不同的虚幻的维度构成的形式,勾连起基本幻象的时间性本质。而《祝福》基本幻象与音乐基本幻象的契合也正是在这种本质特征方面的契合。正是在这种契合中,这篇小说不仅显示了自己跨艺术的气度,更由此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显示了深邃隽永的意味。
《祝福》的基本幻象事件,其主体部分――祥林嫂的遭遇,是在过去时态中存在的,但却是由“我”在当下叙述的,也就是说,小说的基本艺术视点是现在的,是在现在时间的框架内对过去事件的回溯,是创作主体站在当下,并根据当下的时代语境对过去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后的展示,从而也就使过去的事件具有了现在的意义,也势所必然地使一切价值的评判具有了当前性与强烈鲜明的时代性。《祝福》基本幻象被呈现的时间的现在性的意义,不在于叙述者是否站在现在叙述过去的事件,也不在于其创作主体对过去事件的评判是否具有当下意识,甚至也不在于其基本幻象的时间性与音乐一样具有在场性与当下性的特点,而在于这种现在性获得的否定性逻辑以及悲剧的艺术范式与音乐的深沉契合。
黑格尔曾经说过,音乐现在性的获得是以否定的方式进行的,是在新起的音响对前面音响的否定过程中获得的。《祝福》在这方面与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祝福》在当下对过去的叙述,也首先是否定性的,当然,它否定的不仅有学界普遍认可的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更包含着主人公自身的精神病苦,特别是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精神病苦。而这种否定,还不是仅仅借助“我”当下的叙述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基本幻象中时间意义的展示构成的。仅仅就对主人公精神病苦的否定来看,其否定往往具有双重性。就祥林嫂自己的生活而言,作品所描写的是她现在的生活,而过去的生活却一直如影随形地伴着她并直接地影响着她现在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当她第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时,小说只简单地交代了她不幸的过去及来到鲁镇的原因:“死了当家的,所以出来做工了。”正由于过去的时间及她在过去时间中的经历在小说中展现得特别的少,也就留下了众多有待填充的充斥着谜团的时间空白,她现在劳作的意义及现在的时间对她的意义也就被搁置起来了。直到她被婆家人偷偷地绑架走,谜团被揭开,她现在劳作的意义及现在时间对她的意义才得以显现。她现在对自己十分辛苦劳作的“满足”以及“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的心理与生理变化,在构成对现实时间意义肯定的同时,也在时间的链条上构成了对过去时间意义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在表层的意义上是祥林嫂自己用现在的满足对过去的否定,深沉地看,过去时间对她的意义与现在时间对她的意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形态的差异。如果说过去她是做奴隶而不得的话,那么,现在她不过是做稳了奴隶。而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的时候,鲁迅在深刻地揭示基本幻象中过去时间与现在时间的尖锐对立的同时,不仅否定了现在的时间对人物的意义,而且将本来是有价值的过去时间也一并否定了。祥林嫂被婆家劫走后虽然也有十分痛苦的遭遇,但儿子的出生和存在却给了她生活的巨大意义,时间在这一阶段真正成为了她作为生命个体的一种深度,一种证明自身价值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刻度。但当儿子不幸悲惨地身亡后,当一切有意义的事情及其存在的时间已经过去后,祥林嫂却始终无法从过去的时间中走出来回到现在。她之所以不管场合总是反复地念叨儿子的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她真诚的、痛彻心脾的后悔和不能忘却;另一方面又形象生动地表明了她对过去那段时间的刻骨铭心和无法自拔。她不愿意从过去的时间中走出来,是因为过去的生活里有她生存的全部意义与快乐,过去的时间已经被凝固在了她的主观意识中,而现在的生活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她也就在主观上无法清醒地感受到时间的现在时态。小说写她反复念叨儿子的事情,在情节设计的意义上是显示了她的不幸遭遇以及后来人们对她冷漠的态度,而在本质的意义上,则揭示了她对时间意义的主观否定。由此,在小说提供的基本幻象中我们看到,过去的时间与现在的时间在祥林嫂的生活中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过去的时间对她来说是有意味的,却已经无法回去,但她却偏偏想回去、要回去,并用反复向人念叨儿子的事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愿望、强化着自己愿望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虽然在道义上是可以存在的,但在事实上又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的时间对她来说是没有意味的,却是现实的,是必须面对的,但她却恰恰就是不面对,也不想面对。由此也使主体人的欲望与客观的、不可逆转的时间形成了相互的否定:时间的线性运动否定了她主观的愿望;而她主观的愿望又竭力要否定客观的时间的运动。人物的被毁灭和小说的悲剧性也就在客观的时间与主观的时间意愿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相互否定中被逻辑地(而不是当下的“我”的叙述)导引出来了,一出悲剧,一出震撼人心灵的悲剧也就在客观时间与主观意识无法相协调的矛盾中被天衣无缝地完成了。
一出悲剧是完成了,但小说的意味却还在发散。这也许就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否定与音乐一样还是不断地向未来开放的态势带来的一种良好的艺术报偿。发散与开放的结果,首先是主旨的拓展。《祝福》的主旨是什么?当然首先是否定与批判。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十分明确了,而这种否定与批判不仅是对制度残忍、丑恶,不人道的否定与批判,更对民众麻木、愚昧,不觉悟的精神状态给予了否定与批判,这些否定和批判是直接而深刻的,是振聋发聩的,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按照小说自身的艺术逻辑,应该说,这种否定与批判只能是这篇小说的直接主旨,还不是最终的主旨,最终的主旨则是由这种否定与批判的倾向所导引出来的一个建设性的主题:重塑健全的国民性。这一建设性的主题,不仅是否定与批判倾向的导线和方向,而且也是小说最终的目的和最深沉的内涵。现在的问题是,小说要重塑的健全的国民性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一般说来,健全的国民性在理性、社会的层面是指抛弃了愚昧的清醒的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这是学界早已认可了的,但就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而言则是对时间的清醒感受与把握。前者是高义上的追求,后者则是健全国民性的基本内容。如果基本层面的认识没有完成,那么,高义上的精神重塑是无法展开的。《祝福》所展示的正是重塑健全国民性的这样一种逻辑:祥林嫂的不觉悟,固然是因为她对不合理的制度没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做奴隶而不得或做稳了奴隶地位也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她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时间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其结果当然就使其无法开启自己的灵魂之窗与理性之门。这正是小说深层的主题。其次是艺术意味的丰富。在小说过去与现在时间的对立和不断的否定中,一种艺术的张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
二、人物生命与生存的音乐性
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一书中曾经指出,音乐不是谁后天给予人的,而是人固有的基本精神特性,“很多(即使不是全部)产生音乐模式的基本过程,都可能在人类的身体构造以及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模式中被发现。”⑥所以,音乐性是人天然具有的本性,对音乐特性的研究当然也就是对人的某种本性的研究,起码有助于对人的本性的研究。正如马英■和陈铭道两位在译校《人的音乐性》的《译者前言》中十分中肯地断言的一样:“如果我们对包括音乐创作在内的音乐结构进行研究,并从整体上去学习一些关于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构知识和人类思想核心性质,那么,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结构准则也会昭然若揭。”⑦他们不仅认可了约翰・布莱金的音乐是人固有的精神特性的观点,而且认为音乐的结构与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结构几乎是完全相通的。
《祝福》主要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物生命与生存的音乐性:一是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一是人物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音乐性。前者往往通过人物显在的生命迹象来揭示生存的状况,并由此揭示人物自身的音乐性;后者则通过描写人物最突出的行为在不露痕迹中展示人物的音乐性。但不管是在什么层面,也不管其角度有怎么的具体的区别,《祝福》都匠心独运地在人物生命与生存的音乐性中灌注了深厚的哲学与美学意蕴,给人无穷的玩味和解读的浓情与真趣。
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描写,当然要首推与主人公祥林嫂有关的描写。这些描写所揭示的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既是悲剧的,也是喜剧,是悲剧与喜剧的交融,从而在不同的情景中表明了鲁迅对人的音乐性的不同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
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时,作者是如此描写的: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我们首先来看《祝福》在第一次写祥林嫂时对人物精神特征中的音乐性的揭示。有学者曾经指出:“音乐的表达更注重人类的内在生命。”⑧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应该说是人的内在生命催生了音乐,而不是相反。人的内在生命之所以能催生音乐,并必然地选择音乐承载自己内在生命的感受,是因为人的内在生命的感受比起外在生命的感受来要复杂、飘渺、模糊得多,它“就像森林中的灯火那样地变化不定”⑨,但又要固执地寻找倾诉的渠道,当人类创造的地球上最神奇的花朵――语言都无法满足其内在生命的需求时,音乐则以其媒介与音响的非语义性、抽象性及模糊性的特征,有效地承担起了表达人内在生命诉求的神圣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内在生命的诉求,往往是音乐性的。而祥林嫂向“我”询问灵魂的有无的问题,在现实的意义上是其生存与死亡的人生选择的一种需要,但在精神的意义上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诉求,其姿态、情态、心态都活脱脱地表现了人精神特性中固有的音乐性。所以,当小说中描写出祥林嫂询问灵魂有无问题时的神情是疑惑而又执著的时候,当这位已经完全沦为乞丐,仿佛木刻一样的人物涉及到灵魂有无问题时“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的时候,当“我”踌躇、胆怯而回答得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时候,人物内在生命的特性也就被清晰地展示出来了,其音乐性的本质也就在这一情节中得到了平实、直接而又形象的表现。这可以说是《祝福》对人物精神特征中音乐性揭示的典型例子。
与之相比,小说对人物外在生命迹象的音乐性的描写虽然十分隐蔽,但在形式上却更为生动,其艺术与思想的内容也更为深刻。
作为直接揭示祥林嫂生命迹象中音乐性的描写的最精彩也最具有典型性的句子是“那眼珠间或一轮”。眼珠的“间或一轮”在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状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节奏,一种由表面的生命现象构成的节奏。这种节奏在强度上很轻软、柔和,但在功能上则很强劲、深沉,尽管它没有声音,表面上仅仅只是作为人物“活着”的一种生命的迹象存在着,但却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与音乐在这方面的艺术效果异曲同工。音乐的节奏作为“音高和休止在时间中的一种流程”,它“能把音乐的音高材料或‘音响事件’有逻辑、有秩序地组织起来,从而产生有意义、有性格、有特点的组合,进而形成音乐主题”⑩。小说中“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同样有这种艺术上的结构功效与主题功效。这一“节奏”,尽管反映的只是祥林嫂现在这一时段的生命与生存状况,只是对人物描写的一个片段,却有效地勾连起了祥林嫂整个生命的历程,它虽然是不变的,但由于描写的基点是动态性的,描写的内容是祥林嫂生命与生存形态巨大变化,因此,“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虽然不像音乐的节奏具有展开性,但在艺术逻辑上却导引出了一系列丰富而充满变数的悬念,一系列在内容与结构上都不能不回答的悬念,一些在审美上不能不让人追问的悬念,诸如:既然祥林嫂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她原来是怎样的呢?她的生命与生存境况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导致她发生如此变化的客观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她主观上的原因?等等,由此,“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就不仅仅只是人物还是“一个活物”的直接证明,只具有显在的实证的作用与意义,而且还成为了进入人物生命历程的一个通道,一个内在地被开通了的通道,这个通道的艺术路标指向人物生命与生存状况的过去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这个通道的思想路标则指向小说的主题,其功效具有了双重的特性,从而使“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成为了关于人物的命运乃至整个小说创作意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艺术结点,在有力而生动地勾画出了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巨大变化之后,小说悲剧性的主题也就水到渠成了,或者说是被“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像音乐的节奏一样,通过自身保有的内在逻辑,有秩序、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并被凸现出来了。所以,这句生动、传神的描写,虽然是用文字完成的,在形式上没有音乐节奏的分明形态,但却与音乐节奏在审美效果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之音乐的节奏更具有可资分析的深刻内容与多样的艺术效果。更何况这其中还包含了惊讶、同情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也包含了清醒的时间意识,既表明了鲁迅对人的认识的某种哲理性的判断,也在艺术的层面切中了人与音乐的种种联系。
如果说,上面用“那眼珠间或一轮”的不变的节奏,从内到外地揭示了人物命运变化的内容与功效很值得分析的话,那么,小说后面对祥林嫂用不变的口气、语调、话语、句式,即用不变的节奏,在不同的场合对人讲述儿子的事情的行为描写,则更值得分析,因为它更有深意。
就祥林嫂讲述儿子事情的形式(包括节奏)看,这种形式由于是不变的,因此,在方式上就构成了音乐所常具有的特性――重复。重复在音乐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它既可用自己不变的特征凸现音乐的主旨与主题,也可用某种因素的反复出现构造某种特有的艺术效果,它是音乐常用的虽简单却艺术效果明显的手段,所以,很多音乐家,包括很多伟大的音乐家都不能不对它垂青并在自己创作的乐曲中使用它。而祥林嫂讲述儿子事件的重复既与音乐的重复作用有一致之处,但也有很显然的不同。一致之处在于,祥林嫂讲述儿子事件的方式以及事件的内容都是重复、没有变化的,而这种重复对于小说主旨与主题的凸现是有显然作用和意义的;而不同也是存在的,并且似乎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在反衬出小说与音乐不同的艺术本质的同时,也揭示了从音乐的角度阅读小说的优势:能更好地发现小说中蕴含的,而音乐无法蕴含的内容。这种不同主要不是表现在形式与方法上,而是内容与性质上。由于祥林嫂讲述儿子事件时,形式与方法是不变的,而内容又是一律的,这就使其生命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的重复不仅仅具有了凸现主题,尤其是小说的深沉主题的意义,而且使小说所叙的事件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判断都发生了深刻的质变。音乐中的重复,包括节奏的重复往往只能强化某种意蕴,却无法使意蕴发生质变,至多会使艺术效果受损。如有的乐曲由于重复过多且没有把握好度而形成一种“惰性”,使人感到枯燥、厌烦甚至因麻木而对之无法产生反应,这也只是艺术效果上的失误,而乐曲要表达的主题虽然会因失误而显得不鲜明,但主题不会质变,不会由批判的主题质变为赞赏的主题或相反。而祥林嫂的重复就不一样了,她第一次,甚至两次、三次、四次用重复的形式讲述重复的内容,其行为还是悲剧性的,但当这种重复越过了限度,其行为则发生了质变:由悲剧性变为了喜剧性。尽管喜剧性不是祥林嫂儿子事件的本质(事件的本质是悲剧性的),也不是重复这种凸现事物特征形式的本质(重复的本质是中性的),它只是听厌了祥林嫂重复儿子事件的人们的感觉与态度,但,事件与祥林嫂的行为毕竟借助重复的形式,在不自觉,也不情愿中发生了质变,由此也带来了审美价值判断与思想价值判断的转向:由悲剧判断转向喜剧判断;由肯定性判断转向将“无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的否定性判断。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无价值的东西并不是祥林嫂儿子事件本身,其否定性判断也不是指向这一事件,而是指向“重复”这种显示事件的形式,是对祥林嫂重复向人唠叨的形式使用过度而生发的意义与效果的否定。
三、“我”及创作主体的音乐感
《祝福》中的“我”具有多重的角色与作用。他既是作品中的一个独立的具有充分个性的人物形象,又是作品故事,特别是主人公祥林嫂不幸遭遇以及人物生存、事件发生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的叙述者;他的思想认识既代表了20世纪初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其思想与价值意识又显示着创作主体的理性认识与情感倾向。作为客观存在于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他自身的生命状况与行为本身是具有音乐性的,这一点前面已给予了一定的论述;而作为叙述者,其叙述的内容往往具有很强烈的音乐感,或者说是他在对象身上所感受到的音乐性。这些音乐感也可以说是创作主体的音乐感的形象反映。这些音乐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更赋予小说以很鲜明的哲理意味。
小说中有这样一些描写与叙述的内容:
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
这是对鲁四老爷的生命与生存状况的叙述与判断。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
这是对一群人的生命与生存状况的叙述与判断。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是如此。
这是对鲁镇“祝福”习俗的描写。
前两段的叙述与判断虽然简约,主要揭示的是现实中生活的人们变与不变的生命与生存状况,但在主体的角度上表达的却是“我”的音乐感。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小说这里对鲁四老爷与“他们”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叙述与判断而言,其潜在的指向是人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单是老了些”的叙述,虽然指向人物的形态,但潜在的含义则是对时间的客观属性的认可。后一段对鲁镇祝福习俗的描写,则直接地表明了一种时间意识。不管是前两段中的感觉,还是后一段中的感觉,从主体的情况看,这些感受都是音乐的,如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则可以说,这些感觉不仅是音乐的,而且是与音乐的深层特点吻合的。
所谓音乐感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指对包括了音乐的基本因素声音和节奏、音高、音强等存在形式的感觉;二是指时间感。前者是显在的音乐感,是人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感受到的;后者是深层的音乐感,是流淌在人的生命中与意识中的感觉,是对音乐存在的本质的感觉,或者说是契合了音乐存在本质的感觉。上面所举之例的音乐感很显然与前者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与后者关系密切。我的分析也主要在后一个层面上展开。
在本文的第一节就提到了“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一观点。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时间是音乐存在的基本形式。小说所叙述的那些人与事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时间,是“我”也是创作主体鲁迅本人从自己的角度对人与事的某种时间感觉,这些时间的感觉从表述到判断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如认为鲁四老爷和“他们”“单是老了些”,就表明了时间不可逆的本质特点,但更多的感觉却不是一种线形的时间感,也不是物理学赋予的客观时间感,而是主体抹平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情况与客观情况后得出的时间感,是纯粹主体自我的时间感不具有客观性,如认为鲁四老爷与“他们”比先前并“没有大改变”,虽然加了一个“大”字似乎承认他们还是有一点“变”的,认可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客观的制约性以及人无法离开时间而生存的规律性,但从其潜在的意识与主体的价值认可来看,“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价值意识的保守性与恒定性,即不变性。如果说,前两段中所包含的时间意识的纯粹主体性还是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后一段书写的关于祝福习俗的情景,其包含的时间意识则是地道主观性的,彻底地剔除了时间的客观性,完全抹平了时间过去、现在、将来的界限,表达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循环时间感觉,是没有差异的时间感。这里所说的“年年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不仅不合物理意义的时间状况,也与我们经验的事实及感受相左,因为,今年的祝福虽然和以前一样是祝福,但形式与内容上的相同并不能说明规律上的相同,更无法说明时间意义上的相同。正如我们先人所说的,万物皆变,无事常恒,这是事物存在的规律,祝福作为一种习俗虽然年年存在,它每年也都总有一定的变化,也不可能跳出“变”的规律,只是变化的幅度也许太小人们感觉不到而已。至于时间的无法停止性和不可能中断的特性,更在绝对的意义上使今年的祝福与以前的祝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最直观的事实是:今年的祝福在物理时间中已经让去年的祝福成为了历史,这既是常识,也是自然的规律,正如希腊哲人所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这种革去了时间的客观属性纯粹以人的内在感觉为基础形成的时间感,却正与音乐本体内在于人而外在于己的时间性有着惊人的一致。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小说的音乐性特征不仅加强了、突出了,而且魅力也更为丰富多彩了。
正如我在文章的前面所指出的一样,正因为“现在”成为了音乐能证明自己实有的基本时段,所以,当前化也就成了音乐形成自己时间规范的最基本的倾向,在场性则成为了音乐本体的基本时态与基本的时间属性。小说中“我”认为鲁四老爷和他们与先前相比“没有什么大变化”,其简朴的言说以及形成的判断,既是人物一种现在状况的描述,又让人物的过去生存的时间以“我”的回忆的方式出现于“现在”生存的时间中,甚至让人物的将来也在这种不变中得到了某种具有价值意味的暗示:如果其思想观念与生活意义不得到改变,明年,甚至几十年他们也不会有“大变化”,其小说的主旨也就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简单的叙述与判断中,在小说展开主要内容叙述之前就已经被点染出来了,也为后面主要内容的叙述定下了一个基调;而“我”身处今年鲁镇祝福的情景中所形成的与过去鲁镇的祝福情景相比“今年自然也如此”的判断以及所表达的时间感,则也既是对祝福这种习俗当今状况的描述,也让过去的时间以前提似的形式当前化了,至于“年年如此”的判断,则是一种以想象的方式让将来存在于现在中的时间感,一种强烈的在场性的时间意识。这种“当前化”与“在场性”时间的感受,既是海德格尔指出的人在生存中对时间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感受,也是音乐给人的最切近、最直观的感受;这种时间感既包含了深沉的悲剧性的精神内容,揭示了人物与鲁镇社会面貌与精神面貌的停滞不前,表达了“我”的哀戚之情以及深刻的理性意识,摹写了无聊、无奈的“我”在鲁镇这个我的故乡的实际的生活处境,又吻合了音乐本体“现在”的时间性存在特征,构造了一种主体始终“在场”的音乐情景。在这种音乐情景中,“我”这个独立的人物的面貌及实质也得到了清晰的映现:“我”已经不仅是一个鲁镇的“他者”了,也不仅仅是当前和后面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见证者了,而是鲁镇里第一个觉醒了的先驱,第一个从鲁镇中出走而“变”了的人,第一个获得了深刻的理性精神的启蒙者。也是在这种音乐情景中,作为叙述者的“我”的作用与意义在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的同时,也得到了提升:我不仅在叙述故事,我更在评判故事的性质;我不仅是我,我还是创作主体。同样,小说第一自然段与第二自然段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不仅仅是交代背景和人物了,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与主人公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叙述与描写,也不仅仅只起到引出“我”见到主人公祥林嫂的引子,它们实际是为整部小说深刻主题定调的一组文字,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小说描写自我感受的文句,使其小说开头的这些文字强烈的音乐感在这些文句的字里行间力透“我”的悲凉的心境表现出来,从而在文字勾画的“我”的清醒、理性的精神境界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出一种音乐的情趣、音乐的时间,表达了一种语言所没有表达也难以表达的音乐的心绪。
时间性虽然是音乐的本质,但这种本质它不是抽象、虚化地存在着的,它往往在音乐最基本、最主要的艺术形式――节奏中得到直接而感性的再现。节奏除了音的高低、对比、强弱等规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规范,这就是音的周期性循环,即重复。小说中“我”对人们与祝福习俗无变化,年年如此的主观感受,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揭示的也是一种循环,一种重复,是现在向过去的循环,将来对现在的重复。就我上面所引用的小说中的“我”的叙述与判断来说,这种循环、重复的时间感,在凸显了“我”及创作主体的寂寞感、孤独意识以及批判意识的同时,也将主体鲁迅改造国民性乃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诉求曲折地表现出来了。这正是小说中“我”及创作主体的音乐感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之一,也正是这篇小说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与魅力之一。
作者简介: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②[英]爱・摩・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③④[法]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嚣与骚动〉》,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第161页。
⑤ 汪流等编:《艺术特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⑥⑦ [英]约翰・布莱金著,马英译;陈铭道校:《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第20页。
⑧沈致隆.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