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一部反映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小人物在合作化进行过程中的表现，使读者贴近那个时代，更贴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读懂了他们心中的彷徨和无奈。
关键词：山乡巨变，小人物，农业生产，合作化，平凡
作者简介：李佳桐，女，（1986―），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发表于1958―1960年，是一部反映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凭借着他对生活的深厚积累，以及对农村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研究，表现了合作化运动进程中的复杂和艰巨，并揭示了在小说中被塑造为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等一些小人物在合作化进程中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在历史的浪潮中，在合作化的道路上，他们的彷徨与无奈。
其实，所谓的小人物是相对而言的。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像邓秀梅，李月辉，陈大春等一批为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息的党员干部的光辉形象，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发光发热。但是，在同一片土地上，这些一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充满小农意识，只知道狠作田的农民在这些领导面前常常默默无言。相对于表现出崇高感的干部形象，他们是显得那么的平凡和渺小。
在这些小人物中，贫农陈先晋第一个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陈先晋是一个朴实又勤劳的农民，而且已经有四十年作田的经验了，“四十年了，年年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照旧”。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一心只知道作田，为生计奔忙，辛苦奔波。生性不善言辞的他，更不问世事，只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财致富。而且在他的大舅子詹永明起来革命，反而被反动派杀害之后，他的这种想法愈加坚定。
在希翼发财致富的过程中，陈先晋不自觉地对土地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他的一亩山土“是他跟爸爸，吃着土茯苓，半饥半饱，开出来的”1，而且，他始终难以忘怀父亲临终时留给他们兄弟几人的话：“只要发狠做，你们会有发越的。”2土改后，他又分到了水田，加上以前的山土，凭借自己的勤劳以及日久的计划，他梦想中的财富就要成为现实了，这时却传来办合作社的消息，内心的不情愿可想而知。这样一位农民，有着这样的背景和经历，对于合作化的抵触，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在他的认知里“树大分杈，人大分家”再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嫡亲兄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如今说要把二三十户人家扯到一起，搞得好，我不姓陈。”3可以说，作家对陈先晋的心理描写是深刻而又真实的，内心真实的想法与现实政策的矛盾注定了陈先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是艰难而又痛苦的。但是，无论多痛苦、彷徨、无奈，加入合作社确实必然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他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大部分是在土改中分得的，是组织给的，而现在组织上又以办合作社的方式把土地集中到一起，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理由来反对；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来，陈先晋勤勤恳恳的作田，然而发财梦却遥遥无期，这也使的他的家庭成员在对他组思想工作的时候，陈先晋的立场有所松动。在“恋土”这一章的最后，陈先晋在天还没亮的时候披着上衣服就出去了，放心不下的老伴儿让女儿出去看看，女儿回来说：“妈妈，爸爸蹲在土里，低着脑壳，不晓得在想些什么。”4我们通过陈先晋辗转反侧的整夜不眠，从他对自己和父亲开垦出来的不肥沃的“土”的恋恋不舍，仍然能够感受到他加入合作社时内心的纷繁复杂，甚至能察觉出他入社是被动中的彷徨与无奈的抉择。
在《山乡巨变》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人和陈先进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就是王菊生。这个人物虽然还被称作菊咬筋，但是依然是一个勤劳，能干，渴望通过劳动过上幸福生活的朴实农民。
王菊生在很早就过继给了现在的继父母，但是他过继之后费尽心思霸占财权，还气死了继父这个人物一正式登场便又当众羞辱继母。小说通过对这些情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财心重，对人尖，令人厌恶的人物。而且，通过王菊生为了拒绝加入合作社所做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菊咬”成为羞辱的代名词，就连李月辉六岁儿子都最怕别人说他是“菊咬”，使得王菊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令人从心里想排斥的人物。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发生在合作化背景下的。王菊生劳力强，土地好，农具又齐全，具备了不愿入社农民的所有条件，因此，在大家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情高涨的加入合作社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入社的重点宣传对象。在空间上，以盛淑君为首的宣传队利用各个地点对王菊生进行入社宣传。她们把宣传的标语贴到醒目的地方，比如他家的猪栏、大门以及山里进口的竹子上。在心理上，“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路”，“农业社，真正好，村村插起双季稻，割得快，收得早，单干户子气死了”这样的标语内容又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针对性，所以，王菊生在没有自愿入社之后一直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中。而王菊生先装病，后与堂客之间假装吵架闹离婚的表演，正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在政治与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出于本能的为了捍卫自己不入社自由的彷徨而无奈的抗争。应该说，这种抗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王菊生的内心充满了悲壮的色彩。据周立波讲：“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缩影，有些是另外两个富裕中农的行状。”5可见，在这部作品是对当时一个阶层农民状况的反映，在大的主流思想控制的行为表象下，隐藏的却是小人物深刻的彷徨和不安，悲哀与无奈。
有很多学者把《山乡巨变》归结为红色经典，认为这部小说在艺术创造上实践着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反映出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某个最重要的阶段和侧面的重要场面，甚至还通过作品本身表达了作者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鲜明的爱憎以及强烈的革命倾向性。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的迫切要求”6，而且“作为一部概括时代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反应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7。其实，《山乡巨变》虽然展现的是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却不难看出它的另一面――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如何逐渐渗入到农村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的。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在合作化进行过程中的表现，使读者贴近那个时代，更贴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读懂了他们心中的彷徨和无奈。
注释：
1.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
2.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
3.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
4.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页。
5.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版。
6.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页。
7.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
参考文献：
[1]周立波：《山乡巨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7月。
[3]伍艳妮：《生活的遮蔽与敞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35卷第5期。
[4]罗平汉：《从小说〈山乡巨变〉看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理论视野，200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