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9年建国前，毛泽东曾与斯大林联系，商讨建国大计与两国关系问题，中共原计划1950年1月1日建国，斯大林经过考虑，建议中方于1949年当年建国，这样就可以避免苏俄在1918―1922年被资本主义国家干涉、围攻的被动处境。于是，中共决定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国。10月2日，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关键词：建国 中苏关系
建国之初，为了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段，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 ，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建国刚刚两个多月，为了加强两国关系并争取苏联的援助，毛泽东远赴苏联为七十岁的斯大林祝寿并商议两国双边关系及苏联援助等重大问题。
早在1945年8月，苏联曾与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30年），此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中苏必须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以代替旧约。在毛泽东访苏期间，美国对红色中国采取的是观望态度，杜鲁门为了拉拢中共，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公开演说（时毛泽东仍在苏联），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战”，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美国不会干涉中共解放台湾。而毛泽东访苏长达两个月，主要目的就是要废除《雅尔塔协议》中对中国的不平等部分。由于杜鲁门1月5日的演说，斯大林很快作出了让步，于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区别于旧约，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加上“互助”字样，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美国于1950年4月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美国这一政策的转变在1950年6月25日即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即已制定，也就是说，无论朝战爆发与否，美国都会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美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也只是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增强远东的防御力量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衰落，美、苏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加强，美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盟主，苏联则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手，两大阵营相互对抗。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富尔顿演说后不到10天，斯大林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演说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前奏曲。
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的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和影响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由于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苏联出现最高层的权力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其地位远不能同斯大林生前担任的总书记相比。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与此同时，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经受多年的战争洗礼后，新中国一穷二白，并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得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苏联援华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1956年出现的旨在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苏联国内出现推翻赫鲁晓夫的浪潮，内外交困的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不顾军方的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中国建立核工厂。
进入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巩固了国内的个人地位，对中国由帮助为由转为加强限制。1958年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提出建立苏中联合舰队，毛泽东当时就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是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是要控制中国，并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转告给赫鲁晓夫。1960年7月，赫鲁晓夫在不同苏联其他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个人决定一个月内撤回在华全部1390位专家。至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不予支持为由，对华援助全面停止。
随后的中苏论战，是60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发生，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从而使中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
中苏论战持续了10余年，双方都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批驳对方的思想。在赫鲁晓夫时代，双方关系已经有所恶化，但并没有达到分裂的境地，中苏关系的裂痕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中苏的分歧已经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方面恶化为国家间的敌视状态，到1969年3月更是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事件发生后，双方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邓小平同志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月期到60年代的争论期以至武装冲突；从70年代的对峙期，过渡到80年代的缓和期，直至中俄关系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格局。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十分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于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具有相当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2、《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5、《中苏关系史纲》 沈志华 新华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