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成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林彪曾偶然雅兴，役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的怪病还都曾差点耽误毛泽东的军国大事。1950年9月3日，国难思良将之际，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电告急盼东北边防军统帅尽快到位的高岗：“林粟均有病……暂时均不能来。”
国内战争创造了最好战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干”了两个的林彪、粟裕，“卧龙凤雏左右得一”，随便哪一个不病，毛泽东的心就不用那么提到嗓子眼上。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蒋介石也将曾把亲自嘉奖过的他俩看成劲敌，却又徒唤奈何，无计可施。他说关内的粟裕“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关外的林彪则是“战争魔鬼”。有他俩，毛泽东的觉自然睡得安稳；而没有他们，蒋介石的头上大慨也会少不少白发。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林彪与粟裕，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这时候，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千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林彪宽慰粟裕，然后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粟裕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这一点，比粟裕进入中央要早，洞悉许多内情的林彪也是相当清楚的。粟裕还向林彪解释说，自从1932年离开红一军团后，在赣东北、福建、浙江工作，对中央苏区情况不了解。抗日战争中在苏中、浙江工作，对延安情况不了解。
粟裕说，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这个时候，粟裕头上戴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里通外国”两顶高帽子，“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一职被解除，中央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还找他谈话，不许他接触部队了。患难见知己。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风险找粟裕，而且说些忌讳的话，的确有上古侠义之风。
两年后，也就是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今非昔比，因为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这次扩大会议的主持人，粟裕将这些他过去虽然担任总参谋长要职，却不能尽兴尽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气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听后很是赞赏。休息期间，他又主动找到主持军科工作的粟裕，郑重地说，军事科学院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
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条是“争夺军队权限”。起因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六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不但说没有必要，还认为粟裕别有用心，“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
1962年6月，粟裕又将自己这个思路重新提出来，请叶剑英转给林彪与中央军委。林彪从战备需要出发，很赞许粟裕的观点，因此很快就建立了这种部队。
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清茶一杯，畅谈了许久。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又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
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
(摘自《领导文萃》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