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漂泊”是海外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严歌苓以独特的“漂泊”情怀，内省的眼光，冷峻的思考，写实的笔法，用双重的文化身份审视着世界，创造了一批属于世界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严歌苓 漂泊 目的性
海外作家在创作中流露出混杂的身份标识，他们既不能完全融入他国文化，也无法完全脱离“本国”文化的影响，更难以用第三重身份进行抒写，叙述方式自觉陷入“漂泊”状态，处境尴尬。因此，以“漂泊”为主题的小说表现出无目的性 [1]，呈现一种游走的形式。
“在美国的所有华裔女人中，严歌苓是一个了不得的异数。她制造了一条常人不敢想象的道路，把本不能走的路，硬走成路。”[2]严歌苓小说中的“漂泊”主题，在表层无目的性中暗含着某种深层的目的性。她的文学创作不再囿于海外文学创作模式，看似无目的性的创作，却反射出一种追求真实的合乎目的性，与“漂泊”主题相悖，却又与“漂泊”形式本身紧紧融为一体，漂泊成为一种概念，更是一种象征。
一
被动地叙述着身处异地的感受，不愿意退回到本身的文化之中却又无法从本身的文化中突围，是许多海外华人创作中的硬伤。与海外其他华人作家在斟选之后的被动适应相比，严歌苓对于他国文化接受呈现一种少有的主动性。女人天生的敏感给严歌苓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她的视角不单纯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的视角，她的叙述中既有着西方的、男性的目光，又显示出一种女性的柔美。
严歌苓从小辗转于上海和安徽两地，参军后的生活使她在游走中审视世界、开阔眼界，更真实地接触着世界。行走是她创作的源泉，而漂泊则成为她创作的文化空间。这种浓厚的“漂泊”意识，始终贯穿于严歌苓的创作之中。严歌苓笔下的“漂泊”，并未脱离“文革”这一历史事实。她的小说创作以心灵世界为内容，展示了无所依靠的漂泊之感。《白蛇》中的孙丽坤是一种精神的行走，最后的行走只是她精神行走的一个回归，信念的幻灭迫使孙丽坤面对现实，而决绝地拾起她最初对于爱情的一点向往，成为了她在文化冲突下内心纯洁的唯一庇佑；《天浴》中的文秀渴望逃离牧区，她本身对于生活的想法则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些人物的“漂泊”是悬浮在精神之上的，她们看不见脚下的陆地，仅仅追求一种精神的归宿。这种悬浮的“漂泊”情怀，以内省的眼光，冷峻的思考，悲悯的情素，写实的笔法，在大洋彼岸另一重文化体系之中审视着世界。“漂泊”的情怀已远非一种精神冲击下至高的抉择，而是心灵永远无法靠岸的焦灼心态。严歌苓将这种心态巧妙地融进创作之中，无须赘述，无须话外音，读者只需要在感性磁场下进行创作与接受的互动，不由自主且无所羁绊。
二
徘徊于对母语文化的眷恋和对他国文化的斟选之间的海外作家，主观的接受与排斥直接影响着创作的心理机制，从而使作品中呈现出对移民生活的描述与深思，并有意无意地迎合着他国文化，自然地流露处于多重文化境遇中的文化亲疏感。而严歌苓则清醒地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所谓“游牧”，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民族彻底认同，因此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的。但它又不可能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3]。严歌苓乐于做这“游牧”的一员。游离于主流，她的观察更冷静，更易于看到新鲜的出人意外的人文景观和沉淀于社会表面下的真实。这种状态在中国文学上被称为“无根”，诸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高行健的《灵山》、包括三毛的作品等都有“无根”小说的痕迹。严歌苓的创作不是漂泊的“无根”状态，而是“驮着无形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4]她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母语文化，并在多种文化系统中汲取养分，以第三者话语的立场，将海外文化透视给母语国看，呈现一种冷静的审视。
严歌苓喜欢在作品中叙述历史，更善于回避史诗性的描写而将历史本身与作品自然结合，以写实的笔法去描绘世界。“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塑造。”[5]《魔旦》是严歌苓在这一类作品中比较突出的代表。小说描写了旧金山一位很出名的旦角阿玫以及与他有相似生活经历的另外两位旦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中国最早移民到美国的时间片段。严歌苓以写实的态度关注移民华人的生存问题、同性恋问题，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在这部作品中都有体现。严歌苓善于运用西方人的思维却采用的是东方人的语言进行创作，这一点更集中体现在关于爱情与性的描写中。“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宇上。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6]大胆的思维与中国文化的传统连接，通过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真实地剥离人的欲望、困境、及其对于生存的感知。严歌苓所找的写作支点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剥离，以及这剥离文化的紧紧融合。她既不探究文化的优劣之分，也不轻易去标榜自己的文化选择，只是做了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感知。此时，“漂泊”以第一人称的身份主动地深入两种文化之中，用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彼此的文化，融汇着对不同文化的种种特殊感知。
三
严歌苓的创作经历了从“中国作家”立场向世界主义“作家”的观念转变。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不断地变化叙述角度，让她的创作更加收放自如。“异质文化生态环境中则为严歌苓小说创作的形而上探求提供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厚土，首先萌发的是海外生存挣扎的重重体验，一枝一叶总关情；其次延展的是作家对族类根性的钻探与体认，盘根错节生发明义，葱茏绿意织就严歌苓小说理性美园地间最绚丽多姿的道道风景。”[7]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认知融合，为严歌苓女性身份的创作增添了很强的思索力量。在她的笔下，华人的生存境遇是主人公们努力追求改变的动力，游走成为一种不断定位移居生活、在异国重新建立身份的追寻过程。她小说中有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相对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一类是年龄较大，嫁到美国且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严歌苓及其笔下的人物是一群清醒逃离第三世界生活处境的出走者。他们满心向往的新世界，不仅摆脱经济上的贫穷落后，还要满足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文化上的多元共存，可以说寄托着这类人在第三世界、在现实中国所不能达成的全部心愿。他们最初心怀美好的希望，无论多苦多难都顽强坚韧地生存着，试图扎根于这片新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异国的认识渐渐深刻，才发现自己的想法中的不切实际，才明白空间改变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最终，“漂泊”不再是移民者所认识的现状，而是主动迎合他国文化，努力成为他国文化中的一员。
在《扶桑》、《人寰》等作品中，“漂泊”已经只是写作的一个视角，严歌苓在“根”与“非根”间自由转换，叙述本身已超出国界，飘洋过海，多种文化资源在她笔下重新整合，融会贯通。“漂泊”的身份是创作依托的切入口，行走的姿态则是作家不断融合的方式，“漂泊”最终成为了一种情怀，而行走则成为了一种必须。严歌苓以双重的文化身份讲述着故事，创造了一批属于世界的文学作品。
注释：
[1]赵毅衡：《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上海文学，2005年，第6期，第271页。
[2][5][7]高侠：《站在中西文化语境的交叉地带——论严歌苓小说创作对理性美的自觉追求》，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第138—159页。
[3][4]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期，第108-109页。
[6]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3期，第61页。
（宋珊 陕西省延安大学文学院 71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