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须与人类政治史紧密相连，留不留胡须，已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标志性装饰。 1860年10月，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家住纽约州北部的小女孩格雷斯·贝戴尔给林肯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11岁的格雷斯写道：“我有4个哥哥，他们中有两人已经决定投您的票，另两人不投给您。如果您让您的胡子长起来，我会尽力让不投您票的两个哥哥改投您的票。所有的女士都喜欢胡子，她们会叫她们的丈夫投票给您，您就能当上总统了。”
林肯马上给小女孩回信说：“我从没有留过胡子，如果突然开始留胡子的话，难道你不觉得人们会说那是件愚蠢做作的事吗？”
不过，不久后，林肯还是下了决心，他对理发师说：“比尔，让我们给胡子一个长出来的机会吧。”
最后，林肯赢了选举，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
林肯留胡子的决定，开始了美国政治史上的“胡子时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登上总统宝座的都留有胡子，仅有一人例外。如果你放眼全球，便会发现，拿破仑三世、卡尔·马克思等很多政要或思想家在同一时期也不约而同地留着胡子。
留不留胡须，仅仅是个人喜好问题吗？至少对于政治家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隐喻背后
事实上，胡须本身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包含着多种象征意义，但这些“隐喻”有时也促使一些现代政治家远离胡须。
在拉丁语中，“胡须”（Bart）一词是现代英语中“野蛮”（Barbarous）、法语中“野蛮人”（barbare）以及德语中“野蛮人”（Barbaren）的词根。在古罗马人眼中，留着长长胡须的人，就是当年拿着斧子在欧洲烧杀抢掠的野蛮人。
在近现代政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仁丹胡”颇为有名。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仁丹胡”成为这个疯狂独裁者的标志。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卓别林就是带着这样的胡子饰演了希特勒，并用这样的形象发出“我们希望所有人幸福共存，而非痛苦”的宣誓，讽刺这个制造屠杀、征服的独裁者。
2000年，奥地利行为艺术家胡普西·克拉马尔为讽刺当时新成立的右翼政府，在维也纳剧院社交圈中蓄起“仁丹胡”，身上挂满纳粹勋章，公开嘲讽政府的不民主政策。
除希特勒的“仁丹胡”之外，八字胡会让人联想到好大喜功的独裁者拿破仑三世；而在西方社会，浓重的大胡子还会让人联想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所以，拒绝蓄须已成西方从政者牢记的“政治正确”。
政治时尚
除了胡子所伴随的隐喻之外，现在的很多政治家留不留胡须、留什么样的胡须，有时也是一个时尚问题。而在时尚被传媒蜂拥的时代，政治家的胡须自然就成了一种政治时尚。
目前当政的这一代西方国家领导人，有着共同的代际特征。当奥巴马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时候，罗纳德·里根是美国的政治偶像。里根从演艺时期到总统任内，都以无须的形象出现，显得精神矍铄、有活力。
而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从牛津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服务时，他的“老板”约翰·梅杰那副无须、大边框眼镜的专业形象也广为英国人所接受。
有人说，放弃蓄须是政治家们在新传媒时代“进化”的产物。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述1960年美国首次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的场景时分析，约翰·肯尼迪年轻小生的形象完胜老迈虚弱的理查德·尼克松，正是从那时开始，政治家的胡须、头发以及穿着色调等成为竞选团队的头等大事之一。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年轻时曾留着一撮山羊胡，参加竞选时他把胡子刮掉，显示出“干净”的笑容，被认为“征服了选民”。而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2001年在总统选举中败给小布什后，留起了一茬短短的络腮胡，被《纽约时报》描述成“通缉在逃的会计师”。这一正一反的例子充分说明在当代西方政治中，胡须发挥着“翻云覆雨”的作用。
等待“轮回”
为什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政坛的“胡子”风潮，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实际上，政治家对于胡子的态度不止经历过一次转变。
几千年前，尼罗河畔的埃及法老就用山羊胡来昭示自己的权威地位。在古埃及，只有法老才能够蓄须，而且法老必须蓄须，才能体现出尊严和威慑力。那些脸上胡须不够的法老，只能通过粘贴假胡须来确保权威形象，甚至几位女法老也在脸上装饰假胡须，象征神和统治者。
可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廷却明确禁止普通僧侣留胡须。原因是在当时的欧洲，男子只有长出胡须才算成年，才能接触女人。久而久之，胡须成了性启蒙、开放的象征，与教会所奉行的禁欲主义背道而驰。
1699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从西欧“游学”回国，把胡子看成是俄罗斯保守观念的标志，为与西方现代文明“接轨”，下令征收“胡须税”，对拒绝剃掉传统的哥萨克大胡子的俄罗斯人进行高额征税，直接导致一部分坚持旧礼仪的宗教人士从国教中分离出去；无独有偶，“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建立宗教与世俗分立的现代政府过程中，同样禁止公职人员和大学生蓄起象征宗教的络腮胡。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须与人类政治史紧密相连，留不留胡须已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标志性装饰。
（摘自《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