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皇帝曾对时任湖南转运副使的黄钧说：“君相不当言命，士大夫不当言风俗。士大夫，风俗之本也。” 他之所以这么说，全因为黄钧上书论士大夫风俗不振。 这话猛一看确有道理，特别是前半句非常好理解，为君为相者再说命不命那真是牙痛。按中国人的观点，命不好岂能为君为相？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些君相，其命之差未必比得过常人。宋孝宗前任的前任就是做了金人的俘虏，要按命这说法，实在不咋的。问题的关键其实集中在后一句：士大夫不言风俗。官吏腐败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促成了历代起义不断。起义成功的改朝换代，不成功的则肝脑涂地。如将所有官吏都归入士大夫范畴未必正确，但为便于说明，权且如此粗线条地归一把，毕竟也不算非常错。
虽然人们早就认识到士大夫的言行是百姓的仪范，“廉者，民之表也”“士大夫所尚，风俗因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就整个历史看，可以说士大夫风俗不振，政以贿成，贪赃枉法，比比皆是，虽然历朝历代也有几个让人怀念的士大夫。
士大夫风俗如何是一种客观存在，言与不言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来。但在相当多的时候和情况下，言要比不言好，这会提醒人们对士风的重视，对士人砥砺气节、培养操守有利无害。如果连士大夫本身都不言了，那么还有谁真的会谈论和在乎风俗这档子事？
实际上很多士大夫在其著作或奏章中谈到风俗并强调其重要性。如贾谊提出“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王符认为要“表德行以厉风俗”。司马光写下了“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苏轼则认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从这些记载看，南宋孝宗所谓士大夫不言风俗的话是颇难成立的。只是对照宋孝宗的话，更多的士大夫不仅不言风俗，而是一味地败坏风俗。
蔡京是宋熙宁三年进士，可谓正宗的士大夫。可今天人们读不到蔡京谈论风俗的记载，能看到的大多是他的奸佞。朱勔父子原本不是公务员，既没有参加过科考，也没有荫庇的前程，就是捐钱捐粟的捐班出身也没有，和公务员一点儿不搭界。但蔡京在杭州时，因经过苏州欲建僧寺阁，看中了朱勔父亲朱冲的办事能力，应召回京时不仅带上朱勔，还把朱家父子二人的姓名纳入童贯军籍中，使朱家父子混进了大宋的公务员队伍。
朱氏父子虽皆已为官也绝算不得士大夫，所以把所有官吏都归入士大夫范畴是有问题的。指望这样的公务员去讲风俗与节操，那只能怪自己迂腐。可朱勔这个假公务员却能让众多真公务员拜倒在他脚下。不仅国库的银子成了朱勔的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成为防御使后，东南一带的刺史、郡守也多出其门下。总不能说刺史、郡守都不是真公务员，都不是当时的士大夫。官场风俗到了如此这般田地，北宋要不灭亡那才是奇怪之事。
只是话说到这份上也得承认宋孝宗所说的“士大夫，风俗之本也”也有几分道理。这和清代管同所说的“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颇有相通之处。士风在社会生活中确有导向作用。
今天吏治的好坏也已经成了风俗之一种，默认或顺从腐败几乎成了人们的生存智慧。而最可怕之处在于腐败分子会时不时地大谈反腐败。每当腐败分子倒台后再重读这类新闻，想想宋孝宗所说的“士大夫不言风俗”，不免感觉这话虽然站不住却似乎也有理，毕竟让蔡京去谈风俗和让腐败分子谈反腐败一样，只会使人徒感滑稽。与其这样谈，还不如照搬宋孝宗所说的“士大夫不言风俗”好。因为假谈不如不谈，纯粹为了自我掩饰的谈，那真应了李贽所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