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南方周末》就曾以头版和二版几乎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为我们披露了“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从译介到研究、从使用到危害的大致过程。从198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所的佟建明首次将“瘦肉精”译介到国内，至今已经20多年了，将“瘦肉精”添加到饲料中来“培育瘦肉型猪”，恐怕也有20年了。这期间有多少含“瘦肉精”的猪肉投放到了市场，有多少消费者食用了这种猪肉，恐怕只能用“不计其数”来统计。
问题在于，几乎就在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刚刚开始译介有关“瘦肉精”研究成果一条一条的往往如同虚设时，欧共体已经于1988年1月1日起，禁止盐酸克伦特罗物质（即“瘦肉精”）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可我们怎么能在人家开始禁止的同时，启动研究和使用“瘦肉精”的程序呢？这不能不暴露我们现行体制的诸种弊病和漏洞。国家力倡培育瘦肉型猪原本没有错，科研人员研究如何培育瘦肉型的猪也没有错，为了培育瘦肉型猪而译介国外的相关论文、撰写相关的科研论文当然也都没有错。可是，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了“瘦肉精”的毒副作用，我们的科研人员却视而不见，并在论文中刻意回避和隐瞒了这一重大问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一位副院长说得好：“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表不了，所以我们有些顾忌。”对于那些需要通过发表论文而获得职称和地位的科研人员，那就不仅仅是个“顾忌”的问题了。当年引进“瘦肉精”研究的，大都是海归学人，按一位要求匿名的权威专家的理解，他们“急需‘闯出名堂’，引进国外热门课题很容易得到课题支持，职称、地位等，一系列的实际利益自然也就接踵而至”——仅浙大动物科学学院的饲料所，2000年的总产值已逾35亿。在如此巨大的“效益”面前，他们还在意“瘦肉精”是否有什么毒副作用么？“所以，国外关于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引起中毒等‘负面信息’被他们屏蔽”。这些海归固然利欲熏心，但不也正是我们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吗？有政府的“培育瘦肉型猪”的“圣旨”在握，媒体又竭力宣传、公开倡导“进行提高瘦肉率的研究”，高校及其科研机构自然就可以放开手脚研制，并直接通过自办（或“挂靠”）的“公司”以及民间的企业，将含有“瘦肉精”添加剂的饲料，投放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其中没有任何的监督与制约，没有任何“负面”的报道，近20年来就这么任其毒害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尽管1997年农业部也曾下文“严禁”，并把“盐酸克伦特罗名列禁单第一位”，但除了“下文”又有多少切实可行的严厉措施呢？巨大的利益驱动，早已把官、学、商三者紧紧捆绑在一起，而置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不爆发像上海、广州这样重大的中毒事件，有关部门恐怕至今也未必会“高度重视”这件事情。然而，集中爆发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潜在的慢性的危害，轻微的毒素经较长时间的积蓄之后，才会“由量变到质变”而令人致病甚至致命。如今，许多水产养殖户都偷偷将避孕药添加到鱼虾等的饲料中去，对人体一时不会造成明显的危害，但长此以往呢？有位朋友开玩笑说，整天吃这类水产品，早晚有一天中国人会连孩子都生不出来。我看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真实的预言。
从“瘦肉精”的横行与肆虐，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科研人员科学伦理道德的丧失。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政府在“力倡培育瘦肉型猪”的同时，能充分考虑到培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并积极预防；假如媒体不仅仅是“公开倡导进行提高瘦肉率的研究”，而且密切关注、跟踪这一研究，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予以曝光；假如我们对科研人员的评价，着重考察的是其真实的学识和能力，而不是一味把发表“论文”当作所谓的“硬指标”；假如我们的科研人员稍有科学的良知，在译介和研制的过程中，坦然地揭示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各种副作用，而这种揭示副作用的做法又丝毫不会影响论文的发表；假如……我想，如果这一系列的“假如”都不是假设，而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瘦肉精”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毒害那么多的消费者了。依此类推，我们今天的食品和药品问题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以致广大民众连一日三餐都心存疑惧，连病都不敢看、连药都不敢买了。
不错，我们确实颁布了不少的“法规”和“条例”，可如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条一条的往往如同虚设，社会肌体能不被病毒侵袭么？如何医治这些被病毒侵袭产生的社会病灶，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