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否定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从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东方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此出现了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当“东欧剧变”后，人们对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道路更有许多困惑和疑虑。正确比较东西方社会主义不同道路，能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不动摇。
关键词：社会主义；东西方道路；历史比较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34-03
20世纪初，布尔什维克的形成和俄国1905年革命中新型民主革命路线的提出，标志着通向社会主义新道路迈出了第一步。这条路线受到孟什维克的反对，孟什维克得到了第二国际几乎所有政党的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因此进一步发展，争论的焦点时有变化，但贯彻始终的是东西方通向社会主义不同道路的争论。本文拟就对社会主义东西方道路的历史作一比较分析，以便对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对20世纪社会主义不同道路
进行比较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曾确信十月革命开拓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社会党的策略一概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行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共产主义运动对过去的历史开始了反思。欧洲的共产党最早这样做了，苏共20大也这样做了。对此，我国要迟了许多。“十年浩劫”过去后，改革开放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路线和策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门打开，使人们扩大了视野，了解了世界，重新认识了西方。这样的结果，必然引起了对历史的反思，从而引起对自己信仰的重新思考。我们注意到在反思中出现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
一个“小”是依然存在的老“左”派。他们固然不会肯定“十年浩劫”，但对“三面红旗”还有留念，总体上对整个50年代的秩序依依不舍。他们始终坚持固有的“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抵制的作用。另一个“小”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他们也拥护改革开放，但对四项基本原则不以为然，反对列宁主义，推销西方制度。这两个“小”，从改革伊始就已经存在。“东欧剧变”对两者的刺激，都被利用来作为各自的立场辩护。近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更趋活跃。2007年第二期《炎黄春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前途》是它的突出反映。如果说“两头小”还只是“精英”们相对小的范围，但它在广大的群众中（“中间大”）的影响却值得注意。这个“中间大”包括了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人群，这里还包括大量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他们当中，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曲折道路的一代人，不可能留恋“左”倾年代，一般也不会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包括这些人群在内的“中间大”，一般对改革开放后的成就是肯定的，对现行政策虽谈不上都能深刻理解，却可以接受。但是，“中间大”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疑虑必须重视：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问题怎样理解？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有经济已占半壁江山，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以及严重的不正之风等，都是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关切的问题。第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怎样理解？民主政治、福利国家、瑞典模式对许多人已不是陌生的词汇。我国改革开放是否正在学习西方？第三，“十年浩劫”、“东欧剧变”、“东西方差距”怎样理解？等等。这些疑问必将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可以成为坚持“左”的路线精英们的听众，也可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精神俘虏。
我国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深入的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争论将继续存在。反思突出了对社会主义东西方道路进行正确比较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正确回答如下问题是必要的：第一，正确认识19-20世纪之交的时代，理解社会主义“东方道路”形成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第二，全面理解列宁关于“东方道路”的理论和策略，要历史地比较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全过程，理解“东方道路”的优越性。第三，要客观地总结“东方道路”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分析“东方道路”优越性成为现实的基本条件。回答好这样的问题，才能对党深入改革开放的路线有更深刻的理解，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帝国主义时代决定了“东方道路”
形成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同时也决定了西方道路发展的轨迹 恩格斯曾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P695）因此历史过程中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可以直接地或通过一个曲折的途径在经济基础的变化上找到最终原因。
列宁从事革命活动开始于19世纪的90年代。这正是帝国主义制度体系在这个星球上的形成时期。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列宁主义形成的基本条件。怎样解决帝国主义时代形成期的矛盾，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俄国问题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
列宁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第一个重大贡献是新型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传播。面对俄国当时的阶级形势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局面，列宁突出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和组织起一个“革命家”的组织，为俄国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有了《怎么办？》这样伟大的著作，并随之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列宁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自觉性，他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否定了民粹派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同时，他准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把俄国的问题放在世界的特别是欧洲矛盾的全局下去思考，敏锐地看到帝国主义形成期的俄国出现了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这里的资产阶级在面对封建势力和背对已经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工人阶级两个“敌人”时，它日益失去正面攻击封建势力的革命性。它宁肯向过去的敌人妥协，不敢放手发动农民，又着重去提防未来的敌人。相反，这里的工人阶级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鼓舞，在政治上加快成熟，而比一般进程更快地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广大劳动者无疑不愿意再经受资本主义的“炼狱”。这些思考集合的升华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从而否定“经济派”等“舶来品”。 比俄国迈出新型民主革命的第一步更早些的时候，欧洲社会党已在探索“和平过渡”的策略。西欧在世纪之交普遍地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这是因为这里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此在保持剩余价值率继续提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使劳动者阶级生活福利水平获得稳定提高。这三个“提高”和通过对东方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剥削获得巨大利益的“危机输出”，正是“国内和平”的重要条件。这样的环境，造成这些国家劳动阶级沉重的精神负担：在国内对资产阶级的妥协精神，对外的民族主义倾向。社会党未能为劳动者阶级指出前进的方向，却因此把“和平过渡”作为唯一的斗争策略，并在世界大战中陷入沙文主义的泥坑。西方从此走上改良主义的不归路。它使世界劳动者阶级感到憎恨，也曾给予谴责，但也只能承认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三、“东方道路”的优越性
列宁是“东方道路”的开拓者。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东方道路，即“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领导新型民主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道路，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2]（P20）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文中，全面阐述了新型民主革命的策略路线。马恩在《告同盟者书》中只要求无产阶级应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在革命中“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3]（P391-392）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却明确提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4]（P513）领导权的重要性，为以后的革命实践所证明。民主革命的“彻底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而领导权则成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杠杆。列宁在提出领导权的同时，提出革命胜利后不是如《告同盟者书》里“民主派将会取得统治”，[3]（P391）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4]（P547）这样就指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国家民主革命的特殊规律。列宁关于东方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基本思路此时已经大体形成。布尔什维克为新道路的开拓进行了艰难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统治出现了危机。1917年二月革命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俄国在沙皇统治崩溃以后，却真正出现了“一个一切中间党派轮流掌握政权并相继破产的过程”，[5]（P38）终于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完成了恩格斯早年估计的“一种缓慢的但是坚定不移的历史进程。”[5]（P370）新型民主革命路线终于得以胜利实现。“东方道路”的开拓进入了新的阶段。
历史已经证明了并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的优越性。第一，新型民主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欧洲民主革命胜利后都经过了帝制和复辟的几次反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我国在争取民主共和的过程中，也经过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帝制复辟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几十年的痛苦历程。在亚、非、拉许多国家也都经历了像我国这样的历程。第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有可能依照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处理完成民主革命历史过程中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障社会更稳定地发展。或许人们还会以斯大林模式形成过程和我国“十年浩劫”的历史对此提出质疑。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建国初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却证明了东方道路的优越性。第三，历史将证明，在我国深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时，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相应地顺利发展。今天西方社会党正在这个重要时刻举步踯躅。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再次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给以科学的解释。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6]这就是我党从20年曲折道路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30年来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我党的总结和因此采取的对策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老“左”派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对历史经验总结的错误。
今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可以用“举世瞩目”来形容的。今天固然在各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为解决历史上遗留问题不得不遇到的，它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确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但不要希望能一帆风顺，更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不怕攻讦、不受干扰、认准大方向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许京元.完成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J].宜宾学院学报，2002，（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十七大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