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围绕“民诉中的伪证泛滥”展开专题研讨。将当前司法实践中泛滥的伪证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人们的眼前。 2012年8月15日，安徽省泾县法院行政庭开庭审理一起普通离婚案件，原告马某某在诉状中称丈夫经常对她进行打骂，她实在不堪忍受，提出离婚。
该案庭审中，被告一直拒绝出庭，法院只得缺席审理。庭审中，原告一再声称自己与被告是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的，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并且申请了证人马某出庭对此进行证明。
但，当事人格外强调事实婚姻的反常表现及一再解释引起法官警惕。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原告才承认其与证人马某系姐弟关系。
随后，承办法官在泾县档案局查到了原、被告结婚登记申请等相关资料，由此，马某某、马某串通作伪证一事真相大白。
8月22日，主审法官向马家姐弟宣读拘留决定书，决定对马某某司法拘留7日，对马某司法拘留5日。
“没想到在法庭上讲了几句假话，竟要被逮起来，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会干这事的！”当冰冷的手铐戴上双手时，马某神情沮丧，悔不当初。而让其出庭作伪证的姐姐马某某也同样被戴上手铐，一同送往拘留所。这也是安徽省首例因民事诉讼出庭作伪证被拘案。
上述案例只是我国当前民事诉讼案中无数伪证者一个缩影，事实上，当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存在伪证发生率高、制裁率低，犯罪收益高、犯罪风险低等“两高两低”现象，伪证频频出现，对司法公信、社会诚信、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均构成巨大伤害。究其原因，笔者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客观上，当前民诉中伪证难入罪。为防伪证，我国新颁的民事诉讼法铺设了一条“追究伪证刑事责任”的轨道，这条轨道看似通向了刑法，然而，刑法中没有铺设对应的规定，使这条轨道“凌虚蹈空”。虽然此次新颁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在仍不存在民事伪证罪，新颁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只是给刑法的修订预留了空间而已。再者，我国的立法对伪证的形式的列举也过于简单，而且对伪证制裁的形式的列举也过于简单，轻重幅度把握不到位，仅有的罚款和拘留两种形式，操作性不强，警示力不大。同时，法庭认证也有很大困难，“打假举步维艰”，造假容易识假难。
其次，主观上，当事人诚信缺失，法律意识淡薄。当前的中国，文化发展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尤其是价值观念建设不力，是导致“利益至上，作伪无妨”的原因之一。深究下去，我国缺少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个人道德和行为缺少应有的强制性规范与必要的惩戒，包括对不良行为的记录，放任了一些人不择手段，为了牟取不当利益，“轻松伪证”，严重干扰了民事诉讼程序，影响了裁判公正，践踏了法律的尊严。
今年5月，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诉讼诚信档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将诉讼表现引入公民诚信档案，从社会舆论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当事人形成无形压力，不仅能够节约司法成本，用道德规范弥补法律盲点。 而对外来说，诉讼诚信体系的建设也是在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据悉，目前潍坊中院及各县市区法院共记录了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近3万条诚信信息，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增加。“诚信信息”，已经可以依申请开放查询，并给建设、房管、银行等部门单位提供审批、放贷依据，成为推动社会诚信的基础。
因此，笔者建议，可由政府推广，法院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诉讼诚信档案。让伪证者真正无处遁形！
